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朗案

北洋政府时期重要金融事件

金佛朗案是北洋政府时期重要金融事件之一，又称金法郎案。因为一战法国物价膨胀，使得佛郎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1/3。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1922年，法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偿还中法实业银行基金，发展中法教育事业，代偿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未清股本，及清结中国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各款，但所有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计算。所谓“金佛郎”，是指实行金本位的纸币。当时中国银币1元值8佛郎有余，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价换算，则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国将要损失6500万元之多。名义上是法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将佛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中国不仅未得好处，反要向法国付出一大笔钱。

历史内容

基本简介

1921年，法帝国主义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秘密协议，发功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

消息传出，举国反对。1922年，法国联合比、西、意三国共同要挟北京政府，索要更多庚子赔款，引发了著名的外交悬案——“金法郎案”。此案轰动一时，历经三年方以中国妥协了事。中国人民对此非常不满，抱怨连连。

1925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屈服，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

1925年，北京临时执政府总检察厅呈报司法部，外交总长沈瑞麟和财政总长李思浩构成外患罪，应立即立案起诉。

历史背景

一战爆发后，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时，协约各国达成协议——庚子赔款暂时延缓五年。1922年暂缓期满，美、英、日、俄(旧俄公使个人)、意五国要求明年始照付庚子赔款。北京政府除不承认俄国外，其他各国要求均应允。

一战后美国率先提出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用于中国教育和文化交流事业。华盛顿会议上，法国也表态退还庚子赔款余额，但必须抽出一部分资助中法实业银行复业，北京政府欣然同意。

金法郎案

1913年成立的中法实业银行是中国官方和法国私人资本联合组建。中法实业银行成立不久，北洋政府就曾以发展“实业”为名借款两笔。因一战爆发，并没有完全到账。到账的一部分还被财政或军政挪用。1921年，银行因经营不善，宣告停业。

法国所退赔款余额不足4亿法郎，根本无法弥补中法实业银行7亿多的债务窟窿，且一战后法国经济萎缩，法郎贬值。如何补足其中的差额？法国又想一招：用其国内从未流通的所谓“金法郎”来计算赔款。在当时，一海关银相当于14纸法郎，而只值4金法郎。很明显，以金法郎代替日益贬值的纸法郎，是为了索取更多的赔款。庚子赔款本来就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无理赔款，如再加上不合理的汇率，势必增加中国财政负担，中国人民当然不会接受。

1923年2月，法国鼓动《辛丑条约》八国公使向北京要求庚子赔款支付现金；拒不批准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条约》，以致中国迟迟不能征收2.5%附加税；指使总税务司在中国关税、盐税余款内，按金法郎计算，扣留法、比、意、西四国的赔款数。由于全国人民激烈反对，直到1925年，北京政府都未能与法国达成任何可行协议。

1924年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掌权，财政捉襟见肘。段祺瑞为了提取四国扣留的关盐余款、召开关税会议、增加税收，于1925年4月与法国签订《金法郎案协定》，其中规定：法国将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作为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之用；总税务司扣留的中国关盐余款还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赔款余额折成美金支付，并自1924年12月起至1947年，逐年垫借与中法实业银行。规定中虽然没有出现“金法郎”字眼，但折成美金支付，即是变相地用金法郎偿还。

事情败露

民国13年（1924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财政紧张。段祺瑞指示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与法国公使就“金佛郎案”进行秘密谈判，以获得被扣的中国关税余款、盐税余款。（此前，法国要求自1922年起，中国在偿还庚子赔款时，改变原先按各国流通货币电汇之方法，改用金法郎计算，这将使中国蒙受极大损失，故中国未同意。法国乃串通各国列强，扣留了中国的关税余款、盐税余款，以逼迫中国政府让步）段祺瑞政府暗中答应了法国的要求，双方还进行了签字换约。协议公布之后，中国举国反对。

1924年6月17日，总检察厅指派翁敬棠调查该案。经3个多月的调查，翁敬棠在同年10月2日向总检察厅呈交了9000字的检举理由书，说明金佛郎案使中国蒙受的损失超过8000万元，认定该协议为“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而故意议定”，李思浩、沈瑞麟已触犯刑律，要求总检察厅将二人依法治罪。同时，翁敬棠还将该检举书分寄各个报社发表，并且为避免遭受迫害而避往天津。次日，各报均采用显著标题刊登了检举书全文，中国舆论一片哗然。10月8日，翁敬棠在天津又检举前任司法总长章士钊“职掌司法行政……以促成此事”，有共犯情节，“应饬令该管检察厅并案办理，以肃法纪”。在中国舆论的压力下，已经调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与沈瑞麟同请辞职。

段祺瑞得知此事后，搜捕翁敬棠，但未拿获。1924年10月下旬，司法部令总检察厅会同京师高等检察厅侦查此案。因段祺瑞政府袒护，数月时间过去，仅李思浩提交一份辩诉书。民国15年（1926年）3月6日，京师高等检察厅下达处分书，宣布对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钊3人不予起诉，认为李思浩等人“于吾国有损部分，则力求缩小；于薄有利益部分，则力予扩张”。翁敬棠不同意该处分，依法申请再议，但京师高等检察厅以翁敬棠并非原告为由驳回申请，了结了此案。翁敬棠乃在报纸上发表讲话，揭露全案的内幕，指京师高等检察厅“上下其手”，对政府官员加以包庇。1926年12月底，翁敬棠还在报上揭发“金佛朗案”，指由于意大利、比利时援此案为例，导致中国损失7000万元；加上法国的部分，中国损失共达2亿元以上。

事件结果

段祺瑞在台下时也曾通电反对。但此时段的临时执政府财政枯竭，张作霖、冯玉祥催索军费，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择手段，以图先渡过难关再说。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复就此事与法方再度商议。在法方压力下，中法于1925年4月20日成立协定，规定法国庚款退还时以美元汇率折合中国货币计算，而法国则以金佛郎折合为美元，中国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法国提出的以金佛郎结算的要求，并将为此损失关银6200多万两，但临时执政府也可由此换得扣在总税务司安格联手中的关余、盐余2360多万元，作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举虽为代人受过，但激起社会各界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有传闻他已受冯玉祥部下的严密监视，并将对其采取行动。李思浩预感处境危殆，遂于1925年11月再度逃入东交民巷，租得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空屋两幢暂居。1926年4月，冯玉祥的军队在与奉军的作战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备专车送至天津，从此在天津开始了他长期的寓公生涯。

全国各地天气预报查询

上海市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