董子兴

原中共奉化县委书记

董子兴，奉化人，中共党员。任中共奉化县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秘密斗争。

董子兴

（1899年～1928年01月22日），男，汉族，浙江奉化人。又名申威。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向往革命，追求真理。1925年“五卅”事件后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组织派他在奉化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农协，宣传“二五”减租等农运工作。1927年初任中共奉化县委委员、国民党奉化县党部青年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中共奉化县委书记、国民党奉化县党部常务委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继续整顿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农民开展“二五”减租斗争。同年11月10日从县城转移农村途中不幸被捕，于1928年1月20日英勇就义。

生平

董子兴(1899—1928)，又名挚声，原名法兴，乳名申威。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奉化县党部宣传部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奉化县委书记，为恢复和发展全县党组织作出了贡献。1927年11月被捕，1928年1月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

一

1899年8月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一)，董子兴出生于奉化县连山乡后畈村。父亲董奕兆是位私塾教师，母亲王氏早卒。继母毛氏主持家务。董子兴仅有一妹。有祖传薄田三四亩，收入无几，父亲教书薪金微薄，家境拮据。

董子兴7岁起跟随父亲在本村私塾读书，15岁进入剡源高等小学。1918年，19岁的董子兴考入宁波省立第四中学。1921年，因家里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只得辍学回家。为了生活，他去上海报考交易所，没被录取。旋即转赴南京投考可以免费读书的高等师范学校，但考期已过。结果流落街头，身无分文，只得把携带的中学课本出售作盘费，返回上海，又得到亲友的资助，总算回到了家乡。谁知祸不单行，年轻的妻子患病，因无钱医治，不幸逝世。

起初，董子兴受邻村大堰的好友王任叔(巴人)的影响，试图从老子，庄子的学说中探求人生的目的何在，结果使他俩大失所望。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提出“文学应该表现人生、反映人生”的主张，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在董子兴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他成了新文

化的爱好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发行，使董子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朦胧地感觉到她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5年，董子兴在家乡大堰镇亭小学任教。王任叔在上海目击了“五卅”惨案后，返回家乡联络董子兴、王仲隅等人组织起一个剧团。他们编排了《沪上流血记》，《朝鲜亡国一瞥》等剧目，在附近乡村巡回演出。当演到市民、学生被外国巡捕打死时，观众都泣不成声，当扮演巡捕头子爱德华的演员出场时，观众纷纷向他扔石子。目睹这一场面，董子兴感慨地对王任叔说，“谁是真正的爱国力量呢?就是那些心地纯洁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靠自己双手吃饭的老百姓。他们才是我的老师！”是年，董子兴就由王仲隅介绍，参加了奉化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剡社”和改组后的国民党。11月，他被推举为国民党里连山区党部党务委员。

1926年2月，董子兴通过王任叔的关系，进入县城奉化初中任教。董子兴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人，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他在王任叔主编的《新奉化》月刊第5期上，发表《青年之态度》一文，指出：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中国最有希望的是青年；青年当有平民精神，同情于被压迫阶级；青年应有革命精神，扶植农工来打倒乡绅，剪除军阀、官僚；青年应有牺牲的精神，能牺牲才能不顾一切，为社会、为沦于水火之中的同胞做事；青年应有纪律，做事不是儿戏，可以任意去做，一定当有步骤，等等。

6月，王任叔被县城的一些劣绅控告为“赤化分子”，不得不离开奉化去广州。不久，奉化初中的其他进步教师，也都遭到迫害和排挤。7月16日，董子兴赴广州找到王任叔，告诉奉化县城开展斗争的情况。王任叔鼓励董子兴回到家乡去，发动群众继续斗争，并告诉他，可与宁波党组织接头。

董子兴从广州返回奉化后。很快与中共宁波地委取得了联系。他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农村，宣传革命理论，动员农民组织起米，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他还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戚秀嫒从家乡接到县城居住，协助做送信联络工作。

二

1027年1月中旬，北伐军第十九军(原浙军第一师起义部队)同孙传芳军阀部队，在与奉化毗邻的宁海黄坛激战，因战斗失利，形势逆转。这时，董子兴正在家乡，为避免兵燹，立即发动群众做好护村工作。他还写了几道诗，在2月10日、11日宁波《时事公报》上发表，以抒发自己忧时爱国的心情：

我的爱呵！

你那日笑取盈盈地赠我的。

那朵玫瑰花儿哟，

我把它插在瓶上，

而今谢了。

……

2月18日，北伐军占领奉化。董子兴连夜从家乡赶到县城，与冯之京一起赴甬接洽，回奉后，立即取缔了劣绅纠集的国民党第二县党部。这时，在武汉北伐军第七军医院工作的中共党员王仲隅、庄公闾返回家乡，与中共宁波地委接上关系，遂介绍董子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月下旬，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驻宁波特派员赵济猛（当时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来函改组奉化县党部。改组后的国民党县党部，7个部的负责人均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董子兴当选为宣传部长。

3月4日，董子兴以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各地努力宣传，组织民众。他还亲自奔波于里连山区、长寿区及大桥等，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

正当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却背叛了革命，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这危急的形势，董子兴在一个学生的纸扇上挥毫题写了“蛾了欲得光明，不惜焚身；人类争取自由，何虑抛颅”的语句，表达了他愿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

4月29日，国民党奉化、象山、南田3邑特派员胡轨，主持改组了奉化县党部。由于董子兴尚未暴露身份，中共组织令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县党部内，他争取到了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职务。5月，国民党右派在奉化“清党”，中共党员庄公闾、王仲隅等被捕，奉化的党组织被破坏。董子兴沉着冷静，尽力保护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他少年时的同学、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部长张英敖，负责办理“清党”登记之事。为了争取张英敖，保护更多的同志，董子兴悄悄地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供给他阅读。谁料，张英敖是个倾向国民党右派的人物，乘杨虎、陈群到宁波“清党”之机，便向宁波清党办事处告了密。6月24日，董子兴被捕押到宁波，二三天后由老同盟会员、省政务委员庄崧甫（奉化曹村人）作保才获释。董子兴回到奉化仍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后被降职改任县党部农工部长。他以农工部长职务为掩护，继续奔走全县各地，秘密地开展地下党的工作。

7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嘉谟，指派董子兴等人筹建中共奉化临时县委（9月改为正式县委），董子举任县委书记。他和其他成员一起，在县城、大桥、西坞、亭山、畸山、大堰、松林等地，恢复和发展了10个党支部，并建立了城区、西坞等区委，又派县委委员蒋昌林去奉东恢复各个党支部。从此，对全县党组织实行了统一领导。同时，恢复了各区农民协会、县妇女协会和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及活动。

9月10日，董子兴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条例，发动长寿、金溪、忠义、里连山等区农民协会会员几千人，分批进县城“请愿”，迫使国民党县长陆有章签发《施行二五减租布告》。各区农协骨干返回后，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结果，长寿、金溪两区实行了“二五减租”，还给雇农增加了工资，这场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三

l927年11月初，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王嘉谟等人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在奉东，鄞东、鄞西，镇海，三北等地设置了暴动点。为了加强奉东忠义区暴动点的力量，决定把中共奉化县委机关从大桥迁往奉东松岙，归省委常委卓兰芳统一指挥，并派赵文光与董子兴联系。董子兴将县委迁移之事告诉各支部后，即与赵文光一起前往松岙。由于缺乏隐蔽斗争的经验，他们把党员名单、支部划分，党内文件及宣传资料等，都放人藤夹内随身携带。途中，又因携带的东西太多，董子兴把宣传资料寄存在一所小学的教师处。l1月10日傍晚，他们途经裘村象岭时，遇上了国民党省防军巡逻班。因董子兴佩有国民党奉化县党部的徽章，被准许通行。当董子兴与赵文光上岭爬坡时，迎面走来一个流氓模样的人。此人见董子兴好生面熟，顿生疑窦，连忙叫哨兵呜枪，喝令他们折回。董子兴见情况不妙，想把藤夹坠人山涧，未成，被敌人当场搜出党员名单等，他俩即被押到裘村省防军连部。次日，被押解到大桥岳林寺省防军营部，当晚囚禁在奉化县看守所。被捕后，董子兴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危却牵肠挂肚，设法托人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奉化初中教师萧志颜(当时任中共奉化县委青年部主任)。萧志颜闻讯后，连夜派人分头通知各支部的党员迅速转移。第二天一早，国民党奉化县军警紧急出动，按照搜获的名单捕人。幸亏多数党员及时转移，仅广渡的周世庸、禽孝的杨存马来未及转移而被捕。

董子兴看到自己的同志被关进看守所，心里十分内疚。放风时，他召集赵文光，周世庸，杨存马来，商议对付敌人的办法。他把赵文光说成是不认识的同路人，把周世庸，杨存马来说成是准备发展的对象，要他们把事情都往他身上推。几天后，他们4人被逐县递解到杭州，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董子兴受难友们的欢迎，同志间的真挚臂谊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真是个新世界，不同于旧世界了”，“这里没有假笑，没有伪啼，每一句话，都是从心腑里说出，既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凌辱陷害的阴谋”，“人类的幸福是要从我们这里做出发点了”。当董子兴看到一个个难友被杀害时，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他又写了日记。 “我竟将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无以对

死者”，“最使我痛心的，是F县(指奉化县)革命党全部的工作给我‘破坏’了，因为什么证据，名单都被搜去了。”为激励革命斗志和增长文化知识，难友们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在张秋人领导下，董子兴被聘为教员。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尽量讲解给大家听，难友们领会了，理解了，便感到无比欣慰。

人狱一个月后，董子兴等4人才被传讯。赵文光、周世庸，杨存马来3人，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应付。敌人抓不到把柄，只好将这3人先后开释。敌人对董子兴严刑逼供，要他说出奉化党组织负责人和上级党组织领导人。董子兴怒目而对，铿锵地回答；“就是我！”敌人诱逼他说：“董子兴，你被别人利用了。”董子兴反驳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怎么会受人利用?”此后，不管敌人怎样酷刑威逼，董子兴只有“就是我”一句话。敌人见在董子兴身上得不到他们所要的机密，恼羞成怒，于1928年1月20日将他杀害。董子兴牺牲时，年仅29岁。遗体由王任叔收敛，运回家乡安葬。此后，哪怕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家乡人民也一直缅怀着这位中共奉化县委第一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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