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钱孙李

1982年刘子农执导的电影

《赵钱孙李》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刘子农执导，孙滨、李克纯、严诚、敖路等出演，于1982年上映。

剧情简介

在川西平原上，住着钱光荣和孙冬生、李二娘和赵春梅这姓氏不同、命运坎坷的两家人。

钱光荣原是生产队长，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四人帮”的破坏，他被打成“走资派”，开除党籍，撤了职，婚姻也被拆散。后来，他收养了孤儿孙冬生为义子，俩人相依为命。李二娘本是钱光荣的对象，在钱光荣受迫害时，她被迫嫁人，丈夫在自然灾害中死去，儿子又在抢险中牺牲，已过门尚未完婚的儿媳赵春梅聪明能干，她把二娘当成亲人。而二娘不愿耽误她的终身，想把春梅送回娘家。

现任大队长兼生产队长的李万乐是二娘的本家，他见二娘的丈夫和儿子已死，春梅又要回娘家，便以照顾二娘为借口，欲将其弟李万平过继给二娘，企图霸占二娘的家产。一天，李万乐夫妇置办酒席，请来亲戚，准备当众逼迫二娘应允。不料，春梅当众宣布当不成媳妇当女儿，愿留下侍奉二娘。结果，李万乐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政策得到落实，钱光荣得到平反，精神振奋。可李万乐仍顽固推行旧的一套，并把钱光荣视为眼中钉。

上级指示生产队实行民主选举。社员们都想摘掉穷帽子，选好当家人，不少人劝说钱光荣重任队长，可他却推选了赵春梅，自己愿作参谋。李万乐表面上说要让贤，背地里却四处拉选票。他未想到赵春梅得到群众的拥护当上了队长。春梅上任后，在钱光荣的帮助下，实行生产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又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搞起了副业生产，还创办了预制件厂。当生产蓬勃发展、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时，李万乐仍不罢休，欲写黑报告把春梅拉下台。李万平因一厢情愿地爱上了赵春梅，竭力反对哥哥这样做。春梅和冬生志同道合，早已深深地爱恋着，钱光荣、李二娘也正准备给他们办喜事。一日，春梅在路上先后遇到冬生和李万平，她将李万平悄悄放在她兜里的纱巾误认为冬生送的，就系在了脖子上。李万平一阵兴奋，李万乐夫妇也高兴地认为生产队又姓“李”了。春梅知情后，当众把纱巾还给了万平，并宣布她准备与冬生结婚。

李万乐又以生产队办厂力量有限为借口，由大队接收了预制件厂。群众对此十分气愤，进一步看清了李万乐的真面目。钱光荣当众指责了李万乐，并宣布自己立即就任副队长。李二娘也一反常态地表示，要与钱光荣重归旧好，两家合为一家。群众对此无不拍手叫好。三中全会精神，终于在这个队得到了贯彻。

演职员表

演员表

职员表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音乐原声

幕后花絮

幕后制作

剧本改编

导演刘子农在研究了话剧《赵钱孙李》之后，认为话剧剧本虽然给人物提供了地方特色很浓的生活环境，但在事件设置上却过于庞杂，如果电影把话剧中的全部事件包罗进去，难免会变成“舞台纪录片”。在得到作者同意的前提下，他对原剧的人物、事件进行删减、添改。他顺着赵钱孙李四姓人如何成为一家的线索进行梳理，粉碎话剧的整、块结构方式，变为电影的碎、散的结构，把一些原来戏剧中戏剧冲突强烈的戏砍掉，同时，从人物的形象要求出发，添加像“村口送行”“碾房沉思”“纱巾事件”等原话剧的剧本中完全没有的片断，填补因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细节空乏。

话剧受舞台时空的限制，在矛盾展开上比较缓慢，主人公钱光荣在第二幕才出场，刘子农考虑到电影在时空调度上的自由，决定把话剧无法表现的“集市”作为影片开场的环境，他认为这样可以比较简洁地确立影片风格、勾勒地方特色，而且可以着眼于塑造钱光荣的人物形象，并围绕他揭示李二娘、孙冬生的人物关系及和李万乐的矛盾冲突。

话剧是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而刘子农考虑到电影是视觉艺术，是靠一个个画面来塑造人物的，所以，他着力解决话剧剧本的“话多”问题，删去那些没有动作性的台词，同时继续挖掘原话剧中那些具有个性特征和地方特色的语言。

在完成电影剧本后，刘子农没有急于写分镜头本，而是深入川西，寻找影片据需要的典型环境。在邛崃县，他终于找到了与脑海中的故事能相互交融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被激发出灵感的他这才把文学剧本改成188个场景、644个镜头的分镜头本。

演员选择

因为电影描写的是普通农民的故事，所以刘子农要求演员真要有真诚、朴素、自然、憨直的性格气质，敦厚里要略带土味，特意选择了一批虽然对观众来说比较陌生却比较熟悉农村生活的演员。

影片评价

该片坚持了峨影厂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较真实地反映了普通人家在“文革”前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风格平易近人，生活气息浓厚，影片中又处处充满对“文革”、对现实的批判，政治色彩浓厚，同时它大胆运用川西民俗，使其别具特色，富有艺术魅力。作为一部典型的主旋律影片，该片用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紧扣人物命运展开叙事。单从影片名字来看，就有着非常浓郁的大众化色彩，“赵钱孙李”暗示了影片所讲述的，并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发生在大众身上的故事，这无形中拉近了观众和影片的心理距离，显现平民化风格。四个小人物的遭遇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影片节奏显得紧凑，故事内容丰满。他们的命运以三中全会作为分界点，按时间发展向前推进，人物在不同时段的命运变化成了影片最引人注意的情节点，形成多个悬念，环环相扣，从而产生较强的戏剧冲突。充满家长里短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消解了影片所包含的政治批判所带来的激进和尖锐，影片的娱乐性和社会功能相结合，使观众在观影时既能为影片所流露出来的平实质朴、川人特有的幽默和豁达所感动，又能深深体会到里面的政治意味。（《电影评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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