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大华

湖北省综合外向型的企业集团

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浩瀚长江之滨，白云黄鹤的故乡湖北省武汉市。是一家以棉纺织为主、集机织、针织大提花家纺装饰与汽车装饰于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综合外向型的企业集团，企业资产3.6 亿元，公司现有职工374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18人。

企业概况

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创建于1919年的裕大华股份有限公司武昌裕华纱厂，后组建为全民所有制的武汉第四棉纺织厂，1994年，经武汉市体改委批准，武汉第四棉纺织厂正式改组为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在成功与曲折的实践中苦苦求索，经过85年之磨砺，积85年之荟萃，毓85年之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开阔进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终于有了今天崭新的天地：公司现有环锭纺6.8万枚，气流纺672头，织机962台。配备了国际最先进的纺织设备：特吕茨勒清梳联全机、日产精梳机、FA506细纱机、萨维奥自动络筒机、贝宁格整经机、祖克尔双浆槽浆纱机、日产滕田结经机、毕咖咯190型喷气织机、苏尔寿390型片梭枳机与360型大小提花剑杆织机、国产230、200型剑杆织机、德国针织提花大圆机、以及织物后整理配套设备等。年生产各类纯纺，混纺纱13000吨，各类坯布3300万米，汽车内装饰面料350万米。2003年生产各类汽车阻燃装饰布20余种共计291万米，是武汉神龙，安徽奇瑞，厦门金龙，海南马自达等汽车厂所用汽车装饰布面料的主要供货单位，产品质量高，经营信誉好。2001年，公司一次性通过ISO9001-2000版质量体系标准认证，联通了国际市场。几年来，公司不断拓展自我，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现已实现年产值4亿元，年利润超过1000万元。

面对迅猛发展的世界经济，我们将力求创新，充分利用武汉地理优势和自身经济实力，以技术进步为依托，以质量管理为主线，以企业内部改革为动力，全面推行现代化管理，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拓展裕大华发展的新里程。

公司是国家命名的出口生产基地，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管理水平先进，享有盛誉。愿与海内外客户竭诚合作,互惠互利,携手共进。

裕大华之明天充满希望，裕大华之未来灿烂辉煌！

历史沿革

“裕大华”是旧中国的一个以纺织业为主，并囊括了矿业、商业、金融业的民族资本集团，其主要资本家是徐荣廷、苏汰馀、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可算作一个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它存在时间长，自1913年租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有三十七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较为迅速平稳，从承租“四局”的楚兴公司起家，到二个大型的民族资本联合企业，只用了三十年来的时间。除了对外进行投资外，还直接开办经营有裕华纺织公司，大兴纺织公司，大华纺织公司，利华煤矿公司，华年贸易公司和永利银行等，它一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廉集于沿海的常规，将所属企业分布于内地各城市，开创了内地民族资本企业成功的先例。研究这一集团的发展对于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裕大华”的发展方向入手，探讨其经营管理的一、二。

一、承租“四局”与“裕大华”的创办、发展

“裕大华”的发家，是从辛亥革命后承租“四局”开始的，所谓“四局”，是指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四局”是湖北最早采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官办民用工业，也是中国近代机器纺织业大型企业之一。但是，这些官办机器工业企业，却是一个畸形时代的畸形儿，它们是大机器工业，但实行的却是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建厂及开办一切事宜，均耍听候清政府所派委员及总办之员处理，事事皆须禀承官府意旨，它们是生产部门，但却有浓厚的官衙习气，引用私人，浮员冗多，滥耗公费，舞弊营私，局面大，耗费大，它们名为“四局”，实则被与官办的军事工业捆绑在一起，要将“余利挹注铁局与枪炮局”，[1]企业经费经常被清政府乱挪滥用。从1890年(光绪十六年)办湖北布局开始，历经十余年，亏损严重，始终没有还清创办之初所欠下的款项，始终没有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在“官办”难于维持，走投无路之时，1902年走上招商承租的道路．当时，商人韦紫封、邓纪常组织应昌股份公司租办“四局”，租期为20年。1911年，鄂督瑞激又将“四局”改租为大维股份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发生后，因大维公司总经理刘伯森逃离武昌，“四局”陷入停工状态。这时，商人出身的徐荣廷任湖北官钱局总办，徐利用其与鄂军都督黎元洪“金兰之交”的关系，乘机与刘伟(又名刘象羲)等人组织楚兴公司承租纱布丝麻四局。楚兴公司资本130万两，先收六成，合78万两，从1913年1月起租期为10年，议定“四局”每年的租金11万两，押租25万两。[2]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后获得巨大利润，使得湖北的大小军阀垂涎三尺，他们极力刁难并制造借口在承租期未满时，便提前于1923年夺走了楚兴公司对“四局”的承租权，及唐春鹏等人为首重新组织楚兴公司租办“四局”。虽受此挫，但徐荣廷等人，毕竟积累了经办近代企业的风险，尤其是积累了自己投资开办机器工业企业的资金，遂自行创办了大兴、裕华纺织公司。

1922年徐荣廷、苏汰馀等人拿出白银210万两在河北石家庄筹造纱厂，即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选在石家庄，确实棋高一着，他们看到，石家庄绾毅西北，控制燕晋，既为棉煤出产之富城，又靠近棉花产地。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此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19年，楚兴公司的主要股东张松樵也倡议自办纺纱厂，并曾邀集楚兴公司会计姚玉堂及梁熔妮，胡秉清，何绍仪等人筹集资金50万两，后又联合汉口纱业公会(出资72万两)筹设裕华纱厂，由汉口纱业公会主度孙志堂任总经理，张松槽任经理。后因孙志堂在经营上受挫，裕华纱厂改组，将纱厂改为裕华股份有限公司，由“楚兴”经理徐荣廷出任董事长，张松樵任经理，资本总额为120万两，厂址设在武昌上新河。1936年，裕华，大兴两厂投资在西安合建大华纺织公司，从此造成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三大纺织企业遥相呼应的鼎立之势。到年底时，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300万元，纱锭43416枚，布机504台，工人2093名，年产棉纱41977件，棉布221500匹，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300万元，纱锭30144枚，布机 500台，工人2334名，年产棉纱32744件，棉布290645匹，火华纺织股份公司资本额250万元，纱锭12000枚，布机320台，工人700名，年产棉纱6685件，棉布120387匹；

1931年，位于武汉下游的利华煤矿，因营业不振特邀徐荣廷等人投资入股，经过现场察看盾，徐荣廷，苏汰馀，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决定投资利华煤矿50万元，并将该矿改名为利华股份有限公司，到1936年底时，该矿资本额高达120万元，工人1838名，年产煤 187720吨。

旧中国金融业畸形繁荣，但在官僚资本的控制下，大银行热衷于债券和商业投机，与民族资本机器工业极少往来，私营钱庄虽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有融通关系，但它们资力较小，难于满足企业的要求。为了解决企业集团发展的资金问题，裕大华还自筹金融事业。 1942年，裕大华资本集团开始投资于永利银行，年底将共改组。由于裕华投资300万元，大华投资330万元，大兴投资60万元、利华投资60万，裕大华的投资已占该行股本额的75%，从而将永利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拉入了裕大华资本集团。从此，裕大华资本集团已超越了纺织行业的界限，而伸展到了采矿业、金融业，成为一个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

经营管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在夹缝中生存，困难重重，首先，由于洋货和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泛滥，产品市场狭小，其次，资金不足，却难于得到金融扶持，不能以票据向银行贴现，借款利息很高且要以厂基抵押，再次，税捐负担沉重。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裕大华”为什么却能得到发展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在徐荣廷等资本家承租“四局”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后，源源进口的棉布棉纱顿形锐减。到1918年时，小国从英国进口棉布71325匹，从美国进口棉布100309匹，较1913年英国减少为八分之一，美国则不及十分之一，日本对中国的棉布进口数量，虽从1913年的5716594匹，增至1918年的7005088匹，但所增数仅足弥补原来自美国的进口数。而从英国、印度、日本进口的棉纱1018年则为1114618担，亦减一半。由于进口减少，国内市场上棉布棉纱行销走俏，价格上涨，如16支纱由每件银150两涨至230两，而与此同时，棉纺织工业所必须的原棉价格，却由每担银20余两下降到18两左右。一方面是棉纺织产品布、纱价格上涨，一方面是棉花价格下跌，它给民族资本纺织业造成极为有利的发展良机。以致“过去30年所成诸厂，历久奄奄不振者，兹者顿然起色，盈利年余百万，企业者乃踵起而营纺织厂矣”。

由于产品易销，供不应求，该厂从1914年下半年起开始增加夜班，到1915年春季改为日夜两班，扩大了生产规模。在未加夜班以前，“布局”每天产纱(混合纱支)40件左右，布450匹左右。加夜班后，每天可产纱58件、布610至630西。改为两班后，每天产纱80余件，布900至1000匹。结果，楚兴公司在不到十年(实为9年另9个月)，获利千余万元之多。[3]尤其是木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和1920年两年，便盈余达800万两。[4]“楚兴”的优厚利润，使楚兴公司的主要资本家及股东大发共财，到楚兴结束时，每100两银子的股本便可分得350两。[5]除了股红分配外，他们还有所谓“人红”的收入，公司几个主要人员历年分得的红利和酬劳费相当高，如徐荣廷分得50余万两、苏汰馀30余万两、姚玉堂30余万两、张松樵30余万两、黄师让5万余两。[6]

抗日战争开始后，沿海民族资本棉纺织业受到很大的破坏和摧残，广大内地纱、布缺俏，纱、布供不应求，价格节节上涨。当时因申纱销行受阻，需求者逐渐集中于武汉。然而武汉每日出产有限，供不应求，市价扶摇直上，以裕大华所属企业生产的纱、布售价为例，从1937～1938年几乎是月月上涨。

与棉纺织价格扶摇直上相反，棉花却出现相对的供过于求，以致棉价下跌。如，裕华 1938年2至3月购进棉花每百斤价格只相当于1937年1月的66%左右，大华1938年2月所购上细陕花每百斤价格只相当于1987年1月的56%左右。

上选前后两次棉纺织品价格的上涨及棉花价格的下降，是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有利客观条件。“裕大华”资本集团高明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谋求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周而成为民族资本中的姣姣者。

“裕大华”是民族资本企业集团，这种性质从本质土决定了它经营的目的只能是为追求资本增殖服务。出于这种根本目的，该公司较早且较为成功的运用了费事主义的经营管理去组织企业的各方面工作。简要地说，裕大华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很注重以下几点：

一、不断增加设备、扩大规模。不断扩充设备，增加生产规模是裕大华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大特色。设备的扩充,规模的扩大有力地提高了裕大华的素质和竞争能力。裕华纱厂原先只有纱锭2万枚，“五四”运动后，国货销售增加，裕大华的决策看不失时机地决定该厂纱机增加一万锭，并附设布帆四百架，以提高纱、布的生产能力。这一计划在1922年完全实现。二年后，裕华灭再次增加纱锭一万枚，布机百余架，由于资金不足，这次实行了赊买的办法，由张松樵出面向安利英洋行赊买纱机一万锭，商定的付款办法是以这一万纱锭开车后的盈余分斯偿还，两次较大规模的增加设备，使裕华厂在不太长伪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纱锭4万只，布机504台及全部配套设备，并且不欠外债的棉纺织企业。大兴厂的设备增加速度也很快。该厂1922年6月建成投产时，拥有纱锭25000只，到1924年就增设了布厂，添置了布机300台，1926年又添布机100台，1941年增加布帆 100台，1942年再次增加纱锭5000锭。除纱锭布机外，该厂还在1928年增设毯厂，置毯机8台，在设厂后的几年间，裕华、大兴纱、布机设备的增加速度高于同期全国华商纱厂纱、布机的增长速度。如，192i年全国华商纱厂纱锭增加指数是1922年的116.19，而同期裕华，大兴厂纱锭的增加指数却是131.74；1924年全国华商纱厂布机增加指数是1922年的148.11，而同期裕华，大兴厂布机增加指数是199.90，由于不断地增加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为裕大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资基础。

二、注重对企业的技术改造。“裕大华”资本家投资并控制利华煤矿后不久，即着手对该矿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架设空中运输索道。利华煤矿位于黄荆山背长江的一侧，距江边8里，所产煤炭耍绕山路以人力运至江边上船，因运输成本高，经营中亏损严重，裕大华投资该矿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即着手解决煤矿运输问题。他们根据矿山地势特点，决定引进德国勃来息脱复式空中运输索道。1933年8月开始建设，1934年7月全线竣工，索道全线长4.350公尺。空中运输索道从根本上改变了该矿的面貌：提高了运输效率，每日运行20小时，运煤能力达1200吨，大大减少了运煤工人数量，索道两端日夜两班总共只需32人即可，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包括折旧费在内，每吨煤只需二角四分；扩大了该矿出煤能力，使该矿原煤年总产量在1935年上升到138.045吨，1936年进一步增到187.720吨。达只是其重视技术改造的一例，其它还有很多。

三，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的产品质量。裕大华的主要经营者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们清楚地知道，质量是巩固和扩大产品市场、增加盈利，使企业立于不败的根本。裕华生产的棉布在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以十三磅布居多，这种布除畅销湖北省外，还远销江苏、山东，湖南等省。这种布的生产中严格用料，以21支纱为经、23支纱为纬，经纱密度紧，捻度大，纬度松，捻度小，组织严密。由于严格用料，保证了棉布的质量，使“所出纱布，大受社会欢迎，卖价常高出他厂出品数两以上。”[7]至于名牌产品“万年青”纱，布的用料则更为讲究，该厂对于生产这种牌号的原棉必严格筛选，凡次色棉，黄色棉，油污棉等均要一一加以剔除。整个生产过程执行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如“掐纱”一道工序就配有二名监督人员和一名记帐员。他们手中持着小秤，随时对棉花进行称量并督促。按照规定和质量要求做好接头、扎绞，补绞及用剪等各项工作。在产品的包装方面，该厂对出厂产品的包装至为严格，十分考究，尤其是打小包，必使其甚为美观而后可，小包头尾异常整齐，纱路平行且少绉痘，深受用户欢迎。有资料说，“该公司三万锭之出产，除供给布厂320台布机之经纬纱外(通开夜32)，仅余纱五六十包耳，10部打小包机犹戚不足。”[8]可见该厂打包工序之精细。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在保证该厂的产品质量上起了重要作用。

四，抓紧进行资本积累。“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缆，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9]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正常发展，但达并不排斥某些民族资本企业进行有限的资本积累。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另一方面，“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0]一个民族资本的企业家，为了在与外资企业，外国进口商品以及同行业资本家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站住脚，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就必须进行资本积累。裕大华资本家徐荣廷等人，在内在追逐剩余价值、外在竞争的驱使下，从经营实践中不断悟到企业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1923年冬，石家庄发生金丹案，造成通街闭市，买卖绝迹，使石家庄大兴厂的存纱数千包无法推销。幸公司资本稍裕，从武汉运款发放大兴厂职工工资，避免了停产。总经理徐荣廷为此戚慨万端，并树立了“公司之发达，地点与人力固属重要，尤以巩固资本为先”的思想。为了巩固资本，扩大积累规模，裕大华实行如下措施：

第一，发行公司债，吸收企业内部存款。裕华公司股本共计银156万两，而截止1926年9月，所有地皮、建筑、机具等共费银达280万两，两数相较，不敷甚巨，而营运一项，尚另需流通资金百余万两，为了解决不足之困难，1926年该公司决定发行与股票数相等的156万两公司债。以公司特别公积金100万两和按月从盈余项下提2万两作为公司债基金。债票利息为月息一分，债票面额分为一万两、五千两、一千两、五百两和一百两五种。裕大华还大力吸收内部存款以扩大营运资本的来源，如“大兴”的存款，除股东固定“存单”159万元以外，还经常保有共它存款百万元左右，内部存款的主要人员是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高级职员。内部存款的利息高，通常月息在1分到1分2厘间，而且实行三个月一转息，息上加息．因为利息高，所以公司的职员都乐于将钱存在厂里而不愿存往钱庄。裕大华吸收内部存款，为企业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使企业有了较为充足的营运资本，从而较少地受外界金融行情的影响；二是大量吸收企业职工存款，增加飞职工对企业的依附性，便于加强对职工的管理和控制。

第二,设立折旧基金。旧中国的工业企业，大多规模狭小，技术低下，不提折旧准备基金。但“裕大华”却与此不同，较为重视提取折旧基金，他们认为“纺织机器照例只有二、三十年之寿命，如果折旧过少，则公司根底不厚，将来机器朽坏，不无危险。”在原提折旧之外，每月再增提5000两，拨入折旧月内，按月生息，以保公司根本。

第三，企业无盈利则减发股息。1932年，“大兴”因为营业不振而暂时停发了股息和债息。“裕华”1934年也曾采取过类似措施，只发放债息，而将几万元官息划拨存入折旧项下。裕大华这种视经营盈亏的具体情况酌发股息的作法同那种不顾企业亏损，哪怕借债也要照发股息的经营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对于稳定企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1922年至 1937年，裕大华共计盈利1901万元，而企业资本家通过自办保险公司，折旧生息以及隐藏利润、减少分配等手段尽量扩大积累，十余年间企业积累达332万元，占盈利总额的 17.4%。[11]

第四、分庄盈余不列入分配，坚持公积金计息。裕华公司开设有重庆分庄，三十年代初，该庄年年都有盈余，但盈余均不分给股东而转为公司积累。裕大华还坚持公积金计息， 1936年，裕华所存公积，保险，折旧金额180万元，便以月息一分计息。

由于裕大华采取了种种措施，因而有较快的资本积累，如以1923年为100，那么1936年裕大华三大纺织公司的股本额为162.57，自有资本额为222.90，资产总值为234.56，固定资产值为181.58。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促进了该公司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高，1922年，裕华、大兴厂有纱锭54768枚，布机792台(1924年)，股本总额330万两(折银元4714300元)，连同原楚兴公司转来的部分自有资本不过5298311元，而到1936年时，裕大华已有纱锭85560枚，较1922年增加56%，布机1324台，较开办时增加67%，自有资本达17315331元，较1922年增加了227%。[12]以上，我们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讨论了裕大华资本积累的措施。但决不能误以为经营管理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唯一途径，相反，民族资本家对本企业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并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如不等价交换)去占有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剩余劳动，这些才是民族资本企业资本积累的源泉。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复杂的阶级的研究，切不可简单化、模式化、应该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针对民族资产阶级近代经营实业的特点，挖掘民族资产阶级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教训，是一份应加以扬弃，继承的历史遗产，其中合理的成份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所借鉴。

注释：

[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279页。

[2]《湖北实业月刊》1卷9号丛刊类1924年6月。

[3][4][5][6]《汉口商业月刊》1卷6期，第26页、24页、26页、28页．

[7][8]《湖北实业月刊》1卷1942年。

[9][10]《资本论》1卷，1975年版，635页、637页、649页。

[11][12]《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18页．

其它资料见《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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