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谈

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

《读书杂谈》是《而已集》中的一篇。《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读书生涯

万籁俱寂的夜晚，一片温暖的灯光下，我常常捧起一本书静静地阅读,我常常被书中的故事感动着，让腮边的泪水静静地流淌着。我就是这样品尝着阅读的滋味，享受着阅读的幸福。

回忆自己的阅读生涯，回忆阅读中的酸甜苦辣，我常常暗暗地流泪。

读书习惯

使我终生受益

在我看来，充满书香的人生是温暖的、明亮的、芳香的，仿佛大海的日出，那么壮丽，那么辉煌，那么动人。我愿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诗意的童年，都有一个书香的人生。阅读，能给孩子一个诗意的童年、书香人生。

这是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他儿子的读书笔记本的扉页上题写了两句话：

孩子：

与有肝胆者共事，

从无字句处读书

且记

读书读天下！

事件

读书生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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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2）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总结

我看现今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4）。（5）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6），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7），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8）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9）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10），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11），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12）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

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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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2）知用中学　一九二四年由广州知用学社社友创办的一所学校，北伐战争期间具有进步倾向。

（3）博物　旧时中学的一门课程，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的内容。

（4）这里说的开一大篇书目，指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开列于一九二三年。

（5）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参看本卷第195页注（26）。

（6）本间久雄　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中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7）厨川白村（1880—1923）　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

（8）《苏俄的文艺论战》　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浪斯基（A）．

（9）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10）进研究室　“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11）培那特萧　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襱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12）勖本华尔　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籍》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1927年7月16日，鲁迅应邀到广州知用中学演讲，谈了谈他个人关于读书的意见。

鲁迅的这篇演讲，名为《读书杂谈》，不像他的一些名篇那样常被人提起；就是专门谈读书的人与文，也很少提及此文。为什么呢？我想一个原因，是鲁迅谈得太朴实了，他没有告诉人读书的妙法和捷径，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和理论，他谈得实实在在。

而很多人是不喜欢实话的，他们更愿意相信花哨的说法，相信省心省力的窍门，实话呢，不仅过于平淡，而且不给偷懒投机取巧之心以鼓励和希望。

但实话的好处是不会让人上当受骗。

鲁迅说，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拿书来读就是了，但并不这样简单。接下来他区分了两种情形的读书：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

嗜好的读书则不同，“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是因为读者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

鲁迅说，嗜好的读书，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就容易疲劳，减掉兴味，甚至变成苦差事了。

常常有想要从事文学的青年问鲁迅，应该看什么书。在这次演讲里，鲁迅说，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关于书目，鲁迅在别处曾经这样谈过：“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

演讲里鲁迅特别谈到读书不要盲从各种各样的意见，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用驴驮着货物去卖，卖完回来，孩子骑在驴上，老头跟着走。路上的人见了，就责备孩子不懂事，怎么可以让老人步行呢？于是孩子和老头换了一下，又有人看见了，说这个老头竟然忍心让小孩子走路。老头赶忙把小孩子抱上来，一起骑着驴走，看见的人说他们对驴很残酷。他们只好都下来，走了不久，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很傻，空着现成的驴却不骑。老头对孩子叹息说，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个人抬着驴走。

盲从别人的意见，不能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结果会是很荒唐的。“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鲁迅强调要做一个思索者和观察者，观察者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如果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得还是有限的，“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见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和“实社会”接触，是鲁迅关于读书的一贯之论，在那篇应征而写的愤激的短文《青年必读书》里，鲁迅突出的实质是读书和读书之间的区别：一种是“与实人生离开”，另一种是与“实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在我们的读书漫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介绍鲁迅的这篇演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朴素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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