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

诗人兼诗歌评论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谢冕，男，汉族，1932年1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1949年8月入伍，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诗歌活动，参与创办学生刊物《红楼》。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诗探索》杂志主编。

人物经历

谢冕祖籍福州长乐。谢冕出生在郎官巷（或为安民巷）。早年就读于福州三一中学（现福州外国语学校）。

1949年8月入伍，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诗歌中心成立后，谢冕被任命为该中心副主任，并就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新诗评论》主编，研究员。

谢冕参与了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博士点，他也就成为该校第一位指导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自1981年起至2000年止，先后有十余届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在他的指导下毕业。在此期间，谢冕还接受了指导国内外的高级进修生和高级访问学者的任务，先后达一百多人。

1989年起，谢冕在北大首创“批评家周末”，以学术沙龙的形式定期研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大或热点问题，坚持十年不辍。

1980年《光明日报》发表谢冕的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广泛讨论，对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0年他筹办并主持了全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谢冕担任该刊主编。

2012年5月，被推举为中华诗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2020年11月，担任中国十大女诗人评选活组委会顾问。

2022年11月，担任第1届谢灵运诗歌（双年）奖组委会终评审。

担任职务

谢冕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学术委员等多项兼职。

个人作品

著作

编著

出版图书

个人生活

祖父：谢友兰（率全家从长乐江田镇漳坂村搬到福州，在福州南关一带开店）

父亲：谢应时（在英华中学念书，曾出过旧体诗集）

学术成就

谢冕是“二十世纪文学”理念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先后主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并主编了《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等。

谢冕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的研究，特别专注于中国当代诗的理论批评。20世纪80年代初，谢冕率先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为现代诗辩护。该文影响深远，与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起被称为“三个崛起”论，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谢冕的理论批评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关怀基础之上，他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视点，倡导建设性的理论批评立场。谢冕教授一直站在当代诗歌评论前沿，关注诗歌的健康发展。谢冕的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曾对朦胧诗运动产生过极大的作用。

2023年10月，获得2023年“1573金沙诗歌奖”最高奖“诗歌评论特别贡献奖”。

著作导读

1.《永远的校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本书收集了谢冕先生的多篇散文，其中就有那篇脍炙人口的《永远的校园》一文。

阅读此书，我们能感受到谢冕先生身上时刻散发出的热情，更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青年的精神导师积极向上的人格魅力。

2.《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本书是谢冕先生在现代诗歌研究上的成果之一，重点研究了现代诗歌写作者们的写作历史和作品文本，由于著者选取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使得这本书在诸多现代诗歌论著中显得不拘一格、颇出新意。

3.《1898百年忧患》山东教育出版社l998年版。

本书是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文学总系》中的第一本，描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文学环境和文化氛围，特别起到了统摄整个书系，提纲挈领的作用。

4.《西郊夜话——谢冕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本书是谢冕先生对自己多年以来学术随笔的一次选编，也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次回首，虽然大多是随笔性质的文字，但是更能看出他心态的变迁，也能看出整个当代文学格局的一些变化。

人物事件

20年前的话受批判

在20世纪，谢老不仅目睹而且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诗歌噩梦，给他个人也带来了伤害。诗歌给中国的诗人一个痛苦的噩梦，一个愚蠢的动机，它在中国大地上面，建立了一种统一的诗歌，造成了诗歌数十年的灾难，中国诗歌从里到外都是创伤，是心灵深处一个难忘的记忆。

谢老说，比心灵更自由的是诗歌，要是诗歌一旦失去了自由，那就是灾难，是灭绝，那就是绝路一条。可是有的时候，这种愚蠢的动机却在不断地营造这种所谓统一的诗歌，一种主义，最后带来的是灭绝个性，所有的诗人都变成了统一的形式。然而，诗歌的内容是形形色色、具有不同风格的，如果用一种强制的或非强制的手段来进行某种统一的时候，就是灾难。

不管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用什么样的名目，诸如游说、镇压、思想意识改造甚至是政治运动，目的都是为了统一诗歌，都想取消诗人的个性，这是20世纪留给谢老的最为沉痛的记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诗歌走向噩耗的时候我们走出来，为它呐喊，诗歌界才有了一种慢慢的转变。

在上个世纪谢老说了一句话：中国的诗歌主要是大陆的诗歌走了一条越来越窄的路。可是这句话，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还受到批判。谢老说：“不能不感谢我们的诗人，是他们给了我鼓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蔡其矫老先生就写出了“我祈求炎夏有风，冬日少雨；我祈求花开有红有紫；我祈求爱情不受讥笑，跌倒有人扶持……”——这样的祈求来表达诗人所需要的自由民主，也唤醒了大家的共鸣。我国的知识分子，从鲁迅以后，一代代成了驯服的工具，不再怀疑，于是北岛发出了这样的宣告：“即使我们知道天是蓝的，我也不轻信；即使知道雷有回音，我也不相信，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谢老说，这是因为上当受骗太多了，应该感谢这一切，这一切诗人这样发自肺腑的声音，冲破了长长的噩梦，不再作这样的祈求，这是时代的进步，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充满激动的南宁会议

1980年的冬天，在南宁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全国性的诗歌会议。在距离南宁只有两个小时车程的玉林聚会，让谢老不由地想起了一个难忘的记忆。

这个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给了谢老以及所有的人、给了诗歌以温暖，带来了新的时代所给予的体贴。那次到南宁开会都是谢老的老朋友，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久别重逢。

那个时候，谢老他们来到南宁，都带来了悄悄的激动，还有更多的是深深的不安。他们都把这种感受的带到了南宁会议上来，这是一场极其激烈的诗歌辩论。

会议结束后，谢老以及与会的学者把这些论辩和激动的心情带到了全国各地，也带到了北京。《光明日报》想把这个大会的精神刊登在报上，要求每个学者写一篇。

到最后，就谢老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5月7日，不少朋友开玩笑说他发表了“五·七”讲话，谢老说：“这个时间我永远不会忘记。”刚才开会时，谢老说的那句“我们的诗歌走了越来越窄的道路”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

然而就是这句话，还有人抓住不放。谢老激动地说：“怎么就不是越来越窄呢？全国各地的刊物没有了，诗歌刊物也没有了；所有的诗人都被发配到各个地方了，有的还客死他乡，怎么就不是越来越窄呢？那简直就是死亡，是灾难。”

难忘的香港之行

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个夜晚，谢老与《香港文学》的主编陶然先生登上了香港的太平山。从禁锢的大陆第一次来到了香港，看到了如花的灯火，当时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述。

那个时候大陆与香港相比，大陆的人非常贫穷。

谢老说：“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不久前我去香港不是坐飞机，是开车去的，开到我们祖国美丽的南方去的。”开车到了文景洞，司机告诉他，这就是落马洲，有一次余光中就开车把洛夫先生送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