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天

汉族信仰习俗

郊天，是汉族信仰习俗。流行于川东渠县一带。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夜，各村农户皆在村外南野外设置香案，摆上供品，焚香明烛，向上天跪拜叩首，祈求五谷丰收，人丁兴旺。祭毕，观察天象及其及变化，以此预测来年庄稼丰歉。

古典记载

郊天是在郊外祭拜天帝的简称。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古代天子往往自称受命于天，所以，对天帝的祭礼是’相当隆重的。相传郊天始于有虞氏时代，夏商两代均有祭把。西周时对郊天的记述较为具体。《逸周书·作洛》称：周代在国都外五十里的南部营建郊天祭坛。古代认为天园地方，所以郊天的祭坛为圆形，因此，古文献中又称郊天为泰坛、圆丘、图丘等。《周礼．春官大宗伯》称，郊天由大宗伯执掌，祭把的方式是“以桎把把吴天上帝”，以烟祭把称为程。《初学记》卷13称：“祭天日燎柴。”可见，邦天的祭把除其它物品外，主要是点燃柴堆，直达上天。关于郊天的时间，《左传·襄公七年》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这里的“郊”，指的就是郊天，郊天在启蛰(古代节气名，当时尚未具备二十四节气)后举行。汉代以后的郊天祭礼，又大都在冬至时举行。据《宋史·礼志二》记述：汉代郊天一般在冬至日丑时开始举行。丑时为深夜，深夜在祭坛上炳柴，帝王率领群臣拜把上帝。汉代以前，三代另有“迎气”的活动，即认为五天帝掌管春、夏、季夏、秋、冬五个季节。每季节到来之时，在郊外举行迎接五天帝的祭把，这就是“迎气”。战国后迎气并入郊天祭把，五天帝也作为郊天时的配享。秦时配享四帝，汉高祖增设五天帝，汉后部天配享神位扩大，东汉时所奉天神达1514个之多。同时，随着中央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为了“尊把世统、以昭功德”，汉文帝后，历代开始以帝王祖先神与天帝一起配享。郊天的祭把也是古代帝王家天下的象征，除了天子，其他任何人不得举行郊天活动，否则即被指责为“僭越”。历代帝王即位后，也以祭把天帝说明白已是正统王位的继承者。因此，郊天的礼仪在古代经久不衰，影响很大，历代制订礼仪，均把郊天作为吉礼的第一位，其祭把用品为太牢，等级为大毒巳。

郊丘之辩

郊，指郊天礼。丘，指圜丘祀天礼。所谓郊、丘之辨，主要包括以下问题：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不是一回事，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天礼是否一定在国郊举行，对于郊天的“郊”字的含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以及举行郊天礼是否筑坛，等等。古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郊天与圜丘祀天二者的关系上，也就是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争论，始于郑玄和王肃两家，而一直延续到清末。

关于郑、王两派的争论，《礼记·郊特牲》首节孔疏有一个极简要的概括：“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案《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郊、丘各异。”这里所引《圣证论》的观点，即王肃的观点，（注：《隋书·经籍志一》：“《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子王肃传》：“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书今佚。）而所谓郑氏，即指郑玄。因为这里的概括过于简略，故需稍加说明。

学术观点

郑玄的观点

郑玄以为郊天礼与圜丘祀天礼不是一回事，其根据就在于他的“六天说”和“感生说”。在郑玄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个天神系统。他认为天上有一个至上帝，居紫微宫，名字叫做“天皇大帝耀魄宝”。至上帝之下又有五天帝，居太微宫，即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这五帝又称为“感生帝”（郑玄认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注：见《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下郑注。）。至上帝加上五天帝，就是所谓“六天”。郑玄认为，圜丘祀天与郊天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祭至上帝“天皇大帝”（即《周礼》中的“昊天上帝”）（注：见《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yīn）祀祀昊天上帝”下郑注。），这在周代祀天礼中“最为首礼”（注：见《礼记·祭法》首节孔疏。）；后者是祭祀五天帝（即《周礼》中的“五帝”），（注：《周礼》中的“五帝”，分见于《天官》之《大宰》《掌次》，《地官》之《大司徒》《充人》，《春官》之《小宗伯》《司服》，《秋官》之《大司寇》《小司寇》《士司》。）也就是所谓“感生帝”。郑玄认为周的始祖是感东方苍帝之精而生，因此“周所郊之帝，谓苍帝灵威仰也”。

王肃的观点

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以为“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关于五帝，王肃认为是指木、火、金、水、土五行之神，他引孔子的话说：“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因此他说：“郑玄以五帝为灵威仰之属，非也。”在王肃看来，五帝不过是“天帝之佐”，是辅助天帝“化育万物”的，“犹三公辅王，三公可得称王辅，不得称王。五帝可得称天佐，不得称上天”。王肃以为“天体无二”，因此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实际是一回事：“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异名而同处。”（注：以上所引王肃说皆见《礼记·祭法》首节孔疏。）因此郊天与圜丘祀天二者的关系，不过是“于郊筑泰坛象丘之形以祀天”（注：见《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罢了。

郑、王二氏之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儒者关于郊天礼的争议，实皆由郑、王所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郑、王二氏之说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考察。

学术考察

郑玄的“六天说”实出自纬书，其怪妄自不待言。而且这是汉人的宗教神学思想，决非周人的信仰，郑玄用以说周礼，自属荒谬，毋庸深辨。后世治郑学的人，颇有为其“六天说”辩护者，不过是坚持门户之见。然即使不信“六天说”的学者，亦多采其圜丘祀天之说，如清人秦蕙田虽力驳郑玄的“六天说”，却仍以为“冬日至以禋（yīn）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乃虞夏商周四代“天子祀天正祭”。”因此必须首先弄清楚的是，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

“圜丘”一词，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

《周礼》中“圜丘”一词，亦仅此一见，而传世之其他先秦文献亦皆未见。且就圜丘之祭礼而言，此处明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是所祭不主于某神可知。而郑注则曰：“天神则主北辰。”此所谓北辰，即纬书所说的“天皇大帝”。（如《太平御览》卷684《服章部一·总叙冠》引《春秋合诚图》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这样，《大司乐》此文，便被解释成圜丘祀天，亦即祀“天皇大帝”或“昊天上帝”之礼，故郑玄注《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更明确地说：“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

然上引《大司乐》之文，不仅未明云于圜丘祀昊天上帝，且《史记·封禅书》所引古《周官》此文，文字亦与之相异，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此处唯云“祀天于南郊”，不云“圜丘”。又《大司乐》载祭地之礼曰：“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而《封禅书》引古《周官》此文则曰：“夏日至，祭地祇（qí）。”亦无“方丘”之文。相反，秦与西汉时期，倒是有圜丘祭地神的例子，且以为圜丘在“泽中”，而非“地上”。如《封禅书》云：“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二曰地主，……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是秦始皇时以泽中圜丘为祭“地主”之所。《封禅书》又云：“其明年冬，天子（指汉武帝）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孝武本纪》及《汉书·郊祀志上》所记同）是汉武帝时亦以泽中圜丘为祭地神后土之所。到西汉末年王莽时，议祀天地之礼，引《周礼·大司乐》之文，始同于今传本，而不同于《封禅书》所引古《周官》。《汉书·郊祀志下》云：

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祇皆出。”

因此我很怀疑今本《周礼·大司乐》之文中所谓“圜丘”、“方丘”字样乃西汉后期王莽时所增。其实凡先秦文献所见祀天正祭之礼，皆曰郊天、郊祀，或径称郊，其例俯拾即是，而从不见“圜丘祀天”之说，足见此说非周代祀典之实录。

郊字考察

关于郊天礼的“郊”字究竟应作何理解，也是个不可不辨的问题。《礼记·郊特牲》云：“于郊，故谓之郊。”是以郊为处所名，谓郊天礼行之于国都之郊，故名“郊”。自郑玄、王肃以及后儒莫不作如是说。如《周礼·掌次》“朝日祀五帝”，郑注云：“朝日，春分拜于东门之外，祀五帝于四郊。”案如前所说，郑玄以为郊、丘有别，郊是祭五帝，故其注《掌次》作如是说。王肃亦云：“（定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焉。’”（《郊问》）这种解释几成古今之通义。然今考之，此说并不符合西周郊天礼的实际。《汉书·律历志》引古《武成》篇云：“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逸周书·世俘》也有类似的记载，孔晁注云：“庚戌明日郊天。”曰：“隹珷（wǔ）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盖《武成》、《世俘》与《舸尊》所记为同一郊天事，而郊天的处所，即所谓“天位”或“廷”，是否在郊？今已无可考。我们再看《封禅书》中这条材料：

自（秦文公）未作畤（zhì）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雍东有好，皆废无祠。据《秦本纪》，鄜（fū）畤之作，在秦文公十年（前756），时当东周初年。而未作鄜畤之前，雍旁即“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畤好”，且已“皆废无祠”，则武、好二畤必为西周时期所建。（注：王学礼在其《陇西秦汉寻踪——古上畤、下畤的发现》（《社科纵横》，199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武、好二畤是“轩辕氏黄帝建的”，盖据《史记·封禅书》引“或曰”所谓武、好二畤“盖黄帝时尝用事”一语所作的推断，实不可信。）又雍地近岐，而秦被封侯并被赐以岐以西之地，是在秦襄公时，即在周平王初年，则武、好二畤必非秦人所建（注：秦最早所建的是西畤，是在秦襄公封侯之后，这是《史记·封禅书》有明文记载的。），而原为西周时期周王郊天之所。又《说文·邑部》“郊”下曰：“距国百里为郊。”又据《司马法》说：“百里为远郊，近郊五十里。”据此说，则郊坛当在国之近郊。而雍地之武、好二畤距宗周镐京，皆远在百里以外，（注：宗周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吴阳武畤，据王学礼《陇西秦汉寻踪——古上畤、下畤的发现》一文考证，在今甘肃华亭县，距宗周将近1000公里。又汉有好畤县，因古有好畤而得名，属右扶风（见《汉书·地理志上》），在今陕西乾县（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5-16，中华地图学出版社1957年版），距宗周将近250公里。）则武、好二畤不在周都之郊明矣。其实一直到秦和西汉时期，行郊礼也不一定在国郊。如秦都咸阳而郊雍之四畤，汉都长安而郊雍之五峙，又郊甘泉太一（皆见《封禅书》），都不在国郊。行郊礼而必于国郊，是到西汉末年才定的制度。由上可见，“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而不可望文生义以为说。

西周筑坛

西周行郊天礼是否筑坛？这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汉以后有筑坛之例，如文献所见最早有汉文帝于渭阳筑五帝坛，后来武帝于长安东南郊筑太一坛（皆见《封禅书》）。周秦时期是否有坛，因史无明文，已不可确考。即如雍地周之武、好二畤，秦之四畤，其形制如何，今皆不可得知。《史记·秦本纪》“（秦襄公）祠上帝西畤”下“索隐”曰：“祠白帝……谓为坛以祭天也。”是乃唐人之说，不可据信。至于礼书所记及经师之说，则自来不一。如《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是以为有坛。《郊特牲》则曰：“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礼记·礼器》亦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是又以为无坛。又《周礼·大司乐》之“圜丘”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郑注无说。贾疏曰：“按《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是以圜丘为自然之高丘，而非人功所为。又《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云：“《尔雅》曰‘非人为之丘’，泰坛则人功所作，是圜丘与泰坛别也。”然此疏又引王肃云：“郊则圜丘，圜丘则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圜丘也。”是王肃亦主有坛，且以为圜丘就是泰坛，乃人功所为。后世学者多主有坛说，所争议者，在于圜丘是否人为之坛，或圜丘是否即泰坛。（注：参见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以周《礼书通故》卷12《郊礼通故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个问题的争议中，郑玄的圜丘与泰坛分异说实本于其“六天说”，（注：郑玄说泰坛，仅一见。《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郑注释之曰：“封土为祭处也。”是以为泰坛乃人工所筑之坛。据孔疏，《祭法》此文是“论祭感生帝于南郊”，是即郑玄所谓郊祭“五帝”之礼，而非祭至上帝“昊天上帝”，祭“昊天上帝”则当于圜丘。）自不可信。而王肃的郊丘合一、郊必筑坛以象圜丘之说，亦属臆凿。且如前所考，西周本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则有关圜丘与泰坛关系之论，自属无谓之争。

其实关于西周行郊天礼的处所问题，所能知道的只是，周人郊天，必在地势较高处而已。正如《封禅书》述雍畤引“或曰”所云：“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yù），故立z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汉书·郊祀志上》同这种因高而郊的礼仪，大概与传说天帝喜游于高山、高原之处有关。如《山海经》中谈到“帝”的地方很多，仅见于《西山经》之《西次三山》、《中山经》之《中次七山》和《中次十一山》的，就有十六处之多。这些“帝”常来常往的地方，都是在高山、高原之处。如《西次三山》所记为昆仑丘附近，大约当今青海高原，因为地势崇高，所以叫做“帝之下都”。帝既喜游于高地处，因此人们即于高地处祭之，如此而已。

西周的郊天礼，就是祭天的最高祀典，此外再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西周郊天不一定在国郊，更不一定在南郊，也不一定筑坛，只是择地势较高处祭之而已。

参考资料

[1]、秦蕙田，五礼通考：卷5[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王肃，孔子家语：卷7[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唐兰，尊铭文解释[J].文物.1976,(1):60-63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竺可桢，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N].人民日报，1951-02-25

[6]、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

[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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