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顺湛（1928年1月-2017年5月28日），山西芮城人，20世纪50年代初从事文博工作。解放初期，他酷爱文学创作，被组织安排到陕州专区文工团写剧本。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具备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但凭着那股不甘落后的拼劲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刻苦钻研，成为全团写剧本最快也是较多的一个，并是从全省各地挑选出的唯一到中南区文化部进修的创作干部。他创作的小剧《七寸步犁》，还被当时河南省文联创办的《翻身文艺》刊登。曾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1928年1月，许顺湛出生于山西芮城，20世纪50年代初从事文博工作。解放初期，他酷爱文学创作，被组织安排到陕州专区文工团写剧本。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具备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但凭着那股不甘落后的拼劲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刻苦钻研，成为全团写剧本最快也是较多的一个，并是从全省各地挑选出的唯一到中南区文化部进修的创作干部。他创作的小剧《七寸步犁》，还被当时河南省文联创办的《翻身文艺》刊登。
1952年，许先生被调入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3年，组织上派他参加文化部、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考古训练班，由当时全国知名的学者夏鼐、苏秉琦等先生授课，引导他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他深深地被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所吸引，从而也激发了他加深了解祖国灿烂文化的兴趣。许先生还深有感触的说，在训练班系统地掌握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后的文博工作实践和科学研究无不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195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成立，他作为队长一方面带领队员下田野，组织文物调查和发掘，一方面坚持自学，浏览大量的历史考古书籍。1956年，他有感而发，一气呵成题为《对〈夏代商代的奴隶制〉一文的意见》的学术论文，很快被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历史研究》采用，同年又被《历史研究论丛》转载。没想到这篇处女作一炮打响，成了他打开神秘古代文化之门的一块敲门砖，从而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他历任文物队队长、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但一直笔耕不辍，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治学。据粗略统计，出版有《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等7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真可谓是著作等身，硕果累累。
2017年5月28日，著名考古学家、全国劳动模范、原
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许顺湛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岁。
许先生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惧权威，勇于创新。这一点在
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仰韶文化是最早在河南渑池县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关于它的性质，在50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仰韶文化母系说。到了60年代初，许先生对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检验，在《文物》1960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其特有的学术胆识，独树一帜，提出了三个不同凡响的观点：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为
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下层文化为夏文化。这篇文章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当时考古资料缺乏，研究欠深入的学术背景下，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因而，他也就成了较早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提出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人。尤其是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的观点，后来被称为仰韶文化父系说。然而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被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1962年许先生再次发表《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高高举起父系说的大旗，与母系说展开学术辩论。遗憾的是由于父系说曲高和寡，这场争论还没有真正的展开，便在一片反对声中偃旗息鼓。在经历了知识被洗劫、学术遭践踏的十年动乱之后，许先生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材料，1979年发表《再论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一文，重申仰韶文化父系说的观点，用第一个支持许先生父系说的黄崇岳先生的话来讲，“许顺湛同志又东山再起”了。由于考古材料的不断充实，学术争鸣的气氛越来越浓，所以这场重新开始的论战大大不同于60年代初期，持仰韶文化父系说者日渐增多。黄崇岳、吴汝祚、刘式今、洛阳市博物馆西高崖发掘组、王仁湘、巩启明等纷纷著文，从不同角度论证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1985年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对多年来仰韶文化研究成就的一次检阅和总结。全国各地学者汇集在一起，把父系说与母系说的论战推向了高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以后，仰韶文化母系说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父系说开始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即便是原来坚持父系说者，也逐步认识到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仰韶文化前后发展是有变化的，在数千公里范围内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场学术争论已近尾声。但回过头来看，许先生作为这场辩论的主角，无论是其在学术上的建树或是所表现出的执着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继提出仰韶文化父系说之后，许先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他意识到研究史前文化并不能单纯的依靠考古资料，而是应当在考古学的基础上，与古史传说、民族、民俗学资料等相结合，才能打开中原原始文化的秘宫。1983年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便是这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在这本被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称为“第一本中原远古文化史”的专著中，除了对中原史前文化的来龙去脉、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进行详尽的探讨外，首次将传说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指出炎帝族所代表的文化为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文化，以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是创造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的主人，中原龙山则与尧舜禹时代相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在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接受和引用。文明起源问题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明的概念、要素等没有统一的标尺，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见仁见智，差距甚大。许先生参阅了大量的国外文明史研究著作，反复对比研究，1985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五条标准，即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和礼制规范化，并由知名学者童恩正教授作翻译，介绍给国外学者。1986年他又把这一观点重新整理为《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公开在《中州学刊》上发表。在这个理论框架上，先生通过七八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45万言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该书采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区分中原、海岱、甘青三个地区，全面论证了古代氏族
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成就，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距今六千年前已经形成。如果说《中原远古文化》是许先生多年来研究中原史前文化的结晶，那么，《黄河文明的曙光》则是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盛开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书后附录的《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论黄河文化》两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继其后发表的《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再论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等，进一步论证了酋邦王国在夏以前的仰韶、龙山时代已经存在，仰韶时代不仅是父系社会，而且已出现了文明的源头。他还对五帝时代的研究情有独钟，断言夏商周断代工程告捷之日，也正是五帝工程的启动之时。而许先生从仰韶父系说到酋邦王国、文明源头逐步深入的探索，无疑是这一工程的前奏。这对于我们走出古史是传说时代的迷茫心态，当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虽然说许先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上，但也始终关注着夏商文化热点问题的讨论。早在60年代初，他就撰写《找商都西亳》、《到底有没有夏代》、《夏都阳城在哪里》《夏都斟鄩在哪里》等一系列文章。他的《夏代文化探索》、《夏代文化的再探索》等学术论文，对寻找夏文化的踪迹，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关于夏商文化断代的焦点问题西毫与郑毫之争，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却以极大的兴趣，撰写出《偃师西亳说的困惑》、《隞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等文，总结争论双方的得失，客观地评价双方的论据和存在的缺陷。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工作，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同时，使他产生了新的认识。1996年在《中原文物》发表的《中国最早的两京制》一文，他依据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繁荣期与衰败期基本相同这一事实，证明商代早期的郑亳与西亳是并存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两京制。同年，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得到了郑亳说与西亳说双方的赞赏。从此，争论了相当长时期的焦点问题，又有了一个新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作为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先生近年来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炎黄文化的研究上，这期间他积极参与筹划了新郑“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巩义“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等多次大型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连续不断的撰文，如《论中华人文始祖与炎黄子孙》、《再论中华人文始祖与炎黄子孙》、《论龙的传人》、《蚩尤──威震北方的一代英雄》、《史前民族融合的见证》等，均为研究炎黄文化的力作。尤其是他对炎黄文化的概念、炎黄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人文始祖的认同等问题的探讨，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为炎黄文化研究向深层次、高水平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文物考古事业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的许顺湛先生，如今仍活跃在学术的舞台上，哪里有新的考古发现，哪里有学术热点，哪里就有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