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诚之

原华中师范大学英浯系教授

薛诚之（1907－1988），原名薛家麟、薛何为，曾用名薛沉之，籍贯湖北江陵，出生于汉口。1933年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文学系毕业。薛诚之1948年担任中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后先后任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系系主任、外语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社联顾问。于1988年4月12日上午九时在武昌逝世。

人物生平

薛诚之（1907－1988），原名薛家麟、薛何为，曾用名薛沉之，籍贯湖北江陵，出生于汉口。1933年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文学系毕业。1934-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哲学文学研究所师从郭绍虞先生，主修英国语言，获硕士学位。1936年以后先后在武昌博文中学、云南昆华中学任英文科主任、教务主任和代理校长，云南大学矿冶系英语讲师，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讲师、中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后先后任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系系主任、外语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湖北省社联顾问。

薛诚之于1988年4月12日上午九时在武昌193医院告别了这个世界，学校为他撰写的生平简介的最后一句话是：薛诚之同志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其中的含义应该是丰富的。

人物事迹

1936年，在郭绍虞等的指导下，薛诚之在燕京大学完成了其硕士论文《谚语研究》。这篇由陆侃如、陆志韦评议，长达273页的毕业论文，是以薛诚之积累的“一万三千多张的卡片”为基础的。除篇首的“小言代序”和篇尾的参考文献之外，论文分了绪论、本论和结论三大部分，共计十二章五十二节。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代宗师，郭绍虞的研究特色是将语言文字研究与文学形成密切关联，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学家，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这在郭先生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薛诚之这篇体大虑周的论文，拓展、夯实了郭绍虞开创的谚语形态学，不仅将内容和形式打通，析变出了谚语的意识、简短、均衡、和谐、机灵之五要素，创设出了缜密、实用而开放的谚语分类体系，还拓荒性地进行了谚话写作的尝试，建构出了几乎被后人遗忘的薛诚之的“谚语学”。应该说，其关于谚语的文体学，即体裁、分类与谚话写作的拓荒等原创性研究，奠定了薛诚之在这一领域中应该有的不容忽视且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时段观之，就1949年以前而言，谚语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还是出现在1930年代中期的燕京大学，即，近百年来都几乎被学界忽视而默默无闻的薛诚之的硕士毕业论文《谚语研究》”（岳永逸《谚语研究的形态学及生态学》）。“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谚语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郭绍虞、薛诚之等，薛诚之《谚语的探讨》(1936)最先提出谚语是一种语言形式，属于民俗学的范畴（陈成《谚语研究综述》）。

1936年硕士毕业之后，薛诚之几乎再未进行谚语研究。这是学界的损失和遗憾，除为生计所迫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兴趣转移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积存且放在汉口寓所中的那一万多张谚语卡片连同自家寓所及数位亲人，都一道消失在日军空袭炮火的滚滚烈焰之中。1936年之后，薛诚之先后在西南联大、东北大学、中华大学等高校以及昆华中学等从事英语及世界文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尽管如此，1949年任教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国语文系时，薛诚之还是开设了“民间文艺”这门课程，部分展示了他在燕京大学的研究心得。

1928年薛诚之在宜昌向一位德国女教师学习世界语，世界语名为Sicencz。后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1929年与乐嘉煊、方善境等人创建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出版《光明》会刊。1930年，在同志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汉口世界语学会，出版铅印的《希望》月刊，同时还开办了夜班，成立了歌咏团。

1963年薛诚之在陶军教务长的支持下率先在华中地区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并开设选修课，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人才，为世界语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979年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并被选为理事长。1978年秋任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东太平洋地区国际世界语大会。1982年与方善境创办全国第一所世界语函授学校——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并任校长，撰写了《世界语基础》《世界语修辞文体论》《英日世汉会话应用手册》等专著。

薛诚之与闻一多在昆明有两段工作交集，同样为生计所迫，闻一多曾在薛诚之任教务主任的昆华中学兼课，1944年5月，闻一多还曾移居昆明昆华中学，薛诚之则在1941-1945年在闻一多先生任教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担任五级制讲师。薛诚之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曾出版过译著《耶稣传》（作者为狄更斯），显示出较好的文学功底。在昆明期间，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薛诚之创作了30多首诗歌，《三盘鼓》是由闻一多挑选、取名并作序的。

据薛诚之生前回忆，闻一多当年从家里为其送序稿时给他说，截至当时，闻一多只为四人的诗论或诗集作序，这就是费鉴照的《〈现代英国诗人〉序》，臧克家的《〈烙印〉序》、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和薛诚之的《〈三盘鼓〉序》。在序言里突出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他不仅高度赞扬“诚之这象征搏斗姿态的‘仙人掌’，这声言‘Forthewor－riedmany’（按即为了劳苦的多数）诗集的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并且他“相信也必能完成它的使命”，薛诚之的《三盘鼓》诗集确实“负起了一种使命”，因为，该诗集是以战斗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诗集原拟的命名《仙人掌》还是因为“仙人掌”名字及内容“刺眼”，但为避免查禁而在出版时改为《三盘鼓》后仍然具有的讽刺和战斗意义就是证明。他不仅给薛诚之诗集写序，而且还为其评点、改诗和删诗。闻一多和薛诚之在交谈中，在充分肯定《三盘鼓》诗集中“《小花生米》《算命瞎子》《仙人掌》写得动人，《南京路的夏夜》也写得奔放”的同时，将其认为“含蓄不够”的几首诗给删掉几段外，更因作者仅在诗中“发思古之幽情”而没有将笔锋指向并“讽刺咒骂西太后”而将《颐和园》从诗集中删除。闻一多这番教诲，就让当年的薛诚之受益匪浅，以致几十年后还感激不已。

自此，薛诚之的生活和研究也便与闻一多先生产生了诸多关联：1945年7月经闻一多、吴晗先生介绍成为民盟首批发展的成员之一，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对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成为他的主要方向之一，在《闻一多后期学术活动》、《闻一多烈士早期及晚年学术活动考证》以后，他进一步撰写了《忆闻一多——闻一多先生学术评传》，该书通过对闻一多先生一生中各个时期学术活动的描写，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的《闻一多和外国诗歌》，应该是最早的研究闻一多和国外诗歌之间关系的力作。此外，他兼任《闻一多全集》15本新版编委会顾问。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薛诚之在他的几个不同时期的个人简历里，都将闻一多先生的夫人高真（又名高孝贞）作为他的主要社会关系，这反映了他与闻一多先生的相知的程度，并表达他对闻一多先生的思念。

薛诚之1948年担任中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底，华中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调整到中山大学，外文系系主任骆传芳率英语专业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南渡广州。薛诚之等则留守武汉，任华中高等师范学校语文系教授兼俄文科主任。1953年10月，担任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科科主任，1955年，俄语系系主任，1960年，英语专业复办，薛诚之任外语系系主任，直至1981年，以此可见他对外语学科形成、发展的影响力和由此付出的辛劳与汗水。

能够支撑薛诚之对学科的影响力更在于他的学术功力，他掌握英语、世界语、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日语以及希腊文等多种话言，尤其擅长英汉、汉英对译和修辞文体教学及研究。他的《英文修辞学》一书受到困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和赞扬，认为该书是“为英美学者之书所不能替代的”。

主要作品

编写出《现代英诗选》《现代英国诗歌》《西洋文学名著选读》《英语词汇学导论》《挪威简史》《丹麦王国史》等教材，特别是他编写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在教育部举办的巡回展览中，被评为优秀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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