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永

原浙南游纵队温州前线政治部主任

郑伯永（1919—1962），笔名夷夫、夷天；1919年7月2日出生于浙江乐清环城乡朴头村(今属清北乡)的一个小商家庭。

人物简介

1934年秋考入浙江省立温州中学，翌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后又参加抗战初期的抗日活动。1938年3月参加浙南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乐清县委组织部长、临海县委宣传部长1941年3月调任仙居县委书记兼台届特委武工团政委。1942年调回浙南，至1949年5月温州解放前，历任瑞安陶山区委书记，浙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瑞安县委副书记兼浙5第一县队副政委，浙南游纵队温州前线政治部主任等职。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一家七口被遣送原籍乐清县农村监督劳动；省文联除每月给他四十元生活费外，便什么也不管；他生活艰难，在乡下染上肝炎导致肝硬化，向干部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他终于在1962年去世。

人物纪念

难忘郑伯永同志

1956年 5月上旬，省文联在杭州红楼招待所召开 “ 浙江省第一次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工作者会议 ” 。我因曾有《试评 <宋江考 >》一文，被邀出席。与会人员，多系浙江师范学院（杭大前身）、省教师进修学院、省委党校、浙江日报社等省城各单位的专家学者，连同省文联的干部，一共不足 40人。来自下面县市的，只有我和一位温州市的同志。（忘其姓名，恐系温州师院的教师。不知他今还健在否？）

会议开始，由秘书长郑伯永讲了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意义和召开此次会议的缘起，接下就请大家畅所欲言地自由发言。他那略显黄褐清瘦的脸上，始终热忱可掬地堆满笑容，把会议气氛营造得那么祥和、宽松。有人当时就提出：省文联重视文艺理论批评、召开这次会议很好，只可惜没有发表这类文章的园地。（当时省文联的机关刊物是一本 32开的《浙江文艺》，只刊登一些通俗的诗歌、快板和小演唱之类的作品）郑伯永同志随即 “ 报告好消息 ” 说： “ 我们已请得省委宣传部的批准，创办一个大型文艺杂志，定名叫《东海》。今后大家有这方面的文章，就可以拿到《东海》来发表。 ”

当年机关的生活作风不似现在。近 40人的会议，中午吃饭的仅两桌。文联和各机关单位的干部，都不在招待所就餐。看样子是只招待被邀请的专家和学者的。当我拘谨地入席坐定，旁边的一位先生就和悦地伸手向我招呼： “ 您这位是 — — ？ ” 我匆忙作答： “ 我叫王艾村。 ” “ 哦 — — ！ ” 他似乎有意外发现的惊喜，连连点头说： “ 文章读过！文章读过！ ” 一边向邻座、邻桌的人介绍： “ 他就是王艾村！他就是王艾村！ ” 席间，我方才知道：原来我那《试评 <宋江考 >》文稿，经浙大宣传部一位朋友送达省委宣传部转到省文联，省文联曾认真组织几所高校的有关专家，着实为之讨论评审过一通。回想自己会前因感省文联既无发表园地，还把我稿子压上三四个月之久而甚感不快，使性子赶上门去强行索回而深深内疚。

下午讨论分两个组：现代文学组，组长蒋祖怡；古典文学组，组长夏承焘。我被编在古典文学组。会上大家畅谈着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形势，气氛很是活跃。郑伯永同志代表省文联为我做了两件好事：一是请夏承焘老师收我为 “ 徒弟 ” ，二是介绍省委党校校刊编辑、《三国演义》研究者项鲁天（笔名鲁地）跟我认识，以便今后切磋交流。

郑伯永同志在讨论汇报会上公然宣布： “ 我们在灵隐有两间小房子，还有两万元钱。同志们只要报写作计划，经文联批准，就把你借调到这里来，工资原单位发，我们发补助，住到灵隐去搞创作！ ” 他那股鼓励文艺理论批评研究繁荣文艺创作的工作热忱，着实很激动人心。会议最后就是让大家当场订出个人的研究选题和写作计划，才圆满结束。

我报了如何正确认识宋江及其受招安问题等好几个《水浒》研究选题。至于原来那篇《试评 <宋江考 >》，郑伯永同志虽曾命我 “ 回去后再拿来！ ” 表示准备在《东海》创刊号上发表。我因不好意思 “ 吃回头草 ” ，认为还是按计划另交一篇的好。谁知回得县来， “ 肃反 ” 运动即迅猛展开，我竟是 “ 重中之重 ” 的 “ 肃反 ” 对象，人身失去了自由。经年的审查后，虽有 “ 没有发现任何政治历史问题 ” 的口头宣布，但却在接踵而来的 “ 反右 ” 运动中被划为 “ 党内极右分子 ” ，政治命运从此一落千丈，一别省文联，也就是二三十年。事后听传说郑伯永同志在 “ 反右 ” 运动中也被错划为 “ 右派分子 ” ，终在心身受尽熬煎中逝去的故事，闻之不胜唏嘘，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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