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

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

“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指以视觉为核心的文化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广告、景观、建筑、照片、电影、绘画、服饰——文化中的一切视觉手段相关，旨在通过艺术史、人类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式研究世界及其关系”。

概述

视觉文化研究是视觉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的结合。视觉研究不同于人文学科中以文本为主的研究方式，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和联系能力，能够吸取现有的领域和思想方法，用更新的方法、不同角度更明确地阐释研究对象。视觉文化研究挑战了人们以往对于文化的思考。当分析文化经验和艺术实践时，社会学和历史学自身都是有用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把文化简化为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忽视了大量的观念、经验和意义。视觉文化研究反对这种偏见，强调视觉性本身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视觉文化研究并不是把文本性放置在一边，而是建立起文本性与视觉性、表演性、听觉、触觉等等多种艺术感知的对话。

历史溯源

视觉研究与60年代晚期受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影响的“新艺术史”的出现同步。以克拉克（T.J. Clark)、诺克琳（Linda Nochlin) 和巴克桑德尔（Baxandall)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日益兴起的当代影像艺术。他们从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角度入手，融合了文化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再回避阶级、性别和种族的问题。这种新的研究方法重视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关注再现、差异和权利。一方面显示了视觉的重要性，一方面凸显了文化实践本身的重要性。

视觉文化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972年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艺术史教材《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和经历》中。但是，直到90年代，视觉文化才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出现。1995年，W. J. T. 米歇尔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关于视觉文化的课程。他把艺术史、文化学和文学理论中同时出现的一种新的视觉研究趋势，称为“图像转向 ”。

视觉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欧美国家大多数学院都设立了视觉文化研究专业。许多大学的传统专业，如电影系，艺术史、文学和哲学系也都开始设立了这一新课程。但是在不同的学院和不同的国家，视觉文化研究所教授的内容并不相同。在有的学院中，视觉文化专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电影和新媒体，而有些则是艺术史和建筑。普遍来说，英美的学者通常认为视觉文化扩充了传统的艺术史、文学和电影研究的领域。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通常基于符号学、视觉传达和哲学的研究模式。

关键概念

图像转向

1992年，W.J.T.·米歇尔在《艺术论坛》中首次提出“图像转向” (pictorial turn)。米歇尔的“图像转向”是对“读图时代”图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及理论研究的热点的描述和反思。米歇尔认为它是20世纪人文科学与文化公共领域继“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的新转向。它一方面指人文科学学术视野发生了变化，图像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话题，当然，这不是说图像完全取代语言，而是强调人文科学开始重视图像表征；另一方面指在文化公共领域中，新的图像生产技术制造了“图像景观”，并引发了人类对图像的恐惧与抵制。纵观20世纪，确实有许多研究者把目光聚焦于视觉性的生产、接受研究，创造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就是人文科学发生“图像转向”的可靠标志。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本雅明、居伊·德波、福柯、罗兰·巴特、利奥塔、马丁·杰、鲍德里亚等人的研究推动了图像理论的发展，而福柯对词、物关系的阐释已经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也影响了米歇尔对图像与语言关系的思考。此外，20世纪文化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对图像的抵制，也被米歇尔看做是“图像转向”的症候。

视觉性

视觉性（visuality）凸显的是视觉的社会特性。视觉文化研究强调，视觉作为人的一种感官，是高度社会化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视觉本身也是一个被建构的文化感官，并不存在“天真的眼光”或“自然的视线”。约翰·伯格有言：“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深受我们所知或我们所信仰之物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视觉性概念的深意所在，它揭示出人的视线乃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建构的产物。“视觉性”所涉及的就不只是视觉本身，而是深刻地关联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主体性及交互主体性的建构。

视觉中心主义与视界政体

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可称为“视觉中心主义” （ocular centrism）。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科学的变革、现代绘画和现代艺术的革命、摄影术的出现、现代传媒从技术到创意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从电影、电视到商品广告的影像文化向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视觉中心主义的全视机器已变成了日常生存中的一种梦魇式的存在，无所不在的看与无所不在的被看相互交织在一起，主体在无所遁形的可见性下成为了异形的傀儡。

哲学的“视觉中心主义” 传统建立了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价值秩序，一套用以建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制的运作准则而形成了一个视觉性的实践与生产系统。也就是马丁·杰（Martin Jay）所谓的“视界政体”（scopic regime）。他以此指称西方现代性进程中，一套围绕“看”和“被看”的主客体关系建立起来的认知机制和价值秩序。即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下，视对象的在场与清楚呈现或者说对象的可见性为惟一可靠的参照，以类推的方式将视觉中心的等级二分延伸到认知活动以外的其他领域从而在可见与不可见，看与被看的辩证法中确立起一个严密的有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主动与受动的二分体系，并以类推的方式将这一二分体系运用于社会和文化实践领域使其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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