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准则”即指道德的标准规范，无形的约束枷锁，它是依道德之理所遵循的标准原则或是行为准则，顺应道德的准则是善，违逆道德的准则是恶，道德本身并无矛盾，而执行者在依道德之理执行准则时会突出冲突，详见准则矛盾。道德二字是连用，成为一个概念，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管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荀况不但将道和德连用，而且赋予了它较为确定的意义，即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真实标准
道德是中国作为
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以来几千年的积淀。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一整套完整的
道德体系和标准，强调“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其中精华的部分形成了今天我们公认的一些
道德标准，如“诚信”、“礼让”、“廉洁”等；而对于那些明显属于糟粕的，虽然还有残存在人们思想中的部分，但多数已经被人们所摒弃，如“三纲五常”、“
灭人欲”等；还有很大一部分道德标准是很难对其一概而论，如“忠”的对象应该是谁？怎样做才能真正做到“忠”？怎样才算“孝”？用什么方式维系“和”？等等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
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
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
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
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
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可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
尧帝和
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
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
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
敬敷五教”。
“敬敷
五教”在
中国教育史和
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
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
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
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
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
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
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
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
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
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也是见识；“仁”是爱心，也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
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
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
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但被
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
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至自远方，莫不授业。”（《
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
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
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
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
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
南康军（今江西
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
朱熹，决定在
庐山东麓的
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
朱熹的提倡和努力，
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
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
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
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
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
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
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
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
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但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
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
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
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
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
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
日常起居和
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
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
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
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
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
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
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