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预衡

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

郭预衡（1920年11月5日—2010年8月4日），直隶（今河北）玉田县石臼窝村，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47年又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

人物经历

郭预衡(1920—2010)

郭预衡，教授。直隶（今河北）玉田人。郭先生学识渊博，学术论著自成体系，为人平和耿介，工于书法。因曾被错划“右派”，居然未能评上北师大资深教授。 2010年8月4日22时57分，郭预衡教授因病逝世。

郭先生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鲁迅。郭预衡教授的文学史，史料扎实、宏富，史识不凡。与刘盼遂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著有《古代文学探讨集》、《中国散文史》、《历代散文丛谈》等。《中国散文史》（上册）曾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1年）；他以一人之力，十九年之功完成的巨著《中国散文史》三大卷，160万字，被学界称为“填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该著作曾获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2001年），又曾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2001年）。《中国古代文学史》曾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特等奖（2000年）。郭预衡是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卷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命题者。

学术研究

郭预衡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就斐然。主要著作有《古代文学探讨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81年）、《历代散文丛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散文简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4年）、《明清散文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专门与博识》（华文出版社1998年）、《中国散文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郭预衡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等。主编有《中国历代散文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中国历代散文选注》（六卷本，岳麓书社1998年）、《唐宋八大家文集》（十卷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唐宋八大家文钞译注》（四卷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尤以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原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系列教材影响最为广泛，它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五卷本，首都师大出版社2000年；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湖南出版社1995年；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史》被教育部1999年行文定为向全国推荐教材，同年又获华东地区古籍特等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以其新颖而实用的体例获得业内人士的好评。由以上诸多著作组成的《整体建构多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2005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此外还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二十二卷本的《中国通史》中撰写了很多有关文学的章节。

郭预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治学勤奋，研究范围广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见解精深；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方面也取得不凡的成就。他治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将“旧学”与“新学”加以融会贯通，既有深厚的“旧学”的功底，又有当代新的理论修养。早在余嘉锡、陈垣等先生的指导下，郭先生就非常注重文献的考证，每涉及到古代作家作品，必尽量全面地翻检其第一手资料，做到论必有据。后又接受历史唯物辩证法等新理论，能以此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更深入的阐释，既不尚空言，又观点鲜明。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就开始了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古代散文的研究。六十年代以后，他和刘盼遂先生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陆续发表了《千古文章重白描》、《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和《汉语文章的两大特征》等一系列论文，揭示古代散文的传统和特征。又发表《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等文章，探讨中国散文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并对大量的古代作家作品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用十余年时间撰写了三卷本150万字的《中国散文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体大思精的古代散文通史，其体例之精深、观点之鲜明、思路之缜密、材料之翔实、文字之优美，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填补了古代散文研究的空白，并于2002年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钟敬文先生誉之为“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

在长期的文学研究实践中，郭先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风格和学术思想。他强调文学史研究应当具有史识，而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文学史编写应从史的角度出发，注重学科规范，注重各种文体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而不要写成“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他主张研究中国散文史要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文学概论”的定义出发，从而实事求是地确立了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他注重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结合，注重文学现象的描述与理论体系的建构相结合，特别重视时代政治以及帝王的好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多次强调刘勰所主张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朴素而深刻的文学观。这些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郭预衡先生从教六十余年，孜孜不倦地弘文励教，授业育人。他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指导，悉心关怀。他善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教学效果突出，凡聆听教诲的学生，无不对他的严谨深刻留下难忘的印象。1978年郭先生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之后又数次招生。他不仅对研究生在校期间言传身教，而且在其毕业之后继续大力扶持，组织他们参加自己主编的各种项目，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使其迅速成为学术骨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郭先生为文学院题写的“弘文励教，镕古铸今”的院训已成为文学院全体师生的努力方向。总之，郭预衡先生对我国的古代文学教育以至对学生的全面培养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预衡先生为人正直忠厚，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一生追求光明，坚守正义，耿介不屈，原则性强；他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忠人所托，热心助人；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生活朴素。凡是到过郭先生家，看到他在堆满书籍的仅十平方有余的斗室中，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治学研究情景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但他始终保持通达乐观的情怀，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为怀。郭先生于书法诗词也有很高的造诣，书体之瘦硬坚挺，诗词之严谨优雅，恰如其人。郭先生还是孝慈的典范，对双亲长期侍奉左右，对妻子平等尊重，对儿孙疼爱有加。总之，他渊深的学识和崇高的人格真正无愧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因而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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