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墙

西单文化广场南侧的灰色矮墙

西单墙位于现今西单文化广场南侧一带的一道灰色矮墙。该墙在当年被全国人民所关注，通称为“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的，“文革”中兴贴大字报的习惯，让老百姓找到一个窗口。最早期的大字报大都是要求给1976年四五运动平反，以及上访群众诉写的冤案控诉。

事件经过

形成西单墙

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

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 “西单民主墙运动”。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支持西单墙

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曾谈到有关“群众贴大字报”（实即“西单墙”）。

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所发新华社消息是这样报道的：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邓小平副总理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正确的，这不可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

1978年11月下旬的一天，观者最多的是一张小字报，那是一封致《于无声处》编剧的公开信，批评这出当时大受赞扬的以四五运动为背景的话剧并没有揭示事件的真实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周国平的印象中，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开言论。接着，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势。几天后，周国平经过北京历史博物馆，南边是建筑工地，只见高坡下人山人海，马路边停满了自行车。在工棚的木板墙上，贴着一份二十来张纸的大字报。第一页是简短的声明：“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宣布在北京成立启蒙社。”署名是“贵州的几个青年工人”。正文内容为民主和人权。这份大字报因观点鲜明而引人注目，在当时被广泛谈论。

其后，在官方允许下，西单民主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

1978年12月13日，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的讲话中，叶剑英表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谈论一个题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它的广告贴在西单墙上，举办者是一个叫“四月影社”的民间团体，展出地点却是中山公园，开了新时期民办艺术活动的先声。

1979年9月27～28日，以王克平、黄锐、马德升为首的29位艺术家的150多件作品，包括水墨画、钢笔画、木刻、木雕等在中国美术馆外东侧小花园铁栅栏上展出，观赏者踊跃，秩序井然。可是在展出的第三天被警察以“影响群众正常生活和秩序”为由查封。于是，引起了1979年10月1日国庆30周年期间的“西单民主墙”演讲以及游行抗议活动。

1979年10月2日，《探索》、《活土》、《五四论坛》等刊物联合起草的公开信——《告人民书》对北京公安局东城分局“查封”行为的指控和对演讲、游行的辩护，促使北京公安局东城分局及相关管理部门不得不被迫让“星星美展”于同年11月份在北海公园画舫斋继续展出。

取缔西单墙

1979年初冬，北京西单一带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建筑物的墙壁，首都各界和外地来京的人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外”们蜂拥而至，白天晚上，把个西单地区堵得水泄不通。人们把这个景观叫做“西单墙”。对它的内容和影响，莫衷一是。有些境外新闻媒介为“西单墙”一个劲儿地煽风鼓噪、呐喊助威。国内有识之士和更多的人民群众，则忧心忡忡。全国看首都。“西单墙”出现后，各地大中城市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墙”，一时有蔓延全国之势。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通过揭批“四人帮”罪行出现的安定局势，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各地人民群众担心全国会再度陷于混乱。

1979年11月下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是一次载入史册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精神，不仅认真、充分地讨论了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整顿城市社会秩序等问题，而且特别讨论了“西单墙”的问题。

1979年11月27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午举行分组讨论会，下午举行全体座谈会。28日全天，委员们又举行了全体座谈会。委员们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整顿城市社会秩序问题，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

这次会议自11月23日下午开始举行以来，委员们对当前社会治安问题极为关注，特别是对“西单墙”的议论很多，许多委员强烈提出应当坚决取消“西单墙”。叶剑英委员长，聂荣臻、宋庆龄、陈云、彭真、谭震林、李井泉、蔡畅、邓颖超、廖承志等副委员长，对委员们的意见非常重视。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彭真在会上专门就关于加强法制、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证四化建设顺利进行讲了话。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在1979年11月27日会议上，发言的情况是这样的：

张秉贵委员说，彭真同志的讲话非常好。我完全赞成。近来，社会秩序不大好，人民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许多职工反映，我们在搞四个现代化，但却有后怕。我们上班去了，老担心家中门锁被撬，东西被盗。希望政府对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狠狠地依法进行打击。就拿我上班的北京市王府井地段来说，现有70多个商店，每天来光顾的客人几十万。过去每年发案不过几十起，近来发展到好几百起，今年在王府井地段抓获的犯罪分子就有1390多人。不依法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社会治安状况就不会好，人民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安全保障，也不能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搞好社会秩序，文艺界也起着重要作用，要用健康的作品引导社会的思想、道德，不能让一些低级下流、诱发犯罪的坏作品流传。有些电影内容不好，名字也荒唐，成了流氓分子的口头禅。我建议有关部门必须对外国电影实行审查，对社会、对青少年没有好处的，要严禁进口和放映。有些青年看了一些不好的电影，走上了犯罪道路，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认为，“西单墙”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应当依法取缔。社会安全搞不好，安定团结就是一句空话。安定团结成了空话，我们的四化建设就要告吹。所以，从四化建设的大计出发，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我建议国家下决心依法严惩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坚决取缔“西单墙”。

谭震林副委员长说，我们提倡的和努力不断完善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对于一些打着“民主”的幌子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不但不能支持，还要坚决予以制止和反对，必要时予以制裁。我们年轻的时候，同帝国主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生死斗争。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农村到包围城市，从地下斗争到公开的武装斗争，直到最后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烈士，流血奋斗，得来了社会主义江山，现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这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我们决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借口，来达到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目的。少数人的这种图谋，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许德珩副委员长说，1919年，我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参加过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斗争，以后又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懂得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现在，“西单墙”成了一些人的“自由”论坛，一些外国人也插手，一些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就是把“西单墙”作为一个阵地进行反动活动。我是个经历过几个时代的人，领略过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味道。现在一些人在“西单墙”上大讲什么“自由”、“民主”，我觉得这种东西似曾相识。当前，我国的最大政治就是保证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进行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些人却利用这块“墙”作阵地，肆无忌惮地来干扰这个最大的政治，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单怀香委员认为，现在社会治安方面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出了事公安人员不敢管，因为一有错不但上级批评，而且报纸上还公开登，说干警如何不好，使许多干警不敢管，有看法。上海有些同志讲，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是好人怕坏人。这虽然是牢骚话，但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我们不狠狠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有意见。有个地方，几个坏分子行凶，派出所所长出来制止，却被坏人打得爬不起来。干警们出来追捕坏人时，坏人向干警捅刀子。没有办法，干警们掏枪把坏人的腿打断了才抓住。我看，别说把犯罪拒捕的坏人腿打断，就是打死了也不能指责干警，他们是执行正当公务，是合法的，人民群众是拥护和赞成他们的。

荣毅仁委员说，现在治安情况不好，为开国以来所没有，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有了法必须执行，有法不依，法律就没有权威了。一定要教育人民群众支持公安人员执法，教育宣传部门支持干警执法。有人说“西单墙”是“民主墙”，要保留；有人说是“反革命墙”，应拆除。看事情要看主流，它现在已到了影响北京以至全国的安定团结的程度了，不能保留它。拆除“西单墙”是我们中国的事，外国人不能干涉我们的事，不要怕外国人议论，不准他们插手我们的内政。

张福财委员说，有些人公开在大街上搞封建迷信活动，搞占卜、算卦，还公开赌博，这都是社会主义秩序所不允许的。我看“西单墙”已经成了影响安定团结的东西了。你北京有个“西单墙”，下边省里、市里也有个类似的墙；北京不处理“西单墙”，省里、市里就不敢处理他们那里的什么什么墙。因为下边看上边，地方看北京嘛！北京把“西单墙”处理了，下边也就有了依据，就会把下边那些类似的“墙”拆掉，全国才不至于乱，才不至于出现“文革”那样的动乱。“西单墙”到了该拆的时候了。还有上访问题，上边提倡上访，又给路费，又是接见，报纸上一个劲地支持，弄得下边很难办。下边对宣传教育部门意见很大，特别是宣传上的片面性，人民群众是有意见的，思想解放不能没有边，报纸上宣传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很不够，宣传对青少年进行光荣传统的教育也很不够，这样下去怎么行！对一些不好的电影就是要限制。

盛婉委员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对各级领导干部都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我们还对提意见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现在，有人说什么全北京、全中国都没有民主，只有西单一块墙上有“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西单墙”破坏人民民主。

李瑞环委员说，治安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干四化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共产党的威信，直接影响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必须下力量抓好社会治安。我认为，当前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还有什么“西单墙”等等，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四人帮”残渣余孽插手，这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我们的工作也有毛病，宣传工作上离开了马列主义、有自由化倾向，这也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觉得，当前一些报刊在关于民主问题的宣传上，不仅有片面性的毛病，而且也有时机上的错误。我们刚刚打倒了“四人帮”，刚刚结束了“文革”十年的搞所谓大民主的动乱，不集中力量批判无政府主义，相反却一个劲地片面宣传什么“民主”，我看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现在青年人的头脑里，对领导干部的形象还是“文革”中的剃阴阳头、坐喷气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宣传教育上不引导他们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怎么行！现在，基层广大干部对宣传上的片面性意见很大，因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李瑞环委员还说，“西单墙”一开始就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我们有些同志还支持，这也是不正常的。你看看“西单墙”上那些内容，都是“文革”那一套，打倒当权者，你下去我上来，为什么我们整治不了呢？我看应该对它采取措施。有些人打着“民主”的幌子，到“西单墙”上去贴大字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出卖情报，还有些人在那里聚众闹事，堵塞交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能容许的。如果容许少数几个人的“民主”，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顾这几个人的“自由”，就会损害全国人民的自由。如果容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就会危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对它采取措施，进行处理，肯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李瑞环委员又说，现在有些报纸宣传的反特权，我看是有毛病的。有的报纸说宣传反特权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我一直是反对这个观点的。我们现在应当集中精力搞一段时间的安定团结的大宣传、大教育，宣传安定团结的重要意义，讲清楚安定团结对国家、对人民，包括对广大青少年的重要意义，提高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全国人民的行动，表现出中国人民在安定团结局面下搞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一致性、决心和信心，这样四化建设才有希望，这也是宣传舆论界的重要职责，不这样做就是失职。11月28日，委员们就社会治安和“西单墙”问题又进行了热烈讨论。邓颖超、苏步青、胡愈之、杨秀峰、袁任远、季方、傅钟、董天祯等先后发言，彭真作了总结讲话。

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社会治安非要狠抓一下不可了，必须下决心整顿治安秩序，支持公安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各种犯罪分子，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谈到宣传报道问题时，他们认为，李瑞环委员的发言很好，代表了基层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值得高度重视。有些发言的同志提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要发扬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西单墙”不仅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在实际上，对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许多人在“西单墙”的活动值得我们注意，应当对“西单墙”采取措施。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之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意见，对“西单墙”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12月6日，为了维护首都交通和人民生活、工作的正常秩序，整顿首都市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决定，今后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大字报，只准在月坛公园内的大字报张贴处，禁止在“西单墙”及其他地方张贴。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意见得到及时宣传、传达、贯彻，由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措施得当，“西单墙”就这样自消自灭了。

社会评价

“西单墙”是特定条件和时期的产物：与政治走向有同步性，承载民众精神探索的愿望，又是各种现实矛盾、历史遗留问题汇聚和宣泄的管道……是复杂的混合体、多种意志的共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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