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

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当时蒙古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宗教的发展状况

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Orkhon Valley Cultural Landscape），曾是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Kharkhorum）所在，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当时蒙古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宗教的发展状况。

世界文化遗产

基本资料

遗产名称：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

Orkhon Valley Cultural Landscape

入选时间：2004

遴选依据：文化遗产 (ii)(iii)(iv)

地理位置：N47 28 45.17 E102 40 42.535

遗产面积 : 121,967 ha

缓冲区面积: 61,044 ha

遗产编号：1081rev

遗产描述

占地121967公顷的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包含了鄂尔浑河两岸边辽阔的牧地与可追溯到西元六世纪的考古遗迹群及在13、14世纪威震一时的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哈剌和林城由外城和宫城两个部分组成，哈剌和林城及城内的宫殿是结合中原汉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筑风格，在古代回鹘民族或11至12世纪克列部的都城的基础上规划和扩建的，其整体设计规划，既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又体现了具有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草原特点。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中的遗址都清楚的反映出游牧生活、游牧民族社会与管理和宗教中心的共生关联性，以及展现出鄂尔浑峡谷在中亚历史上的重要性，现在这片草地上仍有蒙古国的游牧民族在此放牧。

2004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依据标准 (ii)(iii)(iv)，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遴选依据标准(ii): 鄂尔浑峡谷清楚地展示了强大和持久的游牧文化是如何导致广泛贸易网络的发展和大型行政、商业、军事和宗教中心的建立。这些城市中心所支持的帝国无疑影响了整个亚洲和欧洲的社会，反过来又在真正的人类价值观交流中吸收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

遴选依据标准(iii):在过去两千年里，支撑鄂尔浑峡谷所有发展的是一种强大的游牧文化。这种文化仍然是蒙古社会中受人尊敬的，确实也是蒙古社会的核心部分，并被高度尊重为一种与景观和谐相处的“高贵”方式。

遴选依据标准(iv):鄂尔浑峡谷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它说明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阶段。首先，它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其次，它反映了土耳其权力的一种特殊的蒙古变化；;第三，额尔德尼祖鲁（Erdene Zuu ）寺和图夫库恩（Tuvkhun）隐士寺是蒙古佛教发展的背景；第四，哈尔巴尔加斯反映了维吾尔帝国首都维族的城市文化。

评价

占地121 967公顷的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包括鄂尔浑河(Orkhon River)两岸辽阔的牧地与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考古遗迹群。此外，这个地区还包含13世纪和14世纪成吉思汗的大帝国首都哈尔和林(Kharkhorum)。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中的遗址都清楚地反映出游牧生活、游牧民族社会与管理和宗教中心的共生关联性，并且展现出鄂尔浑峡谷在中亚历史上的重要性。现在这片草原上仍有蒙古国的游牧民族在此放牧。

遗产介绍

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曾经是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所在地，包含了鄂尔浑河两岸边辽阔的牧地以及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的考古遗迹群。鄂尔浑峡谷在中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曾经是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所在，见证了蒙古帝国几个有意义的历史阶段，也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当时蒙古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宗教的发展状况。峡谷内几处宗庙的遗址反映了当时的蒙古已经受到佛教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融合的趋势，展现出的重要性。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核心是哈尔和林古城。

蒙古帝国的首都所在地

哈剌和林（突厥语，意为“黑石”）故址位于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额尔浑河上游右岸的额尔德尼召近旁，距乌兰巴托市380公里。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是13世纪世界著名的都城，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地位。从19世纪末开始，俄罗斯（苏联）、日本、德国等国家与蒙古国合作，对哈剌和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及发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蒙古中部的鄂尔浑河流域，自古以来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驻牧的地方，许多游牧民族曾在这里建立政权并修建都城。成吉思汗于1220 年，在古代客列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了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它是一座具有中原汉族建筑风格和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哈剌和林是蒙古人在北方草原上修筑的第一座城市，为蒙古帝国的首都。由于蒙古帝国的强盛使哈剌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扮演了世界政治、外交中心的角色。现在哈剌和林古城已成为珍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鄂尔浑峡谷在中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曾经是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所在，见证了蒙古帝国几个有意义的历史阶段，也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当时蒙古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宗教的发展状况。峡谷内几处宗庙的遗址反映了当时的蒙古已经受到佛教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融合的趋势，展现出的重要性。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核心是哈尔和林古城。

蒙古中部的鄂尔浑河流域，自古以来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驻牧的地方，许多游牧民族曾在这里建立政权并修建都城。成吉思汗于1220 年，在古代客列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了蒙古帝国首都——哈刺和林。由于蒙古帝国的强盛使哈刺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扮演了世界政治、外交中心的角色。现在哈刺和林古城已成为珍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哈刺和林是一座具有中原汉族建筑风格和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蒙古帝国前四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均坐镇哈剌和林管理皇朝。由于蒙古帝国的强盛，哈剌和林城畜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宗教、教育、科技和政治外交等诸方面都得到很高的发展，成为蒙古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忽必烈迁至大都后哈尔和林失去帝国首都地位，但仍为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受元朝统治集团的重视。元朝时期，哈尔和林前后设置和林转运使司、和林宣蔚司、和林路等行政机构，并派宗王出镇，加强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元朝灭亡后，蒙古统治中心又从中原地区移至漠北。北元初期，仍以哈尔和林为都。由于明军的屡次攻占和蒙古各部内乱，哈尔和林城逐渐荒芜。

地理环境

鄂尔浑河是蒙古中部偏北的河流。这条河流整体都在蒙古境内，发源於杭爱山脉森林茂盛的山坡。它向东流出山区，然後转向北，经过古代蒙古帝国的首都喀喇昆仑。一个断层将鄂尔浑河与色楞格河分开。两条河都流向东北，在俄罗斯边界南侧的贸易中心苏赫巴托尔(Suhbaatar)会合。然後色楞格河继续向北流入俄罗斯。

1889年在喀喇昆仑附近发现8世纪时的墓碑，上面有一些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语的文字，称鄂尔浑铭文。鄂尔浑河全长1,130公里，只有在7、8月间可以通航吃水浅的拖船。流域面积约132,000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土拉(Tuul)、哈拉(Haraa)和友鲁(Yoroo)河，它们都发源于肯特山脉，而且都从右侧注入鄂尔浑河。图尔河在去鄂尔浑河的途中流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由于雨量不稳定可靠，冬季酷寒，所以沿鄂尔浑河的农业只能维持基本粮作。

遗址保护

哈剌和林古城遗址是珍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同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和修整甚为必要。该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仍存在破坏遗址、盲目改造遗迹遗物等问题。

1956 年，在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剌和林苏木建立“哈剌和林国营农场”，哈剌和林遗址周边地区人口逐渐增加，各种经济活动日益繁多。

遗址附近进行大面积农业耕作、建造灌溉设施、电缆、工厂等以短暂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建设项目，使哈剌和林遗址受到严重破坏。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 1976～1985年组织进行的哈剌和林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结束后，未回填挖坑而且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当地居民把生活垃圾等废物倒进挖坑里，甚至某些觉悟低的人从遗址上取走砖瓦、石碑等遗物利用于现代建筑当中，导致遗址周围环境被严重污染，有些遗迹和遗物惨遭破坏。

哈剌和林古城遗址周围共有四座石雕龟趺。其中位于鄂尔德尼召寺西南 12 公里处的一座是未完成的雕塑品，它既无嘴脸，又无龟甲和脚掌，只凿出全身的轮廓。虽未完成雕塑，但它记录了古代哈剌和林工匠的凿石技术的发展阶段。可惜，后来当地人们出于迷信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加工成“完整的形式”，使这一历史文化遗存失去其传统风貌和文化价值。

后来，蒙古国人民、政府官员和考古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研究和保护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由于资金缺乏、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哈剌和林遗址的保护工作仍未令人满意。90 年代开始，蒙古国与日、德等发达国家合作，利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与方法对哈剌和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及研究，同时遗址的保护与修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1995～1996 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蒙古国哈剌和林都城遗址的保存和修整计划》进行的蒙日联合考古调查研究过程中，两国研究人员制定了遗址的保护与修整方案，划定保护区，采取禁止遗址保护区内人们居住和进行经济活动等措施，防止遗址受到更大的破坏。2000 年，德国专家对万安宫南侧发现的四处砖窑遗址进行修整，并计划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馆加以保护。这些工作解决了哈剌和林遗址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哈剌和林古城遗址保护与修整工程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保护与修整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及当地居民的遗址保护意识，制订科学的保护规划，采取具体的保护与修整措施；需要在城墙、宫殿遗址、传统主轴线、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遗迹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加大保护力度，完整地突出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哈剌和林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传统，承载着一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记录了蒙古帝国盛衰的历史，保护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等于保护蒙古帝国的历史文化。做好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保护与修整工作不仅对蒙古国文化遗产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影响。

建筑特征

哈剌和林城及城内的宫殿是结合中原汉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筑风格，在古代回鹘民族或11至12世纪克列部的都城的基础上规划和扩建的。整体设计规划，既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又体现了具有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草原特点。哈剌和林城由外城和宫城两个部分组成。

外城

外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墙为1500米，东西墙，长的地方为1120米，短的地方为580米，主轴方向为北偏东30 度。外城周长约5.2公里，约 3英里，这与马可·波罗说的“哈剌和林，城延袤三里”非常接近。城墙用黄土板筑，残高约0.5～2米。外城四墙各设一门，没有瓮城，南墙破损比较严重，可能是，1586年建造额尔德尼召时被破坏。

外城内，一条南北向大街和一条东西向大街交会在城市的中央，并通向四门。两条大街的交会处形成十字街头，十字街头的东南角有一处宽约 22 米、长约 34 米的遗址，即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此外，外城内外，还有许多建筑遗址。根据史料记载，在城内，除两大居民区以外还建造了“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徒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等建筑，但是大多无法确定其准确位置。

宫城

宫城，即窝阔台汗兴建的“万安宫”（土门阿姆古朗图斡耳朵）。万安宫位于外城西南偶，“宫殿围墙呈不规则方形，长约255米，宽约220～255米，内有5个台基，中央的台基高约2米，上有大型殿址……周围的四个台基的建筑面向中央大殿，类似唐宋宫殿的布局。”万安宫主轴方向为偏西10 度，其方向和位置与城市街道的整体布局不太协调。

万安宫由觐见大厅、侧楼和大门殿组成。宫城中北部有一处长 80 米、宽 55 米、高 3 米的遗址，这就是修建在高高的地基上的万安宫觐见大厅。大厅中央部分的地板铺的是绿色釉砖，而大厅北部的地板铺的是未上釉的砖。大厅地面上有支撑大厅的 64 根柱子的花岗石铸础，通过 2000 年德蒙联合考古队的发掘工作，现在这 64 块铸础已全部露出地面。遗址上还发现了许多红绿色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这应该是大厅顶部的建筑材料。

靠近大厅左右两面的是侧楼。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珠宝、钱币和贵族们才能享用的铜镜和金银首饰等。所以，可以断定这里是仓房或者诸王、贵子们的豪华住宅所在。

大门殿遗址位于宫城南墙的中部，长约 30 米、宽约 15 米，这里是宫城的入口处。蒙哥汗时期，巴黎工匠威廉师父在这里“制造了一颗大银树，在它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一只狮子嘴里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到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每一根管子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盘绕在树干上。这四根管子中，一根管子流出葡萄酒，另一根管子流出哈剌忽米思，即澄清了的马奶，另一根管子流出蜂蜜酒，另一根管子流出米酒。在每一管子下面，即在树的根部，在四只狮子中间，有四个盆，准备各自承接一种饮料。在树顶上，他制造了一个手执喇叭的天使。”

大门殿与觐见大厅之间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平台，这颗“银树”就建造在这里。宫城的南侧有一只用花岗石雕塑成的龟趺，龟背上有方形切口。这样的龟趺在哈剌和林附近共有四座，皆为圣旨碑文的台座。

宗教建筑

蒙古帝国还修建寺院、教堂等宗教建筑，为他们提供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当时哈剌和林有“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的教堂”等宗教建筑。通过考古发掘，窝阔台汗万安宫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佛像雕塑、壁画和成千上万的擦擦等与佛教有关的遗物。显示了当时哈剌和林佛教活动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规模。蒙古帝国时期，《大藏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著作，在哈剌和林寺院教堂内普遍收藏并翻译。同时，各种宗教文化、哲学等，通过各类宗教人士传播到哈剌和林各色居民当中。

蒙古帝国时期，哈剌和林建筑技术已进入十分成熟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一些具有高超技艺的建筑大师和各种风格、作用的建筑群体。著名的带有护墙、筑有 64 根圆柱的窝阔台汗万安宫及觐见大厅，上面制造天使像的“银树”，各类宗教教徒们的寺院、教堂等都是哈剌和林建筑科学的结晶。金人刘敏、巴黎工匠威廉师傅等人是这些建筑的建造者。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可以看到当时哈剌和林建筑的巍然壮观和建筑科学的卓越成就。

考古历程

关于哈剌和林的情况在《蒙古秘史》、《元史》及后来成书的《宝贝念珠》、《蒙古源流》等史料中均有记载。此外，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出使蒙古记》、《马可波罗行记》等西方使者和旅行家们的著作中也有所描述。但这些记载和描述非常粗略而简短，单凭这些从寥寥无几的文字史料中所获得的有关资料难以对哈剌和林进行深入研究。随着近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考古方法与技术的提高，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展开，考古研究成果成为哈剌和林研究可靠的资料来源之一。

从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苏联）、日本、德国、蒙古等很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多次对哈剌和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及发掘，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由于文献资料中缺乏明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无法确定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具体位置所在。直到 1889 年，俄罗斯学者 H·W·雅德林采夫等人受俄罗斯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的派遣到蒙古进行考察时才在额尔德尼召附近发现了一处大型城址，并推断为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1891 年，以俄罗斯探险家 B·B·拉德洛夫为首的《鄂尔浑河考古调查队》在考察额尔德尼召时发现了若干石碑残块，1912年，波兰考古学家 B·Л·科特维奇在额尔德尼召寺院内又发现三块石碑残段。这些石碑是修筑额尔德尼召的工匠们取材时从哈剌和林的废墟中搬到此处的。铭文当中发现用汉文和波斯文雕刻的《和林》、《大和林》等字样，B·B·拉德洛夫由此断定额尔德尼召北侧规模宏大的废墟就是哈剌和林。

1933~1934 年

但是，由于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缺乏，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这次发现远非为全体学者所相信，仍有一部分人持怀疑态度。1919 年，前苏联学者 N·M·麦亦斯基将哈剌和林与其北面不远的古回鹘城遗址—─哈拉巴拉嘎斯相混淆，指出哈拉巴拉嘎斯是古代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1933～1934 年，前苏联学者 Д·Д·布可尼奇在哈剌和林古城遗址上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他是第一位试图将考古发现物与文字史料结合研究的专家。但是，根据在较晚期文化层出土的大量与佛教相关的遗物，Д·Д·布可尼奇得出此遗址并非哈剌和林而是与宗教有关的寺院遗址的错误结论。

1948~1949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发掘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1948～1949 年，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 C·B·吉谢列夫的总带领下《蒙苏联合考古队》在哈剌和林古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通过此次发掘发现了筑有六十四根圆柱支撑的大厅，确定了公元 1235 年建造的窝阔台汗宫殿“万安宫”的准确位置。除此之外，在手工业作坊和店铺遗址中出土工具、武器、装饰品、钱币、带有蒙古文的印章等珍贵的遗物。所有这些发现物和发掘之后呈现的景象与法国人威廉·鲁布鲁克在他的《东行纪》里描述的显著一致性，均可证明这处遗址就是古代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

这是哈剌和林古城遗址彻底的发现。C·B·吉谢列夫在他 1965 年出版的《古代蒙古的城市》一书中对 1948～1949 年的发掘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把哈剌和林研究推向新的起点，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1976~1985年

1976～1985 年的十年当中，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和考古所组织专家对哈剌和林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这几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部分是蒙古本国专家，他们除了共同编写每一阶段的发掘报告以外各自著书立说，使哈剌和林研究更加深入。如，Н·色尔奥德扎布《哈剌和林古城的考古发掘研究》、纳旺《哈剌和林》、迈达尔《蒙古历史文化遗存》等。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蒙古国开放的对外交流政策的影响下，蒙古国考古学家们积极地与世界发达国家合作，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方法，对哈剌和林古城遗址进行规模空前的考古调查及发掘研究工作，将哈剌和林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1995~1996 年

1995～1996 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蒙古国哈剌和林都城遗址的保存和修整计划》,在日本外务省的援助下,日本国学院大学加藤晋平教授负责进行了一次日蒙合作调查。此次调查重新测绘哈剌和林古城遗址的平面图，并制定了遗址的保护与修整方案。

1996~1998 年

1996～1998 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院与日本中亚研究院合作进行了《碑铭》研究项目，但未曾发表成果。

1999~2003 年

从 1999 年开始，蒙古国科学院考古所与德国考古研究院波恩分院和波恩大学考古所合作，两国专家签订了 1999～2003 年和 2004～2008 年的两次为期五年的《蒙德联合哈剌和林研究项目》，第二次研究项目正在实施当中。蒙德联合考古队运用世界先进的考古学方法与技术，对哈剌和林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新的遗迹和遗物，弥补了前人研究成果中的一些不足和缺点，并将哈剌和林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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