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山藏经纸

宋代藏书

总长857.7厘米高27.8厘米，共由15张经纸粘接而成。宋代《金粟山大藏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卷第一卷》每纸长60厘米，幅幅纸心钤盖：“金粟山藏经纸”小红文长方印，并绘朱丝栏行界。金粟山（浙江省海盐县广惠惮院）藏经纸，乃宋代特有的著名纸品，此纸大约造於宋代熙宁至元丰年间（公元1068年至1085年），纸坊在苏州承天寺。系经楮树皮加工而成，专供寺院写经之用。其内外加蜡加砑使之硬，黄药濡染而发黄。兼因纸厚重，纹理粗，精细莹滑，久存不朽，甚为名贵。其内外加腊砑光工艺，乃宋代造纸业由笺纸生产发展过程中所创造之技法，与唐代的仅仅加腊使纸坚挺平滑、透明美观之法不同。故其不但书写效果尤佳，而且历经千年沧桑，纸面仍然黄艳硬韧，墨色如初，黝泽似漆。

详细介绍

金粟山在浙江省海盐县西南，山下有金粟寺，寺中藏有北宋质量优良的大藏经纸，纸上有朱印“金栗山藏经纸”。明代董榖《续澉水志》（1557）说：“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年号（1078—1086），五百年前物也。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以后，人们多喜用它装潢珍贵书画作为引首。从工艺上看，宋的金粟笺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经检验，证明其原料为桑皮纸，有的为麻纸。这种经纸，为歙州生产，具有浓淡斑纹，又名“金栗笺”。屠隆《笺谱》：“徽州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笺，可揭开用之。”即指这种经纸。《金粟笺说》引潘泽民《金粟寺记》：“寺先有宋藏数千轴，皆硬黄复茧，后人剥取为装贉用，零落不存，世所传金粟山藏经纸是也。或云唐藏矣。”

金粟寺在浙江省海盐县西南18公里，寺建于三国吴代。该寺曾经藏有北宋纪年的经藏数千轴(或称万余卷)，每幅纸背后印有长方形红色小印“金粟山藏经纸”文字，纸张两面加蜡磨光，由于纸质坚挺平滑，抄写文字“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因而“日渐被人盗去，四十年而殆尽”。“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使金粟山藏经纸名扬四方，求者甚多，屡有仿制。

清代乾隆时海盐人张燕昌访游金粟山遗址，发现该寺藏经已“片纸无存”，他为此收集了前人有关藏经的记述，并探访了江浙各寺所藏经卷实物，汇编成《金粟笺说》一书。本文所述除另有注释外均摘自该书。

该书卷后跋称：“乾隆中叶，海宇晏安，上(指乾隆帝)留意文翰，凡以名纸进呈者得蒙睿藻嘉赏，由是金粟笺之名以著。”张燕昌自称：“乾隆壬午(1762年)，燕昌于吴门敬观今上御笔《赐和沈德潜纪恩诗》横幅藏经纸，高九寸，宽一尺七寸。”证明当时宫中有大量藏经纸进呈供御用，其中必有仿制者。

《金粟笺说》中记载：曾藏有该纸写本或印本藏经的佛寺有海宁崇明寺、江宁句容县崇明寺、秦溪屯兴善寺、法喜寺等；另有记载附近或本寺有造纸者如：“吴槎客云：宜兴善权山之麓有广教禅院，亦曰善权寺……与山相近地名陶墅，至今出佳纸，白如铺玉，为书画家所重，岂犹是白藏经之适嗣与?”“陆贯夫云：金粟山藏经纸造于苏州承天寺，此故老相传之说，今承天寺造纸乃其遗制。”“秀州精严寺当时设局营造专为写经。”

《金粟笺说》记载：藏经纸有黄、白两色及厚薄两种。对于黄纸，引“钱柞溪云：藏经纸味苦，试之良然，盖以黄檗染成耳”。对于厚纸，引“《长物志》云：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钱柞溪云：藏经纸有数层，似乎层层可揭；其实不然，后世爱重此纸，不得不揭用，遂有厚薄不匀，要知此纸本无可揭也”。许多见过厚纸的文人均认为该纸无帘纹，如《金粟笺说》引“陈继儒《妮古录》云：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纹，按藏经纸亦然”。“董毅《续澉水志》云：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实际上这是因为将抄出的多层皮纸湿纸页，重叠贴于墙上焙干成厚纸，其各层帘纹互相错开所致。若是浇纸法浇成的厚纸是不可能揭成多层的。《金粟笺说》书中也记载：“知不足斋观《贤愚因缘经》一卷摺版……纸色黄而腴，比金粟稍薄，且有帘纹，阔二指。”即印刷本佛经可用单层薄纸，能观察到帘纹。对于该纸尺寸记载：秀州精严寺藏经每纸高一尺五寸，长二尺六寸。但《金粟笺说》作者认为：“金粟，法喜造纸大小相同，度以宋三司布帛尺高一尺七寸有奇，长三尺三寸，质料用茧纸(皮纸)兼硬黄法也。”

明文征明《漪兰室图卷》的引首用宋代藏经纸，有陈道复题引首称：“宋金粟山藏经纸楮桑合制。”潘吉星曾化验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经纸，其用不同原料，有麻纸，也有桑皮纸，皮纸居多。

《金粟笺说》所引文献中有人认为该纸是唐纸者，如元代姚桐寿《乐郊私语》称：他在元至正癸巳次年(1354年)与潘广文(字泽民)至金粟寺“检发唐代所书三藏，然另落过半。”[278]而潘泽民《金粟寺记》也称：“或云唐藏矣”。然而《海盐县图经》则称：“有言此纸当是唐藏，盖以其制测之。然据董谷以为纸上间有元丰年号，则其为宋藏无疑矣。”该纸会被认为是唐纸，其一是制法类似唐代硬黄纸，其次寺院纸兴盛于唐代，至唐武宗会昌毁寺之后已不多见。第三，经文中有沿唐讳缺笔者。主张金粟笺是宋代纸的明、清作者是从各寺当时所藏经藏中有宋代至和、治平、熙宁、元丰、元佑等年号(1054—1093)。金粟山藏经纸传流至清代，其质量仍属上乘，上至皇帝，下至书画家均赞不绝口，清乾隆帝在《四库全书》《清高宗御制诗》[279]中有两首赞金粟笺的诗和八首赞藏经纸制成的纸扇，诗中认为金粟笺超过澄心堂纸，如：“昔彼金粟山，制此藤苔质。杀青印法华，青莲辉佛日。巧擘始何人?云影犹余需。品过澄心堂，用佐隋安室……”“唐代经背纸，梵文隐现中。”“裁彼金粟笺，制此清风扇”等诗句，他也认为此纸可能始制于唐代。清代画家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约1781年)也认为金粟山藏经纸可能是唐纸，质量超过宋元明渚代。文中称：“纸之流传者愈古则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经纸一种而论，越今已几千载，不过其色稍改，而完好紧韧，几不可碎。以此作画，虽传之数千年无难也。今则盈尺数金，安得供我挥洒!下而宋元诸笺，虽不如藏经，犹堪经久，亦何可多得?惟前明宜德间最精研于造纸，而得留于今者，时或可遇，亦难多得。近时造纸泾县最盛，而宜城所造贡纸，细腻光洁，已属今时极品，但柔顺有余而刚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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