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合川地方党组织在中共川东临委的统一指挥下，以金子特支、金子区委为重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金子沱武装起义。由于起义军内无后勤补给，外无援军接应，起义失败。尽管如此，此次起义仍然打乱了敌人的兵力部署，为配合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立下了功勋。
党组织的建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等，派遣合川籍青年干部陈立洪、严启文等人回到金子、肖家等地，开展建立川东秘密战线工作。
1944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陈伯纯受南方局派遣也回到老家金子乡开展工作。他利用各种关系，先后当上金子乡中心小学校长、金子乡乡长。为扩大工作成效，1945年春，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赵继被派往金子乡出任乡队副，协助陈伯纯搞武装。因金子乡出现自首变节的叛徒，赵继只好返回南方局。7月，刘石泉被派往金子乡出任乡政府师爷。9月，张伦奉南方局指示来到金子乡中心小学任教，做改造棚匪、收编绿林武装的工作。当月，金子党支部在金子乡中心小学成立，刘石泉为书记，陈伯纯、张伦为委员，直属南方局领导。
继张伦之后，周仁极、周述质、杨继先等又先后被派往金子小学，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在金子小学，前后有60多名党员隐蔽下来，党员人数也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100多人。学校还先后办起农民识字班、农民夜校，培养农会骨干。
1946年6月，金子沱农会总会成立。到1948年7月金子沱武装起义前夕，农会组织遍及合川、武胜、岳池等县的40多个乡镇，会员达到2万余人。
1946年11月，金子党支部改为金子特支，刘石泉仍担任书记。金子特支先后派余汉邦、张伦深入秦耀、秦鼎（1949年被捕叛变）所率领的“延安游击队”（绿林武装），对其进行改造。最终，秦耀在党组织的多次教育下，取消“延安游击队”的旗号，将队伍改编为由党领导的龙多山武工队。秦耀任队长，余汉邦、张伦先后任政治指导员。
起义前的准备
1947年2月，国民党当局包围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导致重庆及川东各地党组织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
4月，中共重庆市委与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委员钱瑛取得联系。钱瑛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重庆市委书记王璞清理川东一带（包括现在重庆所有辖区和川南地区）的党组织。10月，王璞向钱瑛汇报工作后回到重庆，传达上海局指示，并成立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他担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川东临委成立后，对所属组织陆续进行清理、调整与组建，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建立下川东地工委和上川东地工委。
在川东临委的领导下，合川地区的党组织得到清理和整顿。至1947年11月，合川存在着金子区委（1947年11月成立）、合川特支两个平行的党组织，他们隐蔽在各自的区域开展工作。其中，金子区委下属金子乡十三保总支、金子特支和二郎庙支部，其基层组织从金子扩展到古楼、七间、肖家等乡及武胜、岳池县境内，党员发展到100多人。合川特支下辖合川中学支部、妇女支部、沙溪支部等。
根据川东临委指示，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发展武装，为起义做准备。到1948年初，金子区委已建立金子沱、龙多山两支武工队，拥有400多人（枪）的武装。合川县临委（于1948年3月由合川特支改建而成）在渭沱、太和、尖山等地也发展了武工队员100余人，草街支部（1948年1月，中共北区工委所辖的北碚特支在合川草街建立的支部）则组织起200余人的武装。
为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上川东地工委先后在上川东地区（长寿、垫江、梁平、大竹、邻水、开江、达县、渠县、营山、广安、岳池、武胜、合川、铜梁等县）建立8个县级工作委员会。同时，在南充、阆中、南部、蓬溪的部分地区建立第九工委，在南充、蓬溪边境建立第十工委。在10个工委中，华蓥山周边地区被划为一线，负责发动武装起义；距华蓥山较远的地区被划为二线，负责承担一线的后勤保障，支援、配合、接应、掩护一线武装起义。如果一线起义失败，则由二线负责保存党的组织，处理善后事宜。
当时的合川分属两个工委，既有一线，又有二线。肖家、龙市地区的武装力量属第七工委，为一线地区；金子、钱塘、古楼、三庙等地区的武装力量属第四工委，仍为一线地区；城关、渭沱、草街地区的武装力量虽属第四工委，但为二线地区，奉命保持隐蔽状态。
经过多年酝酿，金子沱的群众基础、干部培养、武装力量及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
联合起义失败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4月6日、4月16日，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及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6月11日和7月4日，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也相继被捕叛变。川东临委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仅存书记王璞和秘书长肖泽宽。
7月，王璞在岳池县罗渡乡伍俊儒家紧急召开第七、第八工委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决定立即发动上川东华蓥山周围多县的联合起义，成立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王璞任政委，曾霖任军事负责人，各起义地区按工委番号成立支队。
第五支队原定一总队300余人于8月12日在广安代市、观阁举行武装起义。但在8月10日上午，代市特支书记被捕，曾霖、谈剑啸等决定提前发动代市起义。8月12日，第五支队另一部分武装力量200余人按计划在观阁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内线联络起变，敌人防备加强，起义部队未能攻克既定目标，两场起义均告失败。
第八支队400余人原计划分3个大队于8月16日在武胜三溪发动起义。但在起义前夕，集中武装仅150余人，遂编为3个中队，在三溪黄明桥集结。因一中队未能按计划与二、三中队会合，8月17日，部队与乡丁发生激战，八支队起义失败。
8月22日上午，第七支队300余人在岳池县伏龙乡发动起义。27日晚，刘石泉率合川肖家起义队伍与张蜀骏部在武胜县乐善乡水洞湾刘家院子会师，两支队伍共计400余人。次日，第七工委书记徐庶声和刘石泉对部队进行整编，留下200余人枪，下设4个中队和1个突击队。下午16点，七支队被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包围，起义失败。
8月21日晚，王璞连夜来到金子沱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陈伯纯为第四支队司令员，王璞兼任政委，并草拟起义宣言、标语、口号，确定了集中队伍起义日期等事宜。
25日，金子沱武装起义爆发。首先，张伦带领100余人攻打武胜县真静乡公所。占领真静后，他率部立即赶回金子沱与陈自强部会合，收缴地主枪械，攻打金子乡公所，开仓放粮。
26日拂晓，各路起义战士1000余人云集二郎庙。在王璞、陈伯纯的率领下，开赴岳池县金城山。起义部队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围攻，在武胜黎家花园获胜后，400多名精干力量被编为2个大队与1个突击队。28日清晨，起义军到达武胜县石盘乡大龙山，成功接应王屏藩率领的第三支队起义部队。30日，经酉溪汇合了八支队秦来朋数人，当晚宿营岳池县清溪乡黄花岭。
31日早晨，第三支队、第四支队与1000余名军警在岳池县黄花岭相遇。一番战斗后，击毙了南充警察局局长林廷极，打退敌人进攻，迫使敌军撤退。
9月2日，第三支队、第四支队与第八支队蒋可然部在岳池县三元寨会合。王璞组织召开三、四、八支队干部会议，决定将各部统一编制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他担任政治特派员兼政委，陈伯纯为司令员兼副政委，王屏藩任副司令员兼前线指挥部指挥。纵队下设3个大队和1个突击队。
此时，重庆绥靖公署调集3000多兵力将三元寨团团围住。3日拂晓，纵队前沿阵地与内二警接上火。夜晚，纵队一面布置疑兵，一面分队突围。突围后，后队分散隐蔽，前队在王璞、陈伯纯、王屏藩的率领下，于4日到达岳池金城山半山腰。
此时金城山全是国民党军警，起义部队不敢露面，只好向武胜、合川边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撤退。9月7日，他们到达武胜县与岳池县交界的木瓜寨。在木瓜寨打退追兵后，王璞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但因一位战士手枪卡壳，不慎走火，子弹击中王璞下腹，王璞不幸牺牲。纵队只好分散隐蔽，起义宣告失败。之后，敌人找到王璞遗体，惨无人道地割下其头颅，挂在石盘乡场口大树上示众。三天后被群众取下，就近安葬。
11月下旬，川东临委作出停止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决定。12月底，按照中央指示，成立川东特委，将工作重心由农村武装斗争转移到“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上来。
为镇压金子沱武装起义，国民党当局组成华蓥山区清剿指挥所，投入正规军38个连队5130人，还有国民党特务、政工人员90余人，布置在合川、武胜边界地区，封锁华蓥山区，“围剿”起义军。
金子沱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金子、三庙、钱塘、泥溪等地的清剿历时三个月，逮捕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通共、济共、藏共”的乡保人员、民主人士共156人。有的被敲诈勒索或严刑拷打后取保释放，有的则被关进合川、武胜、岳池及重庆等监狱。此次起义共有20名战士牺牲，其中在战斗中牺牲8人，被捕后牺牲的有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