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

人物生平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

1928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

1932年，初恋杨绛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他的好友孙令衔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

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费孝通在山中误踏陷阱，新婚刚100多天的夫人王同惠女士在求援的路上遇难，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39年，与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仍难忘怀前妻的费孝通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昵称“小惠”。孟吟是费孝通的哥哥费振东给他介绍的。自两人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两人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

1938年—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

1944年7月，费孝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生活，回到云南昆明。9月13日，西南联大正式聘请其为社会学系讲师，而该系的主任正是他在清华的恩师潘光旦。1945年，费孝通晋升为教授，并在潘光旦的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

1946年1月，费孝通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

1946年5月间，霍揆彰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长王子民、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的暗杀名单。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国民党特务不时光顾费孝通所住的云大教员宿舍，甚至还在围墙上打了个洞，随时准备过来抓人行凶。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的当天晚上，潘大逵与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被接到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卢汉到美国领事馆答应保证避难人员的安全，但避难人员必须离开云南。在此情况下，费孝通被迫于1946年8月离开昆明去南京。

1946年11月访问英国。

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1月25日，张东荪、费孝通、雷洁琼和严景耀突破北京城严密的封锁，到河北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座谈会。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

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费孝通出任副院长；8月，费孝通被李维汉拉进民委（中央人民政府事务委员会委员）。两年后，费孝通当选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协会理事。1954年，费孝通当选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反右”，费孝通以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为主。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又同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1957年春节期间，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谈到《人民日报》的相关内容，认为社会学工作有恢复的可能性。

1957年2月20日，《文汇报》发表费孝通文章《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他在文中写道：“我们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要求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产生相适应的改变。这些变化都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我们如果能掌握着这些客观规律，那么改造起来就顺利些，如果摸不清这些规律，我们就会吃亏。”

他也研究了政治关系，讲到“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好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在阶级消灭后人和人政治关系的问题。”

费孝通说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现在没有人研究。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他强调：“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三个字也要得。”

1957年3月20日，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借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吃饭的机会，邀请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赵承信、吴泽霖、林耀华等几位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作陪。费孝通“利用这个场合，引导大家谈到社会学的事”。并且约定过一个时间，由他约请大家再谈。《新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给费孝通，说中宣部要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多做些工作。《新建设》愿意请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吃饭，并座谈社会学问题。会议记录由他们发表。

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费孝通主持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1957年5月中旬，中央宣传部召集了在京的社会学家开了一次会，拟定陈达、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为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年6月6日，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六教授参加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的会议。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执笔、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当天下午，浦熙修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互通储安平的问题。

1957年6月9日，南太常寺甲12号召开了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袁方等人。

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费孝通参与提出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更成为了主要的“右派”言论和重点批判对象。

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费孝通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1月2日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其中就有费孝通，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

1967年6月10日晚，潘光旦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够守在身边，老保姆看他情况不妙，急忙请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没有，又要安眠药，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老师拥在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后来回忆：“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粉碎“四人帮”后，费孝通写出了“文革”后第一篇文章《蓄意歪曲、无耻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的谬论》，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二期。

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1年2月16日，在费孝通的主持下，南开大学与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业班，后称“南开班”。

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一个研讨会，李亦园与费孝通分别从台北与北京出发，兴致勃勃地见面，从此在人类学研究上有更多共同的语言。

1984年前后，费孝通、钱伟长等民盟领导对黄河流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率先提出东部、中部、西部共同发展的整体思路和大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概念。

1985年，费孝通先生辞去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一职，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今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

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

1987年1月，在民盟五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7年10月，费孝通访问美国。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此后费孝通先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为改善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90年代中后期，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

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

1996年，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我接着联系到在去年暑期召开的那一次研讨会上李亦园教授发表的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讲话。我受到的启发是他对文化的层次分析。他指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因为他在田野作业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结构里有着具有权威的一套经典性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另外还有一套在民间流行，表现在民俗信仰上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前者称之为大传统，后者称之为小传统，即Berger教授所说的‘李氏假设’。”

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

1999年9月15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召开的纪念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教授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费孝通在讲话中说：“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说‘一以贯之’，潘先生是说到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是的，我们今天同样应该这样评价费孝通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同样是“人格不是一般的高”，他“在这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2000年，《李亦园自选集》在大陆出版时，费孝通亲自题诗：“海峡分西东，学同谊自通；九州多开阔，比翼遨长空。”

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进而提出“将心比心”的原则，用以考察中国文化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以此将社会学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019年8月，国家教育部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编入高中统编三科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第五单元。

主要成就

成就研究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发表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为推动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努力促进两岸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了解、交流，与港台知名学者共同倡导举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从历史上看，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发表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孝通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他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然而，最后终于不许说话了。1957年以后费孝通主要从事翻译和边界问题研究。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费孝通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这是费孝通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财富。

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费孝通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他研究中国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孝通晚年在自我学术反思和批判时，一再提到缺了国学教育。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中他多次自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是从看得见的现实出发，即亲证的田野工作，而看不见的东西自然被摒弃一旁。当他倡导“文化自觉”，最常提的就是去补历史的课。值得珍视的是，时近88岁的费孝通还特意谈到《乡土中国》只讲了特点，没有过程是个缺陷。

人才培养

费孝通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提出了“五脏六腑”说。费孝通认为重建一个学科，在组织结构方面，必须要有五个要件：建立学会，为专业人员和支持这门学科发展的人提供交流机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此外还有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并按照这一思路逐一落实。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任会长。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费孝通任所长。同年，费孝通联系他在美国的同学杨庆堃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1981年又举办了第二期。然而，五大要件中他认为至关重要和最急迫的还是培养专门人才，为此，他到不少地方演讲，宣传社会学。在高校办社会学专业的任务未能落实的情况下，1980年他来到南开大学。在学校领导和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费孝通希望南开能设立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人才。1982年，在费孝通的关怀下，研究生班开学。同年秋经学校批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论文著作

1984年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文章。

出版图书

个人生活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妻子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

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孟吟，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

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离别21年后的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农不经商”，而且对外出打工严加禁止。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这一指责使他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1981年。在此期间，费孝通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他经过调查又写出了《三访江村》。

社会任职

1940年—1945年，费孝通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

1945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

1945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

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1978年后，主持重建社会学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

1978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1979年，当选为社会学研究会会长。

1980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2年—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

1983年6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5年3月，他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86年，任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1987年1月，在民盟五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历任民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1年，受聘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

1996年11月26日，民盟七届五中全会接受费孝通辞去主席职务。后任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1998年6月，当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1999年11月，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费孝通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费孝通历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还历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获奖记录

人物纪念

2024年9月15日，“费孝通民族走廊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中心将在传承费先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民族走廊研究的深入发展，力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面实现新的进步与突破。

人物评价

真诚坦荡的大家风范：费孝通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赤子情怀，矗立起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1938年，他带着强国富民的愿望从英国学成归来，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11月25日晚上，费孝通在西南联大演讲，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断电、甚至开枪，他站在会场的最高处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尤兰田）

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我们要学习费孝通志在富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思想境界。20多年间，费孝通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足迹遍及祖国。费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如今他的这些文字已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宝文）

法制建设的推动者：费孝通同志是新时期宪法修改工作的重要参加者。费孝通同志曾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组织民盟成员对宪法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就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在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过程中，他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积极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

“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费孝通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在他的身上，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行行重行行”，怀着一颗“志在富民”的仁心，总结出了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包括浦东、黄河上游、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核心理论框架。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他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考、他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设想，都将指引着我们坚实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

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搜狐网评）

费孝通至少有两件事会被历史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第二件事是在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两段叙述让世人感觉到了费孝通作为民主斗士坚定激进的一面，翻看同一时期费孝通的文章，会发现与其说费孝通是一个民主斗士，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陈远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是费孝通的学生，他说：“费先生与潘光旦先生亦师亦友，虽然他曾对我们说，自己的国学修养追不上潘先生那一代人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国学还是很有根基的，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得出来。他在清华大学跟从老师史禄国做学问，后来对我们回忆，史禄国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学者，很善于做实验研究。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是国际上公认的人类学一代宗师，费先生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真传。马林诺夫斯基早期研究的是无文字的简单社会，而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做的是有文字的复杂社会，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李亦园认为：“费先生研究文化，不只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苦心思考全人类的文化如何共存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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