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公盨

古代器物

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是西周时期遂国盛食器。该器具2002年偶然发现于海外文物市场，仅存器身，年代为西周中期，传闻出土于河南省，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简介

“遂公盨[xǔ]”，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国家一级文物。它是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这件约2900年前铸造的青铜器名为遂公盨，上面铸有铭文98字。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专家们认为，这件遂公盨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日前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盨上所铸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字数虽不算多，但几无废言。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通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铭文并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李学勤表示，铭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华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解读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遂公盨呈圆角的长方形，失盖，器口沿下饰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来应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这种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较早的。再看鸟纹的特点，可确定这件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

遂公盨不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传闻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锈前状态观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锈上有明显席痕，且包到口边上，看来在地下时已经与盖分离了。

铭文在盨的内底，共有10行，98字。前9行都是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字，故将字距适当拉开。或以为在第一字下还有一字，细看原器，实系铸造时的凹痕。全铭书法秀美，整齐匀称，保存情况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范铸时有一些问题，造成缺损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难于辨识。

下面铭文的释读，尽量用通用的文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铭中有几个字，研究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如“差”、“地”、“寡”、“御”等。对于这样古奥的铭文来说，看法有异是正常的。关系较大的，是“遂公”的“遂”字。这个字原作从“ ”从“火”，我认为当依吴大澄等人之说，是“燧”的异文，读为遂国的“遂”。遂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传为虞舜之后，春秋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被齐所灭。作盨者是西周时的遂君。

遂公盨的铭文和常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很不一样，既没有开头的历日，也没有末尾的套话，因此乍看起来似乎不是全篇。其实盨铭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最突出的一点是与《诗》《书》等传世文献有密切的联系，铭文前面讲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大家知道，《禹贡》这篇文字，近世学者多以为很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文符同，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书序》，实在是令人惊异。

这些文字还应参看《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还有《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词语，都互相类似。 “随山”的“随”，意思是“行”，见《广雅·释诂》；“浚川”就是疏导河流；“差地设征”，“征”即贡赋，同于“任土作贡”。铭文禹的传说，与《诗》、《书》是一致的。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述及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迹，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等都属春秋，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距今约2900年。保利文化集团总经理蒋迎春说，遂公盨原本有盖，现已缺失，它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内底所铸98字铭文上。铭文开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后篇论述的内容却是“为政以德”。盨上所铸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且字字珠玑，几无废言。

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又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件铜盨为遂国国君所制，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

此前，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有关于禹和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议，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如果没有大禹，便没有大禹之子夏启创建的夏，更没有“华夏”之说。”蒋迎春说，遂公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而夏为“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重要内容，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遂公盨铭文中前后6处出现“德”，而且内涵颇为宽泛，如要求民众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蒋迎春说，这不仅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还表明2900年前中国关于“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主张，其实只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

整篇铭文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文辞、体例在两周金文中前所未见，却与现存《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蒋迎春说，这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这篇铭文被学者们称誉为“两周金文之最”。国际上已先后召开4次遂公盨研讨会，可见其历史价值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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