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智桥胡同

北京市胡同名

达智桥胡同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西北部。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清朝以前达智桥胡同所在地本不是胡同，仅是一条河沟。这条河沟由西向东流淌，与从宣武门向南流的河沟汇合在一起，在两沟汇合处建有一座小桥。清初时这里曾经驻扎着满蒙的旗兵，因当时的汉人将蒙古人称为“鞑子”，附近居民就将此桥称为“鞑子桥”。这一地区也就叫了鞑子桥。后来河沟被填平形成了胡同，胡同也因桥得名为“鞑子桥胡同”。1912年后胡同名雅化为“达智桥”。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正式定称为达智桥胡同。

胡同构造

位置

达智桥胡同，位于北京宣武门外，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金井胡同。达智桥胡同长200米左右，四米多宽，看来仅仅是一条小巷。

景观

松筠庵

在昔日这里虽说不上“闹市”，却曾有过一度繁荣。就有名的古迹来说，有明代忠烈之士杨继盛（椒山）的故居，名为“松筠庵”，在街的南侧。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保字容城人，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选员外。当时正是严嵩专权，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乃弹劾严嵩十大罪恶。于是，被严嵩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入狱三年终被杀害。临刑前从容赋诗，天下传诵。椒山的夫人张氏，曾上书愿代椒山死，但是这一申请未予通报，在椒山遇难之日，张氏竟于同时自缢。为纪念杨椒山，清乾隆五十二年，就其故居立祠堂。

据《京师坊巷志稿》引《啸亭杂录》：“松鹤（应为筠）庵在宣武门外响闸，乾隆丁未胡司寇季堂会诸僚友，醵金立祠，绘公像及同事诸公神位。有古槐一株，忠愍手植。”故居的西南角有亭子，把杨椒山所写的“谏草亭”。刻石尚在，但故居已拆为民宅。这一故居已被列为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期早日加以修葺。

另据记载，清末由康有为主持的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表，是在松筠庵内起草的。此外，还有一个传说，清末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未遂，被捕后曾在松庵筠内暂囚。

朝庆寺

椒山故居对门有朝庆寺，早废；接待寺，明刹。清光绪年间，“汴人就接待寺建嵩云草堂”。据传，嵩云草堂曾是袁世凯的住宅。嵩即是嵩山，在河南省境内，也称中岳。后草堂改为河南会馆，河南中学（又称嵩云中学）设于此。这个草堂的前半部已成民宅，后半部为204中学使用，另建了教室楼房，楼门设在上斜街。

前面说过，这条小巷曾一度繁荣过的另一原因是，清代的北京山庄汉员在内城没有赐第，也不是“值枢廷”的人，一律住在外城，在外城的聚集之处就是宣武门外，即所谓“宣南”，因此，官宦士流云集于此。随之许多有名的餐馆或娱乐场所也多设于此地。据记载，达智桥口内，曾有义盛居饭馆，专营南味菜肴一些南省京官多饮宴于此。这个饭馆曾与当时南半截胡同内有名的广和居相媲美。今天的达智桥，仅仅是北京一条普通的胡同，可曾想昔日曾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之处。

名称由来

据考证，北京地名凡以桥名街的地方，昔时都有水或河道通过，达智桥当然也不例外。《宸垣识略》在卷十“顺承门（即宣武门）西河”条下记载，明正统五年（1140）天雨连绵，宣武街西河决，漫流成灾，淹没居民。翰林侍讲刘球建议，于城外宣武门桥西，修减水河，以泄城中诸水。经过审议，钦天监正皇甫仲和说，宣武门西旧有凉水河，可疏浚以泄水热。《宸垣识略》按称，上面所说的凉水河究竟在什么地方，已无法辨别所在。又说，“新城（指北京外城）未建进，无地无水，今其故道皆不可考矣。”根据这段记载，再准以地望，达智桥一带或系当年凉水河所经过的地方，这里有桥跨河，后即以桥名街了。又为什么叫“达智”或“炸子”呢？据说是由“鞑子”的谐音雅化而来。据《燕都丛考》一书的序言中说：“……近年来，街市数更，新名林立，如鞑子桥之为达智桥墩……。”张江裁在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印行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书后所写的跋语中，也有同样的想法。另外，有人以为达智桥紧临校场，这里可能曾驾驶证扎过蒙古军队，故名。综观清代各种坊巷籍志，都作“炸子桥”，显然也在避开“鞑子”之贬意。

典故传说

胡同十二、十四号为松筠庵。明嘉靖时杨继盛的故居。杨为河北容城人，字仲芳，号椒山。因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触怒严嵩，受尽酷刑，押赴刑场而死。乾隆时胡季堂先生主持在他故居内立祠堂。之前，高念东等官员曾居住于此。清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民众震惊。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表示爱国的情怀，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一千三百多举人在此处的请愿书上签字，并向都察院投递。就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此街河南会馆即嵩云草堂也是举人聚集签字的地方。嵩云草堂是道光年间河南显宦袁甲三创建的。清末是强国会活动场所。梁启超发表的爱国维新的讲话，打动许多人的心弦。这里留下许多近代史名人的足迹，如杨度、张伯驹、徐谦诸人。松筠庵于1984年被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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