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编辑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史书简介
《通鉴纪事本末》：是
南宋袁枢依据
司马光《
资治通鉴》编撰的一部史书。
此书是
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先例。
详细说明
作者
《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
建安（今福建
建瓯）人。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
严州教授、
太府丞兼
国史院编修、
大理少卿、
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
右文殿修撰、
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袁枢为人正直，对
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
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
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
宋史》列传时，
北宋哲宗时“奸相”
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
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
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
公议！”（《宋史·袁枢传》）宰相
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
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
袁枢编纂《
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
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
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
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
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
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背景
袁枢根据《
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
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
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
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
天命论神学，而重视
社会现实的
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对于统治者
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
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
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
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
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
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
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
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
石勒寇河朔”，“
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
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
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
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
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
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
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
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
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
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
小字本），和明代
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
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
章钰撰写《
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
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评价
价值
《通鉴纪事本末》的价值，首先是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供了一部为统治者所急需的简洁明畅的历史教科书。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而编写的，但由于其体例方面的原因，要想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经过，明了其中“废兴存亡”的道理，汲取经验教训，存在很大困难，这就需要一部简明而又总结治乱兴衰道理的历史著作。袁枢用纪事本末体重新构建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正是满足现实迫切需要之作。书成后，宋孝宗极为看重，就作为教科书马上分赐给皇太子和带兵守边的统帅，这说明了这书的确有很大的资治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化简了《资治通鉴》，便于阅读和传播，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历史的入门之书。《通鉴纪事本末》中所选事件，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每事都分立标题，概括出其中心内容，然后详述其始末，线索单一、中心明确、掌握快捷。加之袁枢所选事件，基本概括了每段历史的面貌，读《本末》，很快就能知晓历史大概。所以，它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部入门之书。
《通鉴纪事本末》还整理了史料，便于检索校勘，也是一部工具之书。《资治通鉴》按年编排史料，相关的史实，处在不同的时段里，便被分割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相关史料处于分散和零碎状态。《通鉴纪事本末》把与一件事相关的所有史料集中在一起， 为我们检索查找提供了方便。举例说明，如历史上的西晋时期，从建国起，就变乱不断，每一次变乱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怎样，在《通鉴》中，这些史料就被分散于整个西晋的五十多年中，要想了解这些情况，从《通鉴》中去寻找，就相当不易，而通过《本末》去查找，那就极为方便，它以“西晋之乱”立一标题，又列出副题；“贾氏、诸王、胡羯、江左中兴附”补充说明。然后从《通鉴》中辑出西晋一代有关变乱的所有资料，始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晋王娶王肃之女，止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春。集中在一个篇章中叙述，极便于检索查找。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不仅因其以上的史学价值为人既目，更重要的是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在中国史学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这种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是对中国封建史学上千年发展的总结，并已在其中蕴含了新时代史学的胚胎。它在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创立了新的编撰方法，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发展。在《通鉴纪事本末》的启发和影响下，出现了许多用纪事本末体编撰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中收入史部的纪事本末类著作有二十二部，存目四部。至本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主编《续四库全书》，收入史部纪事本末类的著作有一百零九部，不包括《四库全书》已收录的著作。它们在基本遵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创作方法之外，还有所改进，特别是在史料的排比整理和增补修订等方面，做了不少新的尝试。
缺点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
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
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
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
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
黄巾之乱”）。
版本
《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它采用
编年体，事件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
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1300多年的历史，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