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

西南政法大学所属的专职研究机构

法学研究所是西南政法大学所属的专职研究机构（校属二级机构），成立于1986年，改组于2005年。本所曾因高水平的外国法学译介和研究而享誉法学界；改组后的法学研究所在继承传统学术优势的基础上，将面向海内外广纳高层次的理论人才，组建高水平的法律哲学研究团队，打造理论法学研究的知名品牌。

学术精神

精神独立学术自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历史沿革

法学研究所现有11名专职科研人员，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3人，均接受过法学、政治学、哲学的专业训练，9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具有较深厚的学术积累，且已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研究所团队成员年龄多为40岁左右，最小年龄为29岁，是国内少见的青年学术团队之一。团队目标明确，精诚合作，充满朝气，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学者之家。

法学研究所在坚持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全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共同搭建坚实的学术平台，既加强与海内外高层次的学术沟通和交流，又努力创办发展自己的出版物，以及时发表和出版本所的研究成果，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法哲学研究辑刊《法意》；与上海六点文化出版公司（上海三联书店）合作编辑政治法律哲学丛书“海国图志”系列，其学术影响与日俱增。

组织团队

林国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林国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古典学博士）

林国荣（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

郑文龙（哈佛大学宗教学硕士）

肖厚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

何志辉（澳门大学法学博士）

汪祖兴（贵州大学发展与规划处处长）

龙宗智（四川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赵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教授）

吴越（西南财经大学欧盟法研究中心主任）

邵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但彦铮（西南政法大学发展与规划办副主任、法学研究所所长）

朱志文（学术秘书）

研究论坛

“海国法意高级研究论坛”于2006年5月创制。精读中国与西洋政治、法律、哲学、文史学诸部类之古今原典，贴近经典作家的问题意识及其洞察、想象与理论言述，训练对政制史与思想史的根本问题的把握力量，修习整齐与正派的思考意志与修辞习性，是“海国法意高级研究论坛”的原旨所在。研究论坛的主体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构成，主持人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担任，与研究论坛之原旨相契合的国内外相关学人也将被不定期邀请。有别于学院之常规课程，研究论坛以师生共同读书和共同讨论的形式进行，主持人提出并梳理原典的问题意识，参与者则对以质疑与追询，以使进一步深入讨论成为可能。主持人事先指定具体研讨文本，参与者则提前阅读该文本，研究论坛以此为研讨得以进行的唯一前提。文本选择的范围和形式没有定规，可以是一部书，也可以是学位论文所涉及的作家，或者是一幕悲剧，一段古籍残篇，一节圣经经文，乃至柏拉图或孔夫子的一则晦涩语录，优帝法典的一句注疏，斯宾诺莎的一项伦理命题，等等，总之，所有研讨必须有经典文本支撑。研究论坛倡导自由、从容、素朴、踏实的学术共同体精神，力求修葺一处师生共同学习交流的智识园地，并由此自觉体现自由学术之大学精神。研究论坛以不定期的形式举行。基于维系共同体精神的需要，研究论坛要求参加者视其参与为造就此精神的必要因素，因此研究论坛要求参与者认真准备所参与的讨论。法学研究所官方网站提前发布研究论坛各次研讨主题与文本，研讨结果亦将以“海国法意论坛纪要”的方式在该网站简短刊登。根据研讨的精深程度，本论坛拟在一年之内结晶出十部经典著作，以为论坛长期温习的基础文本（fundamental texts），论坛最终的精神品性亦将由此十种基础文本的原旨所赋予和保证。

系列丛书

“海国图志”系列丛书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本书系的骨髓所在。

随着近世以来的知识激增，专业学者几乎完全不再象斯特拉波那样尝试在单卷本中描述一个具有足够包容度的历史或者地理主题，而是将此工作留给那些很少会象本丛书作者那样感到问心有愧的业余学者和作家，由此所导致的一个文明大悲剧是：人们往往只是从那些余热尚存的业余流派中汲取灵感和教诲，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可怜的灰姑娘罢了。　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万国历史、地理或法律的政治编年史，更不是一般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政治编年史，而是一些应当予以表述出来的政治、经济、法律的浅显易懂的篇章；丛书尊重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及其演进，对自从有人类创造文明和野蛮、战争与和平以来的各个阶层、等级和民族的问题均予以足够分量的注意。　正如上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史家考伯所说的那样，历史包含了“大量的推测成分，它试图倾听不可倾听的声音，并洞穿人们心中的奥秘”。对于本丛书的作者来说，这些超越了他们学术专业知识的推测范围非常大，更不用提那些对于万国历史、地理与法律是外行的人。我们将怎样达到目的呢？首先，运用民族的偏见和成见；其次，利用我们对历史记载的所谓专业知识所不可避免的、但反过来说也是令人庆幸的匮乏；第三，利用撰写由读者去判断的新类型的国家史所带来的挑战。　必须强调的是，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我们的年轻作者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本丛书的年轻作者们皆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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