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县

山东蒙山县

1945年10月31日，中共鲁中区区委、鲁中行署决定撤销泰南三地委及其行署，将其所辖费北县与沂蒙行署所辖费东县合并，成立蒙山县，归属沂蒙专区所辖。县人民政府先驻上冶(今属费县)，后驻西荆埠。

建制沿革

1945年10月31日，山东省政府《关于调整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及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指示》下达后，中共鲁中区委、鲁中行署决定撤销泰南三地委、行署，将其所辖的费北县与沂蒙行署所辖费东县合并，成立蒙山县，归属沂蒙专区所辖。原属费东县的青石、盆泉两个区划归沂南县；原费北县所辖大庄、团埠两个区划归蒙阴县；同时撤销泰宁县，其所辖的仲里区，划归蒙山县管辖。

1946年2月，蒙山县已经辖仲里、保太、固城、卞桥、上冶、白埠、薛庄、诸满、汪沟等9个区。蒙山县委、县政府驻上冶、埠口一带。蒙山县先后隶属鲁中二地委（沂蒙地委）、鲁中南二专署、沂水地委。

1946年4月，蒙山县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同年12月，全面开展土地复查。

1947年9月，全面开展土改复查工作。同年，在保太区孟家武阳村成立了蒙山县第一个互助组。

1949年9月，蒙山县共有718个村庄，93046户，389062人，1099802亩土地。共有分区委9个，党支部370个，党员6480人。其中农村支部357个，农村党员6028人，分布在598个村。

1951年10月20日，蒙山县155个乡，716个村，全部结束土地改革，颁发了土地证书。

1952年3月，蒙山县撤销，将西部的仲里、保太、固城、卞桥4个区并入平邑县，东部的上冶、白埠、薛庄、诸满、汪沟5个区并入费县。至此，蒙山县历史结束。

政府机构

县政府

民政科、财粮科、实业（建设）科、文教科、司法科、公安局、战时邮局；县参议会由唐绍典任参议长、李伯瑾任副参议长。

县委、县政府领导

县委书记刘次恭，县长马鸿祥，统战部长李伯瑾，武委会主任时俊，组织部长张扬，宣传部长陈东阜，民运部长兼各救会长魏化之，农救会长杨诚，职工会长刘曰江，青救会长赵冲，妇救会长鄢峰。

历任县委书记、县长

刘次恭、刘夏峰、赵长利、董林汉、杨梦蒲、孙志瑗先后任蒙山县县委书记，马鸿祥、赵长利先后任蒙山县县长。

历史进程

蒙山县为鲁中区的最南端，而平邑县居鲁南区的北部。鲁南是山东的南大门，是国民党军北上解放区“收复失地”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鲁南地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队北犯解放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蒙山、平邑两县军民投入了轰轰烈烈地支前和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

支援津浦铁路线前线作战

为了保卫山东解放区，阻止国民党军队北犯抢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于1945年10月中旬在徐州、济南间发起了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历时3个月，歼国民党军28000余人，控制了津浦铁路中段200公里。此次战役，解放军首先打击的是为国民党正规部队开路的伪军吴化文部和北犯的日军，攻克了邹县城及附近据点；继之进行界河伏击战和进攻临城、夏镇之间柏山战斗；最后向韩（庄）滕（县）段及临（城）枣（庄）线的国民党军和日伪据点展开全面进攻。在战役发起前，平邑、蒙山两县组织了民兵子弟兵团参战远征队1000多人，分赴津浦铁路兖州至邹县段、兖州至磁窑段，和其他县的民兵一起扒铁轨，进行铁路大破袭。在铁路的破袭中，总的要求是，路沟填平，路基挖出一半，铁轨枕木运空，车站桥梁全部摧毁。两县民兵以区中队为单位，每根枕木旁安排二至三人，由铁轨一侧一字排开，先拆掉连接和固定铁轨的夹板，然后一声号令，大家用撬棍同时用力，一下就把铁轨连同枕木一起掀到路基下边。用这种办法，各区将队伍连在一起，在短时间内就能使十几公里长的铁路来个大翻身，而且很难在短期内修复。经十几天的努力，平邑、蒙山两县和其他县的民兵共同破坏津浦路130余公里，将津浦铁路拦腰斩成数段，中断了交通，迫使国民党军和日伪军徒步运动，造成敌人补给困难，为鲁南、鲁中军区和新四军等主力部队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

平邑县六区民兵一个中队到滋阳执行战勤任务，和兖州城伪军吴化文部的“黑杀团”遭遇，展开肉搏战，打死“黑杀团”特务9名，打伤4人。战斗中，平邑六区武装委员、民兵队长胡兆东和民兵岳敬后、张俊林、郭兴举等4人壮烈牺牲。民兵中队完成支前任务返回家乡后，平邑六区召开了60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区指导员、县政府民政科长和民兵战斗模范、支前模范先后发言。共同表达了以实际行动纪念烈士、全力支前和保家保田、保卫解放区的决心。

1945年11月24日，费县（原费南县）县委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反内战大动员，号召全县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并组织人力14970人，出动小车2005辆、手推车54辆、地排车25辆、牛2400头、骡子10头，担任前线运输任务。有12个民兵中队，计1440多人参战（其中有3个民兵中队协助解放军作战，9个中队看押俘虏），缴获机枪1挺，步枪5支，匣枪3支，迫击炮弹20余发。

1945年12月6日，平邑一区民兵中队到曲阜边沿区配合当地武装坚持斗争，在58天的支前工作中，配合地方武装两次打退抢粮的伪军，截获伪军抢掠的粮食50多小推车，打死伪军3人。另外，他们还派出1个分队，分5个工作组，进到一个村子，配合当地村干部发动群众，用8天的时间，向地主讲理算账，追回土地4顷。58天支前工作完成后，鲁南第一军分区奖励给他们锦旗一面。费县（原费南县）、温河、赵镈三县民兵奔赴在攻打吴化文部的战役中，看押俘虏4000余人。在邹县战役中，费县（原费南县）与邹县民兵又接受了看押俘虏2500多人的任务。费县（原费南县）子弟兵团1000多人，参加了歼灭吴化文主力部队之战场的打扫任务，获得捷克式轻机枪1挺，机枪零件一部分，步枪5支，匣枪2支，手榴弹500多枚，子弹200余发，各种炮弹21发，粮食500公斤。另外，还填平封锁沟500米，摧毁碉堡1座。

支援东北解放区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指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国民党部队北上，并准备将3万兵力在11月之前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指示，鲁中区的主力第三师，新组建的警备三旅，共13000余人及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先后奔赴东北。费北县为此作出较大的贡献：早在1944年7月，费北县独立营副营长带1个连升级编入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特务连，后整编入警备三旅；11月，费北独立营二连升级编入军分区九团八连；1945年9月，费北县独立营（含5个连），升级编入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特务营，整编为警备第三旅第九团，于11月下旬奔赴东北新区。同时，鲁中区党委抽调干部，随军支援东北。费北县委组织部长时克，代理县长王依群，以及郑芝、武勇（女）、钱兴门等人，参加鲁中干部大队，由泰南地委书记刘莱夫和于杰、张烈带队，由部队护送去了东北。

1945年10月10日，泰南三地委、行署撤销，费北县委划归沂蒙地委领导。费北与费东着手筹备合建蒙山县。根据沂蒙地委指示，蒙山县一边筹建，一边进行动参。费北、费东动员2968名青年踊跃参军，组成蒙山子弟兵团，县委书记刘次恭兼任团政委，子弟兵团除少量留山东外，其余全部编入主力部队。他们满怀着解放区人民的期望，跟随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挺进东北。

从原来的费北县到后来的蒙山县，升级到主力部队的地方武装和随军支援东北的地方干部，为解放东北，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增资和反特斗争

抗战胜利后，解放军收复了大片的国土。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过去在日伪的“扫荡”、“蚕食”、“封锁”中，受尽了汉奸和恶霸的欺凌与奴役。解放后，各阶层群众强烈要求锄奸反霸、翻身复仇、改善政治和经济地位，夺回被掠夺霸占的土地财产。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清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为了搞好反奸清算运动，1945年8月15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山东省汉奸自首自新暂时条例》、《山东省处理汉奸财产暂行办法》等法令，对汉奸等一切“破坏民族解放事业者”作出了明确的惩治和处理规定。9月30日至10月13日，山东省第二届各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及第三届青救会在临沂召开联席会议，布置在解放区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反奸诉苦、清算恶霸和把群众武装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会后，各解放区的反奸诉苦、清算恶霸运动逐步展开。

蒙山、平邑两县根据会议精神,采取各种措施，引导群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和清算恶霸运动之中。各区、村首先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以往由于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遇到好年景，辛苦一年，落得个“出牛马力、吃猪狗食”的景况；如果碰到年景不好，借了陈粮还新粮，年年借粮，年年还粮。无论怎样努力，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还延续到下一代当牛做马。不是封建势力养活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封建势力。农民受苦的根源，是受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只要大家一条心，组织起来推翻封建势力，建立村民主政权，才能真正当家作主。

反奸诉苦和清算恶霸运动，斗争的对象是汉奸及封建势力，斗争的方式是批斗和公审，对作恶多端的汉奸和封建地主，给予严厉打击，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经过广泛深入地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压抑多年的仇恨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有的主动向政府检举，有的将汉奸捆绑起来要求政府法办。各村都召开批斗大会，将汉奸恶霸押到公开场所，清算他们的罪行。许多群众穿着破袄单裤，顶着凛冽寒风，从早到晚参加控诉大会，争相上台发言，控诉汉奸恶霸把持村政、霸占土地、高租剥削、横征暴敛的罪恶；揭露他们投靠日军，卖国求荣，欺压百姓，迫害良民的罪行。

1945年10月,费北、费县（原费南县）、温河、费东4县10000多人，在地方镇东新安村召开公审大会，揭发、控诉、审判伪军费县警备大队长陈怀绪。陈怀绪，外号陈四眼子，旧乡长，1938年卖国投日，为日军侵占地方镇和费县城效犬马之劳。他先在日军地方镇据点任伪军费县第一区保安大队长，为日军效忠立功之后，提升为伪军费县警备大队长。他带领日军多次进攻“扫荡”抗日根据地，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罪恶累累。他在地方镇时，将中共地下工作者王宝恒逮捕，用烙铁烙胸、坐老虎凳、子弹别肋骨、灌辣椒水后再用脚踩腹部将辣椒水从腹腔经鼻口溢出等酷刑，最后连开3枪将王宝恒打死。经查明，被他直接残害致死的有3人。在公审大会上，被害者家属义愤填膺，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陈怀绪的残暴罪行。温河县县长王林秋宣布判处陈怀绪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1946年6月，费北县委、县政府在柏林集市上召开控诉、审判大会，斗争汉奸队长孙宝营。会前，愤怒的群众一边敲锣打鼓，一边拿着木棍、铁掀、锄头助威。有的妇女则带着锥子、剪刀，期盼着靠近汉奸报仇。民兵绑押着孙宝营绕集市游行。孙宝营戴着用草席做成的又高又尖的帽子，干瘪的身子，耷拉着脑袋，面如土色，往日趾高气扬的架式荡然无存。审判大会上，人们争先恐后地上台控诉。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控诉，会议主持人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判处孙宝营死刑，立即执行。县内其他地方也在镇驻地或集市上召开控诉和审判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和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同时，对那些拥护人民政府的法规、政策，坦白自己的罪行，真心悔过，主动献出利用各种手段霸占的土地、房产等财物的和对实行减租减息的地主和部分当过伪军的人，给予宽大处理。

反奸诉苦斗争，镇压了伪组织等封建势力，振奋了群众的斗志，促进了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

新解放区的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起初由于各村庄的情况不同，个别村庄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在较长时间里，反奸诉苦和双减工作难以开展。平邑、蒙山两县的中共县、区组织向这些村庄派出工作队，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把苦大仇深、觉悟提高较快、热情高的积极分子组成数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先诉苦，及时召开有准备的能解决问题的小组长联席会议，把影响村内工作的主要问题找出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意见，然后分头行动，落实联席会议精神，待时机成熟，再在村内进行联合斗争，逐渐打开了落后村的局面。联合斗争之后，待群众发动起来，再提出新的斗争目标，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加入农会等群众组织，通过整理各群众团体，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然后进行减租减息，使“双减”较为顺利地进行。

在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苦大仇深，阶级立场坚定，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在斗争中受到群众拥戴。在村级政权建设中，经群众选举把斗争中的积极分子选进村级班子。民主村政权的建立，彻底推翻了伪政权，达到了在经济上削弱、政治上摧毁封建势力统治的目的。

反奸诉苦和清算恶霸运动推动了蒙山、平邑两县的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多数区、村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在反奸诉苦和清算恶霸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有部分区、村的减租减息运动与反奸诉苦和清算恶霸运动同时进行或穿插进行。

据统计，蒙山县在这次运动中，斗争次数3104次，翻身农民群众共获得土地19503亩，房屋1069间，油坊7座，粮食461957公斤，耕牛（驴）324头，猪447头，羊307只。此间，有20万群众参加了各种组织，发展党员700名。

平邑、蒙山两县的“双减”工作基本做到了自解放之日起,无论公私租佃土地,一律按原租额减少25%执行。本季未交租者,实行二五交租；已交租者，按25%退租。佃户欠租而无力交纳者，少交或免交。地租以外的额外负担均予取消。抗战胜利前的债务，因利率高还没有还清的，可减半还息。利息比本金大时，就不再交利息，还本金即可。所交利息已超过本金的，多余部分按还本计算；所交利息等于本金二倍的，不再交本息，算作两方结清。抗战胜利后的债务，期约在一年之内的，月息最高不超过3%，并且不得利上滚利，每次付的利息累加起来不得超过本金。不论借钱还钱、借钱还粮，还是借粮还粮、借粮还钱，折换后，都不得超过政府的规定。增加雇工工资，一般应按照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够除解决自己生活外，再养活一至一个半人为标准。对于政府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的法令，如有故意违抗，或借故拖延、欺骗愚弄，或挑拨造谣者，由农会或工会径向地主、债主、雇主理论，并向政府检举或指控，当地政府酌情处理。小井子村董老汉，坚决拥护减租减息和增资政策，除自己积极参加减租减息会议外，还动员一些年纪较大的穷哥们迅速觉悟起来，在批斗会上与地主讲理。经过11次讲理斗争，全村减租2900公斤，减息600元，增资折合粮食2300公斤，全村98户穷人得到实惠。平邑镇有4个酒店、2个菜店、2个杂货店，共有店员89人。店员们长期处在日伪与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下，生活艰难。解放后他们要求增资的劲头很大，在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了曾收买伪警察镇压他们罢工的伪保长，迫使伪保长拿出钱给民兵买了2支枪和一些子弹。雇员们得到增资后，又帮助附近的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增资政策的实行，改善了群众生活，激发了新解放区人民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支援前线的热情。

反特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北犯山东解放区，一面派遣特务打入解放区内，勾结网罗那些不甘心失败的汉奸、恶霸、匪特、土豪劣绅和伪顽家属等反动残余分子，扩展反动势力，企图负隅顽抗，对基层政权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结成小股，行踪不定，公然进行破坏、袭击、捕杀、暗杀活动，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党政机关构成极大的威胁。他们或暗中刺探情报、窃取文件、或伺机捣乱、破坏社会秩序，配合国民党军的北犯。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通过特务活动破坏解放区的阴谋，平邑、蒙山两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境内配合土改，开展了“保卫解放区，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运动。采取的具体措施：一、实行区以下民兵联防制度。根据各区村庄数量的多少，按区域范围设立四五个数量不等的联防队，以利村与村之间的联合行动；二、村干部掌握枪杆子，切实领导民兵，有情况能随时调动民兵行动，预防特务对村干部的绑架暗杀；三、严格岗哨、盘查行人。白天由妇女、儿童团、姊妹团负责站岗放哨，夜间由民兵、自卫团负责，严格盘查行人的路条、通行证及证明文件，防止特务混入解放区内；四、村公安员配合民兵，教育过去为非作歹的坏分子要老老实实。在村内不定期的查户口，不准村民收留来路不明的人；五、发动群众揭发谣言、追根溯源，堵住坏分子的嘴。

1945年10月，国民党派遣军某部旅长、原日伪蒙山区剿共司令马奉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潜入沂蒙山区，妄图依托蒙山发动军事暴动。马奉刚在宁阳、泗水、峄县、滕县、蒙山、蒙阴、平邑、沂南等县的部分地区，秘密网罗组织特务武装3个大队，夺取民兵武器，袭击党政机关，捕杀基层干部。1946年7月初，他们在平邑县北马庄、小官路村组织暴乱。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平邑县公安局逮捕了特务武装大队长李士奎、陶贵安等20余人。8月间，特务武装又在流庄、荒里等村抢劫民兵枪支。9月初，中共蒙山县委周密部署，将特务头子马奉刚、吴佃文逮捕，随后在上冶集上处决。12月1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嘉奖令表彰破获蒙山匪特案的有功人员。嘉奖令指出：“该案所以能胜利结案，主要是我党政军民的重视，密切配合，并在每个中心任务中贯彻了反特教育，开展了群众性的斗争，实行了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嘉奖令还指出：“这是蒙山等县群众及干部努力的成就，特别是蒙山县县长马鸿祥、县委书记刘次恭、公安局长薛锐等同志执行任务坚决，迅速细致地工作，不辞劳苦、立功殊多，特予明令表扬。”命令还要求各地向他们学习，以消灭敌特，巩固后方，配合前方作战的实际行动，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兖州特务机关委任的“泗、费、蒙地下军师长牛怀义”，自1946年6月起，曾以“山东费县还乡团”名义在四开山一带活动，在四区（今平邑县临涧镇）网罗土匪、恶霸地主、流氓等60余人，在二区（流峪）、五区（郑城）、六区（白彦）拉拢了40余人，并企图继续扩大力量，准备暴乱。11月11日，平邑县组织民兵500多人，和公安、武装干部一起，清剿四开山，将牛怀义等9人逮捕。

1946年5月,蒙山县薛庄区沙沟峪一带反动道会门“黄沙会”,纠集几十名暴徒,包围民兵队部,并打死打伤县公安人员数人。经蒙山县大队和公安局武装围剿,击毙道首11人,活捉数十人，迅速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开展参军、练兵和生产运动

1945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总结了山东解放区减租减息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研究部署1945年冬、1946年春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工作。会议决定，在减租减息已经结束的老解放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同时注意巩固好减租减息、反恶霸运动中取得的胜利果实，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11月，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中指出：充分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保卫和巩固解放区的根本方针。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必须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力戒侥幸成功心理。必须把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作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必须把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三件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支援战争，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根据上级指示，费北、费县等县委、县政府以反奸诉苦和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为动力开展了参军、练兵和大生产运动。

日军投降后，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保卫、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彻底消灭日伪残余势力，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沂蒙解放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早在1945年春节期间,中共费县县委就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深入发动群众参军支前。全县有3000多人报名参军，鲁南军区三团收下1000余人。3月，在“参加主力准备反攻”的号召下，出现了参军热潮，区、乡、村之间展开参军竞赛，全县志愿参军者达4000多人，其中，1000余人参加了主力部队；9月，全县又有700多名青年参军；11月，费县（原费南县）、蒙山两县接受扩军3000人的任务，仅10天，就有7000多名青年光荣参军；12月，费县（原费南县）又有2968名青年应征入伍，其中党员353人。1946年3月，蒙山县仲里区青年400多人参军，40人参加区中队。6月，平邑县有41个民兵中队组成子弟兵团支援前线。7月3日，平邑县有38名已复员的荣誉军人，为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重返前线，县委、县政府召开欢送会，热情欢送他们。9月25日，中共平邑县委召开区干部会议，动员全县人民开展反内战运动。会后，450名青年参军。10月16日，平邑县大队一连150人，主动要求升级到主力部队。25日，县大队二连110人踊跃参加主力部队。11月，蒙山县在“自己的大门自己看，自己的队伍自己干”的号召下，掀起参军高潮，仅30天，就有3470名青年参军上前线。12月，蒙山县有1539名青年参军，另有归队人员656人。由于参军人数多，沂蒙地委指示蒙山县以独立营为基础，扩建成5个连建制的团，共600余人。12月中旬，白彦县在扩军运动中，仅半个月，就发展武装360人。1947年12月22日，《鲁南时报》第一版报道了《白彦扩军经验》的文章。文章总结其经验：一是从上到下打通干部的思想。县委召开分区委书记会议，又召开全县脱产干部大会进行集体动员。针对扩军运动中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了说服教育。二是建立扩军组织发动立功竞赛。乡一般都成立了扩军组织，白彦区每乡成立了2个扩军组织。县里成立评功委员会，制定了立功条例，号召全体干部扩军立功。三是普遍进行时局教育。山阴区每村都召开了村民会2至3次，冯卯区召开集市会4次。在全县形成热潮后，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保家保田。1947年1月，中共平邑县委部署春节期间做好三件事：一是拥军优属；二是动员参军；三是支援前线。在春节前后7天中，全县志愿报名参军者962人。1948年11月，平邑县扩大县区武装，发展新战士353人，动员归队463人。1949年1月，蒙山县又动员青年200多人参军入伍。9月，蒙山县再次动员青年300人参军，补充到主力部队。

自抗战争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一边积极准备内战,一边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发出《1946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抓紧减租、练兵和生产等项工作。要把练兵“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遵照上述指示，1946年2月20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临沂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布置百日整军计划。从此，沂蒙军队掀起了以政治训练为主的练兵热潮。练兵运动是在老解放区早已完成减租减息、新解放区正在进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军队，反对内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一开始的组建野战兵团，到将编余部队归地方，整个过程贯穿着政治训练和军事教育。政治训练方面主要是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针对部分干部战士在新形势下如何理解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如何理解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艰苦性等问题，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开展了“和平是从哪里来的”和人民军队本质是什么的大讨论。通过学习，广大干部战士各抒己见，摆事实，辩是非，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从而克服了“停战”、“天下太平”等麻痹思想，增强了战斗意识，坚定了保卫胜利成果的决心和信心。军事教育方面：在干部中，主要解决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由敌后抗战到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由小规模作战到大兵团作战三个战略思想和作战形式的转变，提高各级干部的战略战术、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在战士中，突出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的战术训练和夜战训练，提高了战士的军事战术水平。训练中，广大指战员自觉地组成各种练兵互助小组，以老带新，涌现出许多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通过对他们的褒奖，更好地调动了部队的练兵积极性。经过百日大练兵，广大指战员澄清了思想，坚定了信念，增强了斗志，部队的整体观念、军事技术、战术水平得到了加强和提高，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946年春天，蒙山、费县（4月份后改为平邑县）两县开展了农业生产运动。运动中，县委、县政府重视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强调要克服“和平了，群众情绪提高了，不用布置生产也行”、“还用咱说吗？人家早晚种上了”、“慌不了，慢慢干”的懒惰、麻痹思想，提出要从战略的高度和关心群众生活的观念来重视农业生产，并对生产中的具体要求作出安排。通过发动，各区从解决群众的各种困难入手，以村庄为单位，组织群众成立了各种变工队，组织了农、副、商各业合作社来配合农业生产，使生产开展得扎实有效。很多村庄把耕牛集中到一起，统一耕种。青壮年是生产中的骨干；青年妇女担任纺线、送饭、送牛草、刨地边；老人负责修理农具、种菜、喂牛、看孩子；儿童则担任拾柴、喂鸡、搞小商业、小副业等。

在生产过程中，还体现了照顾抗日军属的政策：多数村庄都规定，给富农、富裕中农犁田，每犁田一亩，户主给犁地人记工，给牛草约20公斤;给中农犁地一亩,户主给犁地人记工，给牛草约15公斤;给贫农犁地一亩,户主给犁地人记工，给牛草约10公斤;给富农、富裕中农中的抗日军属犁地，按上列给中农犁地记工办法执行；给中农中的抗日军属犁地，按上列给贫农犁地计工办法计算；给贫农中的抗日军属犁地，户主可自愿喂牛一次，不给犁地人记工。

解放区的群众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对鲁南军区后勤机关和工厂给予了大力支持。早在1943年9月，鲁南军区后勤处鞋厂140余人，在徐子文科长的带领下，移住天宝山区的卜老庄。当时借用民房70余间，自建厂房3间，设有2台做鞋机，承担制作皮鞋、布鞋和皮带的任务，供应鲁南军区各部队用。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农副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打下了一定的物资基础。

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地改革

解放战争初期，蒙山、平邑两县的减租减息工作又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在反奸清算、“双减”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农民，迫切要求政府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决土地问题。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清末以来，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趋势加剧，平邑境内尤为突出。境内主要平原肥沃之地多为孙鹤龄、孙宝珠等大大小小数十家地主占有。在山区和丘陵地带，也分布着为数不少的地主、富农。当时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拥有近50%以上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仅有不到50%的土地。地主阶级利用土地这一生产资料，通过地租等形式残酷剥削农民，过着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地主阶级把持着区、乡、村政权，有的世袭继承。他们既占有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掌控农村统治大权。像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在掌握区政权时，不向县政府请示，就可以随便杀戮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兵匪抢劫，连年旱灾，境内十室九空，老百姓逃荒要饭，流落他乡。地主趁机兼并土地，一块3公斤左右的花生饼，就能换上一亩上好的土地。当时民谣说：“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封建制度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已使广大农民处于难以生存的边缘，几千年的封建生产关系，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世代劳作，精打细算，而无地、少地的却越来越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1946年5月，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方针已定，人民群众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顺应农民的迫切要求，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

为了巩固全国统一战线和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阻力，《五四指示》还规定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多项具体政策和方法。主要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和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日伪统治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要给汉奸、豪绅、恶霸留下能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

《五四指示》下达后，鲁南区党委决定老解放区赵镈、平邑、麓水等县争取在秋收前完成土改。7月，蒙山县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结合总结反奸诉苦的经验，研究部署土改任务。平邑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发动群众，逐步深入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该运动从反奸诉苦、退租退息入手，把大地主、大恶霸、大汉奸的土地拿过来，交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工作步骤上,先搞试点,摸索经验,再逐步展开。工作中，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坚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待富农和中小地主，与汉奸豪绅和恶霸区分开。对于前者，政策上可宽些，一般保留高于中农的土地；对于后者则要严些，以利分化地主，孤立反动派。对于地主中的军属和开明士绅，按当地情况给以照顾。把逃跑的地主召回，给以生活出路，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劳动；生活困难者，给以帮助，以减少反动分子。无论老区和新区，无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均废除旧地契约，订立新的契约，并到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以便安定农民情绪，减少土地纠纷。

平邑、蒙山两县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土改工作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进行，派出工作队进村帮助进行土改。具体步骤大致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宣传教育着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对群众继续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在打通干部和群众思想的基础上，再组织发动群众同地主开展斗争；第三阶段，主要进行账目清算，处理斗争果实，分配土地；第四阶段，进行土地复查。工作队进村后，用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发动农民，取得很好的效果，很快打开了局面。通过与大地主进行斗争，将收回的土地分给了贫雇农。

土地改革是在算账对比中进行的，它是一场根除封建剥削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不愿放弃封建剥削，老老实实地被剥夺政治、经济特权。有的偷偷分散财产、隐瞒土地、房屋，宰杀耕畜，破坏农具；有的不敢公开对抗，便伪装开明，表面拥护土改，向农民交枪、交地契，但心怀仇恨，妄图反攻倒算；有的用美女、金钱腐蚀收买贫雇农和村干部，阴谋得逞后，即歪曲土改政策，打击贫雇农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报复。

194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下达《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土地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通过没收、清算、献田等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二，对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方法、分配土地的步骤等作了规定；第三，强调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确定工作的先后顺序。根据《九一指示》，10月10日，山东省政府颁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对土地的没收、分配、确定地权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25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平邑、蒙山两县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分别就土地改革工作作了全面分析，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改复查运动。根据土改工作的进展情况，分类排队，将全县村庄分为四类，加强领导。改变了过去土改工作中不深不透的作法。加强阶级教育，使广大农民提高了觉悟，明白受苦受难的根源，知道是农民养肥了地主，“土地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把觉悟了的农民，动员自愿加入农会、农民队，掌握基层政权。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和队伍，就向地主展开说理斗争，并根据其罪恶大小分别处理。针对有的地主破坏土改的阴谋，开展了抓逃亡地主、查分散财物、挖黑地，揭发地主拉拢收买干部阴谋的斗争。

蒙山县采取了“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把在“双减”中给地主多留的土地，地主转移的黑地和富农过多的土地全部拿出，动员在“双减”清算中获得土地较多的雇农、佃农让出部分土地，一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平邑县、蒙山县通过讲理、清算、仲裁、献田的方式，经半年多的斗争，于1946年底初步完成了土改。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粮食、耕畜、农具、衣物和钱财，载歌载舞，庆贺土地还家。他们高兴地唱道：“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农民的土地回了家，如今翻身得解放，打倒汉奸和恶霸。”

平邑县通过土改复查，全县41700个农户，分得土地的有8500户，占总户数的20%，占贫雇农户数的50%以上，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1.2万亩，查出各种土地3700亩，除留出部分作为学田、复员田外，农民共分土地1.3万亩。其中雇农3425人，分得土地3983亩；贫农4896人，分得土地8167亩；中农3521人，分得土地793亩。

在这一阶段的土改运动中，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五四指示》和《九一指示》，许多地主富农在土改政策规定下，主动献田，并积极参加生产和支前。荣获“陈毅担架队”称号的平邑一区担架队的354人中，有20%的队员是主动报名参加的地主富农。他们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争取立功。其中，八埠庄地主“刘善人”，在宿北战役中，连续从火线上救出两名伤员，被评为抢救模范，县区领导表扬了他，新四军首长给他戴大红花，《鲁南时报》、《大众日报》还登载了题为《访刘善人》的文章，表彰他的英勇事迹。

1946年底，平邑县通过讲理、清算、仲裁、献田的方式，进行土地复查后，于1947年1月总结土改复查工作，发现还有土改没进行的空白村，提出：按照土改复查精神，开展空白村工作，彻底“割尾巴”。并针对空白村的情况，提出了4条指示：一、对封建势力掌权的空白村，要开展反复辟斗争，发动群众，打垮封建统治，再去解决土地问题，要发动群众搞“后台老板”，不搞“替死鬼”；二、对 “中央道”、“圣贤道”等迷信思想统治的空白村，要进行反封建迷信的思想教育，使群众觉悟起来，摆脱迷信思想的桎梏，跟共产党走；三、对投机分子掌握村政，贪污、腐化、压迫群众的空白村，要发动群众起来算账诉苦，坚决用群众的力量清除这些投机分子，提拔根子正，能为群众办事的积极分子为村干部。但要注意千万不要单纯的撤职惩办，应切实发动起群众，再进行村干部的撤换；四、对有的干部翻身后忘本、变质、贪污、压制群众的空白村，主要是发动群众批评帮助，教育其自觉地向群众反省、退地，不断教育改造，并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充实村级领导班子。县委指示下达后，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了检查对照，继续贯彻土改复查的指示，对空白村庄进行重点帮助，促进了土改复查工作的进展。

1947年2月2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目前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指出了有些地方土改不彻底，必须深入开展土地复查工作，并对土改政策作了若干规定。在这期间，国民党全面进攻后又发起重点进攻。平邑、蒙山两县县委组织部分干部和烈军属、村干部等积极分子于4月撤往渤海区。随国民党跟进的还乡团开始复辟倒算，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境内被杀1000人之多。这一时期，土地复查指示难以贯彻。7月7日，华东局又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又称《七七指示》），要求将地主的土地及其全部财产清算出来，交农会统一分配。要求各县检查前段工作，在党内进行阶级教育，把地主的全部财产拿出来扫地出门，与贫雇农“换防”。此时，平邑、蒙山两县较大的村庄，像保太、仲里、武安、铜石、平邑、白彦等分别驻有王洪九部和还乡团共数千人，再加上反动自卫团和进行隐蔽活动的保公所经常骚扰破坏，致使大片地区处于游击状态，严重影响了土改复查工作的进行。对此，两县县委针对时局，将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还乡团等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一部分组成土改工作组进行土改复查。

随继，《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对土改运动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是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尽管如此，《中国土地法大纲》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公开举起的一面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旗帜。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9月下旬，蒙山县举办雇农、贫农训练班，选拔了8550名贫雇农积极分子，分批分期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这些骨干分子回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复查。

这一阶段土改复查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复杂化的特定局面，出现了贫雇农“坐大堂”现象。人民群众受复仇心理的支配，产生了一些过火的行为。一是侵犯了部分中农利益；二是违反了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三是对地主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有的地方甚至一度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四是大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富农路线”，打击伤害了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47年11月，华东局在五莲县召开会议，发出《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严告各地一律停止土改，禁止乱打、乱抢、乱杀，规定错杀人者应予偿命。平邑、蒙山两县县委立即贯彻这一决定，停止了土改复查。

在停止土改复查后，反倒算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收复区和新的边沿区，各级党组织都集中一段时间，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倒算斗争。每收复一个村庄，先宣布国民党军占领期间的各种罪行，宣布过去的土改是合理合法有效的，再把国民党军占领期间恶霸地主、“还乡团”从群众手中抢夺的财物退还给农民。

毛泽东主席发现土改“左”倾错误后，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会议，指出绝对不允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之后，在毛主席主持下，下发了一系列土改、整党指示，大力纠正党内的“左”倾思想。平邑、蒙山两县县委贯彻上级指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到1950年底，境内基本上完成了土改工作。

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摧垮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彻底消除了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穷苦农民大众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自卫战争成为更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解放战争。

创建高级民校培训党员干部

1944年11月，费北、费县（原费南县）境内日军被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击败溃逃后，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势。一些党员产生了“胜利了，该歇歇脚了”的麻痹思想；经过八个月群众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党组织自1940年第一次大发展后，迎来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大批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因此，中共费县县委决定成立费县高级民校，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集中学习整顿，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以利开展解放区的全面建设。

1945年2月，高级民校成立，县长马健兼任校长，县委秘书季永祥任副校长。建校后，先后在蒲芦、广泉、乐平庄举办了3期培训班，每期学习15天，培训村支部书记、村长、党员干部100余人。

1946年初，调整了民校的领导班子，县委组织部长刘砥石任民校校长，县人民武装部政治股长张树友任副校长兼指导员和学员党支部书记，彭志云任民校队长，苗传珍负责民校的妇女工作。此时，民校由流动办校，迁到平邑镇小平邑（今平邑镇六村）固定下来，也培训了3期学员，每期培训300余人，学习时间为2至3个月。全体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以区为单位编为中队，中队以下分片编为小队。民校条件十分简陋，学员住在老百姓家，以小队为单位集体就餐，伙食标准较低。

民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党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县委书记木森、县长马健、组织部长刘砥石、县参议长赵仲三等，除出席每期的开学典礼外，还分别授课，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解放区军民的任务和目标，并对学员进行纪律、保密和革命气节教育。学员大多不识字，主要靠听课记忆，课后分组讨论，将不清楚的问题集中反映给校方，有关人员再一一解答，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

学习一段时间后，进行了整风教育。整风的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点是克服干部的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

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新党员，通过系统地学习，提高了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认识，决心结业后，做好各项工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开创解放区工作的新局面。

加强全民教育

平邑、蒙山两县县委，在对区、村干部进行培训的同时，在农村成立了村学。村学由村学委员会管理。村学委员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主要课程是政治课、识字课和常识课。政治课一般由受过县民校培训的干部任教师；识字课和常识课在脱产的小学教师的指导下，由村内的“小先生”任教师。教学方法是启发讨论、提出疑难、解决问题、典型介绍等。学员的组织形式是，成年人上冬学，儿童上全日制或半日制学校，青年妇女去识字班。在各种学习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读书会、读报会、通讯小组，个别村还成立了剧团。参加哪种学习组织，由群众自愿选择，目的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带领他们学习，提高能力。

为使教育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县和区不定期的举办群众教师训练班。5月26日，平邑县文教科举办教师训练班，30名教师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成为冬学活动的师资骨干。此外，以联防区为单位，建立冬学教师学习制度，每个教育阶段结束转入下个教育内容之前，群众教师便集中在一起通研教材，先学习、演练，再回去执教。

从1945年冬至1947年冬，连续3年的冬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政治教育方面，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发出了“地到手，饭到口，参军保家不放手；前方军队打蒋军，后方才能刨蒋根”的肺腑之言。在识字方面，一般学员能够使用300至600个常用字。在常识教育方面，主要以生产、生活、卫生常识为主，注意从群众需要出发，组织教材，学以致用。

境内的村干部和群众对文化翻身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学生不用交学费，经费由村内解决。有的村庄虽然经济困难，也要办学，如平邑县八区东阳店子村开办小学，村干部和群众讨论解决经费困难的对策，集中8辆小车到东海运了几趟盐，解决了办小学的经费困难。

村校强调文化教育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学习形式灵活多样。当时境内大生产、支前运动十分繁忙，把文化、政治学习和生产、支前进行了很好地结合，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妇女纺线组等，就是一个学习小组，有固定的组长，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临时组织支前的一支担架队、一个运输组就是一个学习小组，选举临时学习小组长，利用支前空隙时间灵活学习；姊妹团、儿童团员两个人站岗，在人员搭配时，一个识字多的，一个识字少的，以便于随站岗随学习，做到站岗、学习两不误。

平邑八区大东阳村民办小学成立后，姊妹团60个人里就有30多人要求参加长期班学习，但是惟一的困难是上学耽误纺线，家长不同意。村学委员会讨论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每天过午早放学，让她们回家纺线。民办小学办了一个有32名姊妹团成员参加的女生班，将这个班分成3个组，组与组、人与人还进行挑战竞赛。她们放学后纺一两半线，做到学习、纺线两不误。群众都说：“既不耽误纺线，又识了字，这样真好！”

1945年以前，平邑、蒙山县有小学217处，教师224人，至1946年1月，小学和教师分别增加到234处、248人，学生也增加700多人。

平邑、蒙山两县县委在抓好党内思想建设的同时，还注意抓好宣传报道工作。各区都成立了工农通讯中心，要求村村成立通讯组。截至1946年7月，平邑县有工农通讯报道员400人。

通讯组和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把解放区建设中开展的各项活动，典型人物和先进经验，以及对各项活动的批评建议写出来，向《鲁南时报》投稿，同时负责村内黑板报稿件的编撰。通讯员除部分小学教师兼任外，更多的是冬学、夜校中的学习积极分子和部分村干部。他们以战斗的姿态从事通讯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许多报道境内活动的稿件经常见诸于《鲁南时报》和《大众日报》。

1946年7月1日，《鲁南时报》创刊6周年。在全鲁南通讯组、通讯员中发起了“创模”运动。模范通讯员的条件是：每月写稿5篇以上，每月与分社联系至少2次，耐心带动和帮助别人写稿，按期订出计划并布置到邻村的通讯组帮助工作等。经全县自下而上的选举，最后报鲁南区党委宣传部审批，全鲁南评选出模范通讯员11人，其中有平邑县的邱如一、孙宝玺；积极通讯员80人，其中有平邑县的廉子真、朱天平、黄瑞卿、姚广均、葛玉太、岳振伦、王开立、黄仕谦、辛召等9人；积极通讯组4个，其中有平邑县的南岔通讯组，田家庄通讯组。

有条件的大村庄还成立了村剧团。村剧团不演旧戏，扭秧歌，唱歌谣，不化装，无行头，便衣素身，因陋就简自编自演唱新戏。凡有重大活动或逢年过节，村里剧团就唱戏庆祝。有时村与村剧团也开展剧团大竞赛。1947年1月11日，平邑镇举行7个村的剧团大竞赛，解放区一派欢庆景象。

妇女解放，推动了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蒙阳大地的广大妇女就组织了妇救会，参加各项抗日活动。解放战争开始，她们又组织了姊妹团，办起了“识字班”，走出家门，走入社会，搞土改，站岗放哨；在男劳力参军支前，人力缺乏的情况下，走向大田，干起了男劳力应该干的活。在参加社会各种活动的实践中，她们提高了觉悟，解放了思想，冲破了封建制度精神枷锁的桎梏，广大年轻女子，放足、剪长辫子，成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自觉行动。1947年春节前，平邑县二区北申庄姊妹团开会时表示：咱妇女要解放，不能再封建了，过去不剪长辫子是因为怕日本鬼子，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不仅把脚放了，还要把长辫子剪去，既卫生干净，又便于生产，省功夫。会后就有35个女青年剪掉长辫子。

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时期，广大妇女又承担起了后方支前的勤务工作。磨面粉、烙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参军任务布置后，妻送郎、母送子、姐送弟，参军保家乡。

男劳力参军到前线作战，妇女在后方既生产又支前。妇救会、姊妹团，为过路大军和民工烧水、做饭，铺路架桥。孟良崮战役时，解放军四纵从地方镇一带过浚河，河水没膝深，天气寒冷。为保证部队快速过河，卞桥区区长唐嘉伦受命组织群众搭桥。当时男劳力都上了前线支前，唐嘉伦、宋起善、高廷广和区妇女主任张锡亭组织了东固、西固60多名妇女用木板在红石岭涉水搭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东固村的杨玉寿把给老人准备的棺材，也卸开搭了桥。500米长的木桥搭好后，在唐嘉伦的带领下，这些娘子军们又帮助部队把炮兵营的24门炮，从水中抬到了北岸（因桥承受不了炮的重量，故从水中抬运）。在这座桥上，四纵过了一夜一上午，准时赶到了孟良崮投入战斗。妇女们磨面、碾米、做军鞋，救护照料伤病员，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据北沟、徐庄、龙峪等几个较小的村庄统计，妇女做鞋1.5万双，烙煎饼19万公斤，碾米6万公斤，磨面2700公斤，送柴80万公斤。这只是蒙阳大地妇女支援前线作贡献的一个缩影，妇女们顶起了解放区的“半边天”。

平邑、蒙山两县县委站在翻身农民的立场上，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紧紧依靠群众，唤起解放区男女老少同心干。“家家有地种，人人要生产，个个要支前，比比谁模范”，成为当时境内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行动的标准和口号。

遭受天灾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蒙山县还多次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灾荒。1948年5月26日，鲁中区党委通报灾情，蒙山县部分村庄树头、野菜、草种、柿子花、松柏籽、槐芽等几乎全部被灾民吃光。1949年3月9日，蒙山县委向沂蒙二地委汇报灾情：蒙山县浚河两岸灾荒特别严重，已有数村全部要饭，要饭人数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村庄有十几个，总计有万人以上，加上鲁南地区灾民约有1.5万人挨饿。同年7月，蒙山县灾荒调查，据466个村统计，要饭者达4743户，计10960人，断粮的6970户，计15249人。同年12月，断粮逃荒的达1292户，10450人。上级和蒙山县委县政府想尽千方百计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

贡献评价

蒙山县只存在了短短6年，但由于其当时处在解放战争至解放之初的特殊历史时期和蒙山的独特位置，蒙山县人民为沂蒙山区的解放和初期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46年6月，国民党纠集主要兵力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抗击。蒙山县人民在上级党委和蒙山县委的领导下，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中，蒙山县共组织小车6000余辆，向前线运送粮食数百万斤，组织担架1000余副，支前民兵和民工6万余人次，奔赴战场，参加了支援鲁南、莱芜、兖州、孟良崮、济南、淮海等战役，按服务期折661566个工日，数以千计的民兵和民工在前线立功受奖。蒙山县子弟兵团也随军战斗服务一年多，参加了兖州、济南、淮海、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战役，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蒙山县还组织强有力的地方武装，坚持蒙山地区的斗争。组织后方的老幼、妇女，碾米磨面，帮助驻军医院洗衣服、看伤员，站岗放哨，动员一切力量为战地服务，仅为支援渡江战役就赶做军鞋4.5万双。据资料统计，仅至1948年9月底，蒙山县在解放战争中参军11730余人，参政1774人，1000余人为革命捐驱，蒙山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国各地天气预报查询

上海市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