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朱启聪，祖籍江苏南京，生于河南开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淞沪抗日别动队，曾在宝山大场和华漕镇前线作战。从事地下工作中曾两次被捕，面对威逼利诱、刑讯拷打，坚贞不屈。1945年调任上海市近郊工委委员，积极筹组上海地下军，准备参加武装起义。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上海工人部队队长、山东大学文化队队长、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特派员、江苏省无锡县工委书记，浙东游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浙江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9年后，历任浙江宁波军分区副政委、装甲兵第四战车编练基地副政委、坦克预备学校副政委、第三坦克学校政委、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军委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政委等职。
人物生平
诸敏(1921—1999)，原名朱启聪，曾用名俞志明，江苏南京人。1936年入上海正风中学求学，任学校高年级自治会主席，组织和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读书会、歌咏队、游行等活动，经常在墙报上写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致力于抗日宣传。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诸敏参加淞沪抗日别动队，到宝山县大场和华漕镇前线作战。翌年4月，他打入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习。6月，诸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诸敏受党组织派遣，出任上海慈兴难民收容所副主任。1939年4月，他又根据党的指令，打入上海浦东奉贤县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任教官、中队长，并担任四大队党的秘密特别支部宣传委员。8月，受上海地下党派遣，诸敏调任吴县太平桥区委委员。不久，任苏南常熟县东唐市常备队队长，根据党的指示，杀汉奸，除特务，与日伪顽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1940年起，诸敏先后任江苏昆(山)嘉(定)县委宣传委员、昆山县委宣传委员、苏南淀山湖工委书记、浙江慈溪三七市办事处副主任等职。期间，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对敌武装斗争。1943年2月，诸敏被调往上海市、江苏省上层工作委员会从事调查研究工作。1945年2月，又调任上海市近郊工委委员，积极筹组上海地下军，准备配合解放上海。
解放战争时期，诸敏先后担任上海工人部队队长，山东大学文化队队长、华中局城工部第二训练班主任、江苏徐州市工委委员，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特派员，江苏省无锡县工委书记等职。
1947年10月，诸敏由组织派遣到浙东，先后担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治处主任、浙东台西工委书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部参加了中村、上王岗、天台山和解放三门、绍兴的战斗。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诸敏任浙江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2月，转任浙江宁波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率部开展剿匪反霸运动。
1952年9月，诸敏被调入军委装甲兵，先后任装甲兵第四战车编练基地副政治委员、坦克预备学校副政治委员、第三坦克学校政治委员。1962年3月，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参与组织领导了装甲兵核效应和横渡长江天险等重大科研项目的试验。1965年6月，诸敏出任军委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诸敏被关押审查了8年。
1979年2月，诸敏刚恢复工作即主动请缨，参加保卫祖国南疆的自卫反击战。1983年6月，出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1986年离职休养。他主编了《坦克部队参战政治工作经验汇编》和《装甲兵英雄传》，参与组织领导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一书。1999年5月，诸敏在北京病逝。
人物事迹
以下节选自杨逸、陆亚平：《追忆诸敏》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秋冬，诸敏同志前后参加了宝山、昆山、常熟等地的对日作战。1944年又奉调来宝山地区开辟地下的建党建军工作。那年党组织派杨逸、陆亚芳去解放区，准备进抗大学习。不久，城工部长刘长胜接见时说：“抗日的大反攻时刻已经到来，组织上决定组建地下军，打算里应外合，解放大上海，你们回去关门捉鬼子。”临行时，刘部长介绍诸敏同志说：“诸敏同志年轻有为，能文能武……由他负责在上海外围完成建党建军任务。”
不久诸敏同志到上海，担任上海市近郊工委副书记、周克为书记、马崇儒委员，并明确决定，老马和杨逸、孙彬斐、陆亚芳等（亚芳后凋回杨行）坚持菹藻浜以南开展工作；诸敏同志负责菹藻浜以北。杨逸同志根据自己工作基础，向诸敏详细汇报杨行的情况，建议将陆亚雄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之后，诸敏同志秘密进入杨行，频繁地和亚雄接触，他以商人身份，有时在陆家住上几天，陆亚平暗地放哨保护诸敏的安全，诸敏同志有时还向亚平等介绍抗日战争和解放区军民鱼水情谊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家中前辈们待诸敏如亲人，尽可能伙食上从优招待。1945年4月陆亚雄在孙彬斐家（北站高寿里21号）进行了入党宣誓，诸敏同志以党代表身份讲了话。随即亚雄先后分批分期地发展了金进、沈浩、李奇章、沈铭章、严成、赵飞、赵有恒、宗洪根、汪洪昌、张成华、李西坪等同志入党，组建了抗日战争时期宝山杨行的第一个党支部，陆亚雄为支部书记，支委金进、沈浩，并决定金进负责吴淞炮台湾一带，李奇章负责顾村一带工作，杨行镇范围由亚雄、沈浩负责，张成华负责杨树浦平凉路一带工作，这些人选的决策者，就是诸敏同志。不到半年时间，以党员为骨干发展了三十余名地下军，并团结了一批可靠的青年群众，象这样迅猛地发展革命力量在近郊历史上是空前的。快速建党建军是形势需要，也是与诸敏同志作风果断、政治上严于把关分不开的。例如李西坪同志入党，是李奇章介绍的，由于情况特殊，经请示近郊工委后，决定由诸敏同志到藻北小学以代课老师身份，在那里蹲了两个月，经仔细考察后才正式发展西坪同志入党的。
诸敏同志在宝山播下一批红色革命种子，到1945年深秋，因形势需要，这支队伍中27名党员和地下军北撤去山东，留下10余名党员和骨干长期从事上海近郊隐蔽斗争，无论是北撤或留下红色种子，经历数十年风风雨雨斗争的考验，完全如诸敏同志所说：“宝山发展的这支革命队伍，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假党员，没有一个变节分子。”
诸敏同志经常谆谆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坚强的党性，经得起战场考验，敌人狱中考验，和党内审查考验。”这一教导，长期铭刻在我们心坎，终生得益匪浅。我们了解诸敏同志本人，他就是最好的典范。他于1938年6月在上海入党（当时在高中读书），可是在“文革”的错误审查中，却以找不到入党介绍人，而只能从1940年算起（担任江苏昆嘉县委宣传委员），他不同意这个决定，并积极向中央军委提出复查要求。1975年，一个偶然机会，在广州发现那位入党介绍人，经他证明，和诸敏同志历来交代完全一致，于是他的党龄改正为1938年6月。1939年，诸敏同志在奉贤等地从事兵运工作，为党争取力量，受到上海地下党表扬。不久两次被捕，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刑讯拷打，立场始终坚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文革”期间“林江”反革命集团诬蔑他是许光达的黑手，又加上叛徒、假党员的大帽子，他被迫害长达八年之久，而对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始终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93年，得悉诸敏同志中风，半身瘫痪，同志们心绪不能平静。1994年春节，亚平代表大家去北京探望诸敏同志，记得年初六下午到了诸敏家，随便带些他爱吃的农家腊肉。诸敏和其爱人肖霞同志热情招待。亚平第一句话说，宝山的同志们派我来看望您，愿您早日康复！老首长接连表示谢谢。他们夫妇俩介绍了发病前后症状和养病规定。发病后造成左半身有些瘫痪，视力、大脑没有影响，思维还是那样清晰，右手抓劲尚佳，照常每天练书法，精神总是乐观，他见亚平送去家乡土产，倍感亲切，勾引起回眸往昔陆家老母亲殷勤款待情景。又谈到了向镇上几个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发出警告信情景，还谈到接受张执一交办，运一皮箱二十余支短枪，武装上海工人地下军，谈到在真如镇枪杀大汉奸王春生，伏击时三人穿敌伪黄军装，他首发一颗穿心子弹，一发命中倒地，尸体上压判决书，盖有新四军××司令部盖章（借硬豆腐干上刻制）。此举，乱了敌人阵脚，当地群众拍手称快，并送来鱼肉鸡蛋，慰劳我们在青浦观音堂的地下军。也谈到了市委印制传单，揭露日军投降真相，由他装在箱子里，从上海送到杨行，同志们分工一夜完成，将宝山各镇、吴淞、杨树浦一带的交通要道贴满，第二天群众兴奋地议论鬼子投降，新四军进驻上海……越谈越激发起大家革命情怀，并不时引发出哈哈大笑。“老诸，现在已超过两小时了。”肖霞同志出于关心，请诸敏适可而止。诸说：“肖霞同志请允许我第一次破例，今天我确实很兴奋，有些话应该向亚平多讲讲，机会难得呵！”谈话进行三小时，肖霞同志端出酒酿圆子，一起同桌品尝，临别时诸敏同志要亚平转告老战友们：“加强自我保健意识，老人的健康是第一要素；宝山革命斗争光荣历史要记取，要宣传，以史育人不可丢。”谁知那年一别，却成永诀，令人痛惜！
1997年，杨逸同志提议，由亚平具体操办老战友回娘家（杨行）团叙活动。电话通知后大家积极拥护，同志们各自带糖果、瓜子、茶叶、菜肴，借亚平家团聚。多年不见，大家相逢，情绪激昂，彼此回忆当年革命斗争惊险的一幕幕情景，同志间互相克服困难的崇高情操，滔滔不绝，谈兴正浓。同志们对吃得开心，话得投机，并互相了解同志体质等活动给予十分肯定，并希望一年能活动一次。事后由杨逸、亚平连名向诸敏同志作了汇报并祝愿他早日康复。诸敏同志接信后反复看了三遍。十天后，我们接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肯定了我们这种联络老战友的活动。他表示，待身体恢复得好些，争取来上海与同志们共叙天伦之乐。遗憾呵，他先于我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