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牦牛队

打击藏羚羊盗猎的武装队伍

野牦牛队是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委员会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于1992年自筹资金组织的一支武装打击藏羚羊盗猎的队伍。野牦牛队队员从无到有，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了拼打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内常年担负起保护高原稀有野生动物的职责，并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被称为“藏羚羊的保护神”。

成立背景

青海的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无人区，面积4.5万平方公里，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和矿产资源丰富。

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万人进入可可西里淘金；而随着藏羚羊绒纺织制品“沙图什”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至少有2.5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

1992年，青海治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治多县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600张藏羚羊皮，但他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盗猎分子袭击，中弹牺牲。几天后，当搜寻小组找到他时，索南达杰依然保持着半跪的射击姿势。

正式成立

1995年5月，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要求辞职，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成立了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意在像野牦牛一样坚韧、勇猛、能吃苦。野牦牛队当时共有64人，除少数是治多县的机关干部外，大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甚至有被感化的前盗猎分子。

打击盗猎

在海内外对可可西里盗猎活动猖獗给予关注的时候，野牦牛队—这支68人的反盗猎队，靠着几十人、几支枪，在可可西里开始向盗猎分子宣战。

野牦牛队活跃在可可西里野生动物较为集中的滩涧、草地。所到之处，盗猎分子闻风丧胆。

1994年4月10日至30日，国家林业局组织了青、新、藏三省区在可可西里开展建国以来反盗猎规模最大的“一号行动”。野牦牛队作为青海方面的主力军，参加了行动。

野牦牛队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数十起，查缴藏羚羊皮近万张。野牦牛队的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

声名远扬

野牦牛队的声名鹊起是因他们反对盗猎行为，尤其是反对盗杀藏羚羊。

野牦牛队队员从无到有，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了拼打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并引起了国内外传媒的高度关注。凡是上过可可西里的人，无论是环保志愿者还是电视台、报纸杂志的记者无不对野牦牛队（西部工委）的所作所为赞叹有加。到过可可西里的环保志愿者聊到野牦牛队的时候，无不赞同这样一个观点：“这是可可西里唯一能这样战斗的一支队伍！由于新闻媒介的大力宣传和各民间组织的支持，“野牦牛队”被冠以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高原雄鹰”等称号。1998—2000年，野牦牛队共接受了社会上捐助的价值80余万元的钱物。捐助物资包括吉普车、汽车配件、通信设备、账户等，其中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野生动物基金会也曾给予野牦牛队以资金、设备方面的很大支持。

野牦牛队在极盛时，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的动物保护组织都与它有捐助、合作的意向，国内20多个省份的数百名人士也请求“自愿加入英雄的反盗猎队”。

存留之争

在反盗猎的同时，扎巴多杰一直为成立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奔走呼吁。

1997年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管理局放弃了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的基础另行成立，曾任曲麻莱县副县长的才嘎被任命为局长。

使命相同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和野牦牛队并存3年，但两支队伍水火不容，并曾有肢体冲突。

双方发生多次不愉快的“接触”，自认为是“正规军”的，作为官方组织的管理局处事也很尴尬，在野牦牛队的“盛名”之下，管理局每一次行动都被人误解为是野牦牛队的行动，虽然他们有良好的装备，整齐的人员和充足的费用。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离世。梁银权成为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即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

1999年8月，青海省多家政府部门和单位在主管副省长的主持下，联合召开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专题协调会议。会议认为，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着体制不顺、执法不规范和进入保护区人员杂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会议决定首先“尽快理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根据关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形成合力”的文件精神，撤销治多县、曲麻莱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业务工作归并到受玉树州领导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并规定了人员移交的办法。

同时，鉴于“野牦牛队”在国内外的声望和影响，保护区管理局在工作时保留“野牦牛队”的牌子。

根据省上有关会议精神，玉树州政府8月30日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治多县西部工委在编人员（不包括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一并归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可实行双向选择，现有临时工同时归管理局，“可视工作需要逐步精减”。

同时成立业务交接工作领导小组，在财力审计完后于同年9月28日正式移交。

由于野牦牛队与北京的一些媒体，尤其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保持有良好的关系，通过后者，野牦牛队成功阻止了合并方案的按期实行。“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不同意撤消野牦牛队的签名活动，并致书温家宝，要求青海省暂缓实施合并计划。

西部工委（即“野牦牛队”）果然没有按期移交管理局。

队伍撤销

2000年年底，中共玉树州州委发文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名称亦不允许再被使用。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其中3名正式工、21名临时工。

负面影响

虽然野牦牛队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但同时也存在诸多负面影响：野牦牛队被认为在可可西里地区开展反盗猎行动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执法权，—这支队伍中人员“素质普遍较低”，“执法不规范”，“有时抓住盗猎分子后不移交司法机关，只要缴罚款就放人，罚款标准混乱，没收的钱物归为已用”。同时，查获的藏羚羊皮“有时私自卖掉，将款额占为已有”。

2001年3月1日，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因涉嫌贪污拘留了8名原“野牦牛队”队员。3月16日，检察院正式批捕。这8名队员是：原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司机吕长征，成员尼玛、尕仁青、谢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其中有4人属管理局接收人员。发案缘由据称是，野牦牛队在1998年的一次巡山中，抓获了4名盗猎分子，收缴了两辆吉普车和94张藏羚羊皮。旋即，他们放掉了4名盗猎分子和一辆吉普车，并卖掉藏羚羊皮，人均分得4000余元。在被逮捕的8人中，有5人在西部工委被撤并后归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作临时工。原野牦牛队队员认为，他们是在一年多没领到工资、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对此事，时任西部工委书记的扎巴多杰曾对他们进行过内部处理，按月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非法所得，至案发时已经全部扣清。

涉嫌贪污一案尚未了结，又一名“野牦牛队”队员扎江因涉嫌贩卖枪支，经检察院批准逮捕。

同时，据时任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称，西部工委存在时，向一些采金者、捕捞卤虫者大肆发放许可证，管理局每次在巡山时都会遇到持有西部工委许可证的进山者，有时甚至有野牦牛队队员护送，这令管理局执法显得很被动。“西部工委的行为有悖于全面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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