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亚新

原南京图书馆阅览部、采编部主任

钱亚新（1903年12月23日－1990年1月17日），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教育家。江苏宜兴人。1928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先后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及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等职。建国后，历任南京图书馆阅览部、采编部主任、代理馆长、《江苏图书馆学报》主编、研究员等职。

简介

基本信息

宜兴，江南明珠，教授摇篮，钱亚新先生的故乡。据说宜兴出了近千名教授，如徐悲鸿、周培源、潘汉年，当然也包括钱亚新。钱先生一生走南闯北，为生活奔波，却乡音未改，洋溢着这位宜兴才子的恋乡情结。中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字维东，号东山。1922年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国民大学。1925年钱先生在上海国民大学巧遇启蒙老师，也是终身导师的杜定友先生，在杜先生的鼓励下，于1926年考入文华图书专科。从此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后，一度去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1930年回武昌母校工作。1932年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编目组长、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图书馆阅览部、采编部主任，代理馆长、研究员、研究馆员，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名誉理事,《江苏图书馆学报》主编。

相关事迹

1991年，原南图副馆长卢子博发表《钱亚新学术思想述评》，对他已故前辈的作品梳理分析。文中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钱亚新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著述，为我国图书馆界所推崇，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代宗师，我国图书馆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对钱老奖掖后进尤为赞赏：“他的家实际就是一所业余的图书馆学培训学校。许多中、青年同志登门请教，聆听钱老教诲，钱老都至诚相待，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青年学子将钱老看作恩师，治学的引路人，看作自己一生所崇敬和学习的楷模。”卢馆长所言不虚。我也曾为文章的事多次上门请教，钱老总是循循善诱，使我获益匪浅。有一次时近中午，还诚邀我共进午餐。当我在四川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后，他特地叫钱师母带来一张条子，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凡长者都能像钱老一样恭谨宽厚，不摆架子、礼贤下士，那真是后生之福。然而横眉冷对者也不乏其人。回顾钱亚新一生，时而坎坷，时而顺畅。文华毕业后，先后辗转天津、广州、上海、湖南等地的十个单位，虽然在图书馆教育、科研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受尽了颠沛之苦。

1950年起，钱亚新一直在南图工作，生活倒也安定。然而政治上的厄运却挥之不去。1957年用“江南春”笔名写的那篇为改进图书馆工作而向党进言的文章，正好撞在枪口上。于1958年6月定性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他与夫人同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长子被打成“极右”（后平反），多舛的命运考验着钱氏家人。

“文革”开始了，已是“臭知识分子”的钱老又因一本还未完稿的《毛氏年谱》险招灭顶之灾。但钱老始终相信党会给他平反，会给他出路，因此他选择了坚强的活下来！正是有了这种信念，钱老才能熬过寒冬，迎来梅开二度。

自从庆祝“四人帮”垮台的锣鼓一响，钱亚新敏锐的感觉到科学的春天快要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老彻底翻了身。省图书馆学会请他出山，主编《江苏图书馆工作》；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专业聘他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目录学。此时的家中，谈笑有鸿儒，阅卷闻书香，好不惬意也。

晚年钱亚新迎来了一生中最舒心，但也是最繁忙的日子。作为学报主编，他逐篇认真审稿，一丝不苟，严把质量关。作为作者，难以抑制的写作冲动，使他文思潮涌，笔下生辉。最高时，一年发稿25篇。

古诗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正是晚年抱病著文的写照。由于耽误的时间太多，此时的一分一秒对他来说都是宝贵的。八旬老人不顾年迈体衰，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投入和执著，使人由衷的敬佩。10年中发表的112篇论文完成了他人生征途的最后冲刺，在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钱老在学术上达到的成就，在老“文华”人中是不多见的。

哀荣身后事，传颂有华章。钱先生的学术贡献留在人间，钱先生的忘我精神留在我们心。

贡献

个人观点

钱亚新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和在图书馆界地位的确立，主要凭借他的研究成果以及晚年仍坚持学术研究的感人事迹。据《钱亚新集》（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披露，钱先生一生出版了专著17种，发表论文166篇。这些论著，涉及领域极广，限于篇幅扼要阐述三点：（一）在文华读书时，他研究过中外学术著作的书末索引。有感于国内尚无专著，编写出版了《索引和索引法》一书，被杜定友赞为“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以后，对索引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自己还动手编制了《太平御览索引》等7种。在编制索引的过程中，又引发了他对汉字排检法的研究，出版了《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一书，并发表论文多篇。1958年，在钱先生主持下，编制出版了很有影响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二）。

（二）解放初期，中国没有统一的分类法，各馆各行其是。钱先生到馆后，利用旧中央图书馆的“四十大类”法进行改编，使之适应新时期图书的分编，这部分类法一直用到1958年。1956年文化部邀请钱亚新参加我国第一部分类法的编制，参加者都是从事图书分类的高手。以上这些实践活动当然得益于他对分类法的理论研究，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分类学占有相当的篇幅

（三）目录学博大精深。钱先生心有灵犀，从南宋的郑樵开始，继而推广到浙江“三祁”、尤袤、黄丕烈、章学诚、缪荃孙、姚名达，对古代近代的藏学家、目录学家的思想、学术、品德、贡献进行研究。目录学、校仇学的研究是他一生中耗用精力较多的一个领域，如果不是在一生的黄金时段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利，他可能会在目录学研究方面有巨著问世。分类学也是这样，由于年事已高，壮志难酬。

有著作就会有影响力，就会引起学术界关注。原南图副馆长孟君孝在1983年祝贺汪、钱二老的茶话会上说：他曾接待过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三位朋友，“他们向我打听钱亚新先生，我告诉他们，钱亚新尚健在，他们立即惊喜起来，像荒漠里发现清泉，激动不已。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呢？是钱亚新的著作、文章。”

20余年来，国内发表了不少回忆、评述钱亚新的文章，如倪波先生的《论钱亚新》、白国应先生的《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钱亚新》等。

艺术成就

钱亚新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索引法、汉字排检法、校勘学等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着重于中国目录学研究，著述颇丰，著有《索引和索引法》(1930年)、《类分图书的要诀》（1933）、《郑樵〈校雠略〉研究》(1948年)、《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1981年)，译有《图书分类法》(1942年)，编有《太平御览索引》(1934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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