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志自由

意志自由不仅是哲学上——特别西洋近代哲学上的重要问题，而且是个最足以代表西洋近代精神的问题。西洋自文艺复兴以来之所以能渐渐从教权与君权里解放出来，都是种种争自由的运动的收获。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为解放黑奴而起的南北战争，以及欧美其他的许多革新运动，不论其经济背景如何，但理论方面总是以争自由为目标。试读西洋近代的许多戏剧小说，甚或看他们比较有深刻意思的电影，不论其内容如何曲折复杂，差不多结尾总常寓有争自由的意思。至于西洋人的新宗教、新信仰，不是崇拜自由之神吗?西洋新诗人所讴歌的，不是撞自由之钟、击自由之鼓吗?葛德在他《瞿支》（Goetz von Berlinchingen）一剧里形容主人公瞿支之维护他自己的自由，好像一个狮子，是的，近代西人之争自由，其猛烈的程度真好像兽王狮子。说到哲学方面，若果有一哲学家能够组织一系统，建立一学说，证明人的意思是自由的，是不受命运、环境或科学定律的支配的，那么，他就可算是有功世道人心的哲人。所以当费希德读了康德的书后，从他过去相信的决定论里惊醒转来，恍然觉悟到人生的意志的自由，他差不多喜欢得发狂。他写信给家人说：“我现在知道人是自由的了。我发现我的真我了。我觉得我的神力量增加了。我认为无法证明的意志自由问题，现在康德给我证明了！”因此他由向往感激之余，不辞辛苦跋涉，而去拜访康德以求亲炙，而后来自由观念便成为费希德的中心思想。其实意志自由一问题之在西洋近代哲学史上，其重要几不亚于知识论，其足以代表西洋的近代精神亦不亚于知识论。（其实有许多哲学家之对于知识加以批评的研究，其目的也就在为意志的自由预留地步。）因为自伽里留、牛顿以来科学的新知骤然增进，因而引起哲学家的特别的注意与追问，他们要追问知识所以成立的道理，追问知识何以可能，欲为知识建筑一形而上学的基础。其答案，简单的说，因为人有先天的知性范畴，所以知识可能。因为西洋近代争政治自由的热烈，而引起哲学家去为政治论自由寻求道德自由的基础，并进而追求道德自由何以可能，以为道德的自由建筑一形而上学的基础。其简单的答案可以说是这样：因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道德自由可能，所以道德可能。所以知的方面，西洋近代哲学之注重知识论，是西洋科学精神的表现；行的方面，西洋近代哲学之注意自由意志问题，是西洋争个人自由的精神的表现。政治思想家、人权论者，所鼓吹的是政治的自由，而哲学家、伦理学家所发挥的便是道德的自由。道德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根本，而政治自由可以说是道德自由的组织与实现。政治自由是向外去奋斗争夺而得，道德自由便出于内心的学养与自主。就大体上看来，政治自由的消长可以说是与道德自由的消长成正比例：一个社会里，有政治自由的公民多，则有道德自由的个人亦必多；反之，有道德自由的个人多，则有政治自由的公民亦随之多。但就个别情形而论，有道德上自由自主之豪杰，如印度的甘地，而在政治上有时反无有自由；有政治上享受充分自由的公民，而道德上为情欲或环境的奴隶，并不自由。但就价值而论，道德的自由比政治的自由较根本、较重要是无可否认的。而西洋的近代之政治自由实有道德自由的基础，而西洋人之谈道德自由又有极深厚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也是很彰明较著，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

回看我们中国自以来，也走上西洋近代争自由的大道，而其猛烈的程度，与所争的自由的多方面，和牺牲之大、代价之高，比起开明时代的西洋来，实有过之无不及。西洋人几百年才争到手的东西，我们恨不得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全部如愿以偿。但是我们须注意：争自由不是容易的事，自由既不是抄袭模仿可得，亦非徒虚骄咆哮所能收功；尤其须注意的就是政治自由须有道德自由的基础，而道德自由又须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为道德自由建立形上的基础以充实政治自由的根本，使争政治自由不致流入蔑视法律纲纪的无政府主义和浅薄的理知主义与狭义的个人主义；使争道德自由不致成为反科学、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同时争近代西人所共争的自由，但又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抛弃中国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中心伦理思想。这就是我们研究自由问题所欲达到的理想，也就是我们提出意志自由问题来商榷的旨趣。

【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贺麟（1902—1992）先生，字自昭，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以研究与翻译斯宾诺莎、黑格尔哲学著称于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于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抗战前夕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学府。贺麟治学凡六十余年，中西会通、古今会通，在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尤其是早年力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自创“新心学”，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汇欧陆唯心论，发扬陆王心学之菁华，自成一个体系，与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人的新儒学，鼎足而立，一起构成了一代中国儒家思想的新图景，对后世中国思想之发皇，影响深远。编者简介高全喜，贺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62年生，江苏省徐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法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法理学和宪政理论。有《休谟的政治哲学》(2004)、《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2005）、《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2009）、《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2011）等多部著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