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人口迁徙事件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地理位置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杀虎口不仅是通往蒙古，还是通往俄罗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杀虎口，晋商们就迎来了一片新天地。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历史背景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具体含义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走出山西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社会价值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移民活动

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是指黄河渡口“西口”，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明确说到走西口路线，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渡过黄河“西口”，从陕北府谷（古城），走入内蒙。后来“西口”指长城口，由于“走西口”的人群极为庞大而繁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确切所指其实并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各地至内蒙的各个通道隘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及至明清时代，因地狭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而自地理环境视之，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逐渐放宽政策，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

经济文化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譬如蒙汉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汉族的信天游、山歌、蒙古族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状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孙玉莲，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离开爱妻，外出走西口。该剧刻画了一对被迫分离的恩爱夫妻，在离别之际凄苦缠绵的情景。《走西口》剧种的流行很广，所见，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涵义一样，《走西口》主人公玉莲的籍贯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陕西的《走西口》，就说孙玉莲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对情爱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又无可奈何的温柔与烦躁，伴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闻之令人动容。这首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揭开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饱含着时代的沧桑。

路线图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了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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