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年

暨南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郑洪年(1876一1958)，字韶觉，号橐园，广东番禺人，光绪举人。早年受业康有为门下，两江法政学校毕业，精诗文，工书法。1908年暨南学堂创立，任处务长，翌年改任堂长。后历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广东军政府交通部、财政部、工农部次长及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大学院理事等职。1927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广罗人才，艰苦擘划，吸引众多侨生。1934年赴南洋考察侨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旅居香港创办华夏学院、汉华中学。香港沦陷后，被日军俘押上海。1947年赴港。1952年回沪。著有《郑洪年华侨教育言论集》《橐园诗稿》等。

人物生平

郑洪年，字韶觉，广州番禺人。幼年父母双亡，由潘姓表亲抚养成人。早年受业于康有为门下，后就读于广雅书院，毕业于两江法政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专门招收华侨学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学校，郑洪年被任命为第一任堂长。1909年1月调北京交通部任职。1911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任京汉铁路局局长、京奉铁路局局长、京绥铁路局局长。1921年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民国13年(1924)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厅厅长，后任军需副监、高等顾问等职。1927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实业部、工商部次长，并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大学理事会理事、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等职。1929年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碧云寺运到南京中山陵安葬，林森、吴铁城、郑洪年3人为“迎榇专员”。

郑洪年一生热心教育事业。1921年3月交通大学第一届董事会成立，他任常务董事。1922年3月，国立暨南学校设立校董会，他又出任校董。1927年6月再次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制订了《本校改革计划大纲》，广罗人才，充实师资，艰苦攀划，改善办学条件，把国立暨南学校改组扩充为国立暨南大学，确定以“道德、科学、军事、职业、政治五种训练为暨南的教育方针”。学校先后成立了商、文、理、法、教有五个学院，规模日臻完备，影响不断扩大，被誉为“华侨最高学府”。与此同时，对中学部也“极力刷新，力求允实，期与大学部程度衔接”。另附设有实验小学。暨南大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吸引了众多华侨学生前来求学，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多人。郑洪年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冀以教育力量教育手段俾成学术化拯海外数百万侨胞于水火，达到平等自由”。为此，他强调，必须“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

郑洪年十分重视对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研究。认为这是“暨南职责所在义无旁贷”的大事。在他积极得导和筹划下，暨南大学于1927年9月21日成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延聘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所骗目。郑洪年还通过该部积极指导和推动海外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派员赴南洋调查考察，多次寄表格给南洋华侨学校进行书面调查。1929年6月，暨南大学主持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讨论有关华侨教育的方针、内容、教学大纲、教材和管理体制等重要问题，对国内外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34年1月，郑洪年奉派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辞去校长职务。他担任暨大校长7年，是暨大取得迅速发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华侨学生最多，学校声誉日益提高的时期。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郑洪年旅居香港，在当地创办了华夏学院、汉华中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郑洪年被日本侵略军所俘，关押在集中营达105天之久。之后被押送到上海，迫任汪伪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1948年再次旅居香港。1952年回上海定居。1956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郑洪年精于诗文，其书法功力深厚，雄浑苍劲，取颜欧诸家之长而自成一格。主要著作有《郑洪年华侨教有言论集》、《郑洪年一年来国难中的教育言论（1932年3月~1933年1月）》、《爨园诗稿》等。《橐园诗稿》为他应陈景昭的多次请求，在81岁时亲笔抄录的旧诗作，由新加坡暨南校友会影印刊行。既是诗集，也是他晚年留下的重要书法作品。

1958年2月25日在上海逝世。

主要事迹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历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郑洪年始终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他不仅参与国家第一所华侨学校一暨南学堂的创办工作，而且在20年代亲自筹划和领导将国立暨南学校扩充升格为当时唯一的华侨最高学府一国立暨南大学。他还率先在暨南大学设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专门从事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同时积极指导和推动海外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旅居香港期间，还创办了华夏学院和汉华中学，招收海外华侨青年和当地学生入学。郑洪年为华侨教育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郑洪年早年深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对西方的社会学说，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有所涉猎，后来则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郑洪年虽然长期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但他一向重视教育事业，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他基于对华侨问题的深切了解和认识，对华侨教育更为重视。他从事华侨教育数十年，“对华侨教育无日不在研究改进之中”，提出许多办学的主张和改革措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其华侨教育思想，对指导、推动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海外华侨学校，都是由华侨集资开办起来的，没有统一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要求，在师资、教材、经费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郑洪年在重掌暨南校政之后，即提出：“暨校之职责，内以陶成归国之华侨子弟，外以统一南洋之文化教育事业，改组以后，即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集中机关，从事调查研究，并与华侨各种教育机关相联络，为将来设施改进之依据。”1929年6月，暨南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出席的有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侨委负责人，华侨教育专家，南洋各埠代表，共78人。会议讨论了有关华侨教育方针、教学大纲、教材、师资培养、管理体制等问题。这次会议，对海外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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