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画东渐

近代西方绘画技法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

指近代西方绘画技法及其理论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时期以及20世纪初期，欧洲等地绘画（主要是油画）技法和理论思想的传入。

两个阶段

一明清时期的西画东渐；二 20世纪的西画东渐。

三条途径

一、以传教士主导的西画东渐，主要活跃于16至18世纪,对宫廷和民间美术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

响。

二、以商人为主

三、以学生为主

接受过程

一、上层社会对西画东渐的反应

西洋绘画大规模传入中国时，正值明代万历中后期，在与外界的频繁交往中，统治者意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对传播西画起到重要作用的传教士们大都具备丰富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等科学知识和技能，使明清皇帝们另眼相看，从而在宫廷内得到了一席之地。

二、文人对西画东渐的反应

明清文人士大夫和专业画家们对西画的评价并不高，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更有甚者，清人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表示：“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亦不能学，只可不学为愈。”可见文人对西画的排斥。在这样观念的影响下，文人和专业画家对西法的运用非常少见。其中，曾鲸（1564～1647）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曾鲸字波臣，福建莆田人，一生多活动在江浙地区，其生活年代正值西学东渐时期。明末姜绍书曾在《无声诗史》中评价曾鲸的画：“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其敷色淹润，点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颦笑，咄咄逼真”。（见图三）向达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一文中提出，曾鲸“咄咄逼真”的画法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此外潘天寿、周积寅和大村西崖等也抱有相同观点。但王伯敏、牛克诚等却认为曾鲸的绘画技法来自于传统渊源，并没有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7]目前曾鲸究竟是否受到西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从此争议上看，西洋画法在文人与专业画家作品中的显现确实不像在宫廷绘画中那样鲜明，即使有，也需要十分仔细地辨别和探究。

相对于曾鲸的人物画，明末清初画家吴历（1632-1718）在山水画中受到西画的影响是比较公认的。《清史稿》中对吴历叙述道：“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于王时敏，心思犹健，气韵厚重浓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繇渺凌虚，迥异平时”。吴历曾与传教士鲁日满交友往来，并加入了基督教，晚年返回江苏献身于传教事业，在西洋文化的长期浸染下，作为画家，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洋艺术的影响，其作于1676年的《湖天春色图》（见图四）便是一例，画家运用了透视法表现湖边堤岸的空间，在色彩上不同于传统山水画，显得格外鲜亮。即使吴历对西画有所借鉴，但在谈到东西绘画差别时，他仍认为西方绘画仅在“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8] 而中国绘画“不取形似”，却是“神逸”之作。可见他对西画并不推崇，所以在晚年还是走着传统的绘画道路。从吴历的例子可以看出，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深重的文人画家对西画相当保守，西画在文人中间得不到发展的空间，甚至在当时比较有文化修养的收藏家的藏品中也很难看到洋风画。

三、民间对西画东渐的反应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明清西洋绘画的影响只限于宫廷，如戴逸在《简明清史》中认为：西洋绘画来到中国后“只在宫墙内开花”。事实上，西洋绘画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民间画中有很大影响，在明清民间版画、玻璃画、瓷器画、外销画等画种中均有体现（见图五）。明清时广州、南京、上海、北京一线主要沿海地区成为了西学与西洋绘画的传播带，在此基础上，民间与西画有了广泛接触。明清工商业的发展刺激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使民间绘画的需求增大。在沿海城市和江南地区发迹的，以盐商与高利贷者形成了新的收藏阶层，他们没有太多严格的传统品评标准，而显现出平民化的审美趣味，比较容易接受新鲜的精巧工细的洋风画。在他们的带动下西洋风画很快成为一种时尚。在明清版《全本西厢记图》、《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仿泰西笔意”、“仿泰西笔法”等题跋，可见当时西洋风绘画已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潮流。

东西商贸的频繁往来更加刺激了民间西洋风的发展。明清间西洋绘画对中国民间的影响范围广泛，以南方沿海城市为基地一直扩展到北方诸多城镇；其时间也很长远，当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由于政治原因，西洋风画在宫廷迅速衰落之后，西画在民间的影响依然延续，使我们在兴盛于20世纪中期的月份牌年画中还可以找到明清西画影响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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