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百昌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炮兵指挥官

邵百昌(1897/1898—1981)，沙市人。原名陈伯昌，自幼过继其父同僚，改名邵百昌。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及炮兵团长。民国18年(1929)留学德国，毕业于德奥炮兵学校。回国后历任杭州防空学校教育长、南京江宁要塞司令。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无锡后，分三路进犯南京。邵百昌随同蒋介石、唐生智、罗卓英、宋希濂等视察了狮子山炮兵阵地，指挥所属乌龙山炮台火力封锁日军进攻要道，与徐源泉所率第三十六师抗击日军。南京沦陷后，邵百昌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任高级幕僚。日本投降前后，任军政部驻昆明管理处主任，到印度、越南视察部队装备及接收情况。民国35年任上海吴淞要塞司令部中将司令。民国38年，“大上海防御体系”全线崩溃后，邵百昌到台湾，任高雄要塞司令。1981年去世。

人物生平

邵百昌（1897/1898-1981），字筱珊，湖北黄冈人。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一说1897）。1911年参加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不久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12年人湖北陆军小学。1914年人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鄂军中历任见习官，排长，学员队副队长，混成旅参谋，连长，师参谋，师参谋长，代旅长。1925年任湖北督军署参谋，湖北无线电学校兵器主任教官。1926年任第二十六师炮兵团团长，不久任于学忠部军参谋长。1927年任第三十六军少将参谋处长。1928年任职于汉阳兵工厂。后留学德国防空学校，学习炮兵1933年返国，同年9月4日任军政部陆军炮兵学校教育长。后曾任第十八军炮兵总司令。1934年兼庐山军官训练团兵器组副主任,9月11日调任防空学校教育长。1935年任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研究会委员。1936年10月22日授少将衔。12月29日任海军部江宁要塞司令。

1937年12月16日晋中将衔。1938年任武汉卫成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兼黄鄂要塞司令、第九战区炮兵指挥官。1939年任第四战区炮兵指挥官。1941年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高级参谋。1943年任炮兵整理处处长及重炮第四旅旅长。1944年任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炮兵指挥官。1945年任远征军长官部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政部昆明管理处处长，不久任军训部炮兵监，并派赴越南任接收大员。1946年任吴淞要塞司令。1949年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炮兵指挥官。去台湾后任防务部门顾问，防务部门科学研究委员。1964年改任台湾航业公司常驻监察人。1971年任台湾辛亥首义同志会第四任理事长。1977年任第六任理事长。1981年4月19日在台北因病逝世。著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张文襄公在鄂作育人才及其影响》等。

人物事迹

武昌首义

邵百昌晚年，曾回忆青年时期参加辛亥革命的三件事：

二、革命爆发后，奉派任军政部王家店第一粮台（兵站）押运员，会陆军中学生刘邦骏等，呈准成立童子军一队，乃调任该队司务长（连行政官），旋奉命编入学生军。为深造计，邵百昌请求改任班长，俾得随班上课，作为升学准备，无何，本队调守潜库（省级公库）适监守者藏圈不在，只得报请启钥查点，见锅盈仓，内储各式元宝、银条及金贝、金砖等，同人向未得见此种财宝，争相传观，把玩欣赏，逾换防时交点，库存数量，分毫不爽，足证当时革命青年思想之纯洁，与临财不苟之操守，舆论一致赞美，传为革命佳话。

三，革命军初战不利，汉阳充守，武昌重要地区，多为敌炮所毁，汉口方面，亦以清军增援，形势危死，人心浮动，谣言纷起，于是学生军同学激于义惯，上书请绥，愿赴前线杀敌，代表等慷概陈词，声泪俱下，邵百昌亦为代表之一，身历其境，回忆当时知识青年心情，莫不痛恨满清政治之腐败，服膺孙中山倡导之三民主义，咸抱革命必成之信念，宁愿自我牺牲，义无反顾，至于个人利害,初未计及也。

保卫南京

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12月初，经无锡分三路向南京进攻，蒋介石派遣北伐名将唐生智担任卫戌司令长官，保卫南京，临战前夕，邵百昌曾随同蒋介石、唐生智、罗卓英等视察狮子山等炮兵阵地，并指挥要塞司令部所属的甲1台、甲2台、龙台、马台、狮台、象台、雨台等炮台封锁长江；还有炮兵第八团、第十团、防空部队、战车部队等由他统一指挥，与地面部队第二军团的徐源泉部阻击沿铁路西进的日军；指挥幕阜山炮台掩护第三十六师抗击来犯的日军，经数日激战，予来犯之敌以重创.后因地面部队失利，为避免有生力量遭到歼灭，经唐生智电请统帅部准予在危急时转移阵地，蒋介石复电如情势不能支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休整后再期反攻。当天（11日），敌军攻占紫金山，少数敌军已攻入光华门，被歼灭后，后续部队又至，双方步兵对搏，炮兵无法运动，势甚危殆，次日，长官司令部下达撤退令，派邵百昌担任第二次渡江指挥官。率领各炮兵部队、防空司令部、战车部队、炮兵指挥部于当天下午六时在北码头及津浦码头渡江。当时情况紧迫，邵百昌当机立断，下令将不能撤走的火炮及装备一律毁灭，各部渡江向皖北地区转移，坚守乌龙山要塞的部队在掩护退却部队突出重围后，该部官兵全部殉难，南京沧陷后，邵百昌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幕像，指导各战区的训练、补给任务。

鏖战桂南

1939年12月30日，新22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其东南各高地，为完全收复昆仑关创造了条件，但中国军队进攻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敌据守昆仑关最高要地，除构筑了坚固壕沟外，还加设了游动铁丝网，使我军围攻敌军阵地时因受敌军火力压制，伤亡极大。每次冲锋正面不宽，少则一营，多则一团，连续十几次进攻，死伤均达1/2或1/3。在此情况下，桂林行营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临炮兵阵地指挥，当时因敌利用反斜面阵地，及副防御，我军冲锋十次以上未能奏功。白崇禧于巡视地形后，见敌阵地左侧有高山，可作为炮兵侧射敌阵地之用，遂令炮兵指挥官邵百昌，将葡式山炮一连，俄式战防炮数门，于拆卸后搬上敌阵地左侧之老毛岭、枯桃岭、标高415等高地，实行侧射敌之反斜面阵地，并压制敌机枪、山炮，毁其铁丝网，支援我冲锋部队，结果一举成功。31日拂晓，新22师在友军协同支援下，攻入昆仑关，并完全收复了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日军向九塘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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