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9年12月3日成立的社会组织

作为西南重镇，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是全国最后解放的一个特大城市。1949年12月3日，重庆解放后的第四天，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成立

作为西南重镇，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是全国最后解放的一个特大城市。1949年12月3日，重庆解放后的第四天，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告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以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王蕴瑞、任白戈、罗士高、刘明辉12人为委员，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

在当天公布的布告中，军管会表示：“重庆已经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重庆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利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制事宜。”

军管会同时公布了各级任职人员，主任张际春，副主任陈锡联、张霖之，秘书长罗士高，公安部部长刘明辉，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程占彪，房地产接管委员会主任张际春，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任白戈，后勤接管委员会主任邓存伦，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王蕴瑞。

据时任军管会副主任的陈锡联，在1950年1月24日所作的关于《重庆的接管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记载着当时的接管情况———

截至1950年1月23日，各接管委员会、部进行清点后，共接收了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场所与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计374个。接收员工（包括公费学生）共100647人。接收物资均有分类计数，主要的物资计黄金10796两，白银8555两，另777公斤，银元148690元，美钞50218元，食米6762石，另17吨，稻谷15561石，食盐95758担，大小好坏汽车共1883辆。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市委的领导下，整个山城的接管工作历程仅50余天。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标志着全市的整个接管工作胜利结束，重庆市进入了民主建政的新阶段。

反特

根据市党史研究室提供的档案显示，重庆解放后，国民党政权在山城潜伏下来1万多特务，再加上被特务把持的码头“袍哥”帮会，和山区不断挑衅的土匪，随时威胁人民战争胜利果实。

当时重庆城的潜伏和挖潜，比起曾经热播的电视剧《潜伏》更加惊心动魄。据记载，国民党败走重庆后，留在重庆的特务起码上万人。而仅仅在1950年5月，公安部队在侦破国民党“应变”潜伏行动中，就抓捕潜伏特务2000余人、自首的“死棋”（失去上级，没有任务在身的特务）达900多人。

1950年1月，一名线人提供情报说，军统杀手刘志钦从川北打游击失败之后回重庆当起了潜伏特务。刘志钦素有军统“四大金刚”之称，曾经在磁器口“11·27”大屠杀中杀害大批共产党员。

军管会公安部的侦查人员获得情报后，发现刘志钦隐藏在寸滩的一幢居民楼里。侦查员立即步行到朝天门，然后雇条小船到江北的寸滩，接着再走路去乡下。

当时，刘志钦藏身的小木楼外是一座孤零零的院子，上楼的楼梯很窄，侦查员极易被发现。抓捕行动开始前，侦查员们将手枪上膛，随时准备展开枪战。但是迅速冲上楼后，刘志钦居然没有反抗，并辩称自己刚刚回到重庆，正准备去自首。刘志钦被捕后，很快被枪决。

另一份档案的记载则更为详细：1950年春天，重庆南岸弹子石裕华纱厂内，一个三十出头的彪形大汉，草帽遮颜，挑着一挑菜从家属区一角钻出来，还不时地扭头后窥，引起了纱厂托儿所叶兰英所长的注意。叶兰英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她总觉得这个人面熟，既不像卖菜的干（穷）人，也不像庄稼人。于是，她决定上前看个究竟。

这一看不要紧，叶兰英基本肯定此人就是渣滓洞管理处处长“猫头鹰”徐贵林，并马上将情况汇报给情报科。渣滓洞的重要人物进入情报人员的视线，这在当时的西南公安部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徐贵林曾在重庆解放前夕，亲手下达屠杀革命志士的命令，导致渣滓洞30名烈士牺牲。

最后证实这个菜贩子就是徐贵林。1950年3月22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向公安18分局下达了逮捕徐贵林归案的电话指示，当晚，“猫头鹰”就被绑进18分局。

经济

重庆解放前的金融情况怎样？据史料记载，解放前夕的重庆城百业凋蔽，80%的工厂停产，22万人失业。市场一片混乱，物价飞涨，旧法币作废，人民币还未流通，民间在使用银元、银元券和以物易物，早已不用的铜板也在被重新启用。

此时，全市公私银行、钱庄多达150多家，由于恶性通胀，经济萧条，其中93家陷于停顿，包括聚兴诚、和成等22家存款来源枯竭。

为了扭转金融混乱局面，市军管会开始颁发有关金融政策的法规。1949年12月6日，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黄金、外币计价行使。

虽然当时重庆已经解放，但银元券仍然是老百姓的主要货币，银元券和银元的比值为50：1。由于人民币全部运进重庆需要一段时间，为避免老百姓不必要的损失，政府当时仍然准许银元券暂时流通。

1949年11月14日，二野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发布向川黔进军的号令，二野三兵团北起巴东、南至天柱全线出击。这时，在常德二野后勤司令部军需供应总站，有一队特殊的车队。在这些搭着军绿色帆布的卡车上，满载着由老区济南和上海印钞厂印制的一箱箱崭新的人民币和银元（袁大头），每辆卡车车头都有警卫营架着机枪武装押运。

车队一路上沿着湘西人烟稀少地区行进，随时都有武装土匪袭击和交通车祸发生的危险。为了这些货币的安全，枪不离身，和衣睡在车厢里，在沅陵地区，一次车祸就牺牲了5位西南服务团金融大队的干部。

车队进入重庆后，市政府当即决定，根据当时市场上的实际购买能力，规定1元银元券可换100元人民币，限期5天，为老百姓兑换人民币，并委托当时的私人银行代为兑换。为让老百姓能及时兑换到人民币，市内外共设立兑换所70余处，市外还组织汽车为百姓流动兑换。

在5天时间里，共兑银元券1012万余元，兑出人民币10亿多元，人民币很快在重庆取代了银元券，开始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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