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纳水

辛亥革命志士、著名报人

钱纳水（1892—1974），原名钱铁名，字纳水，出生于1892年4月21日，湖北江陵人。1906年与胡鄂公等发起辅仁社。1907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保定参与发起共和会，任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北京革命军总司令。1912年初，任天津《大中华日报》编辑。1914年后在家乡经商。1921年任郧阳征收局长、巴东、安陆等县县长。1929年来上海，与熊得山等创办昆仑书店，任经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任《每日译报》总主笔，宣传抗战。抗战胜利后，任《前线日报》总主笔。1949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主笔。1974年7月11日在台湾逝世。

钱纳水（1892—1974），原名钱铁如，字纳水。中国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元勋。钱纳水在1906年与胡鄂公等发起“辅仁社”，翌年留学日本，先入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期间加入共进会，旋又参加中国同盟会，皆以反清革命为宗旨。1910年钱纳水回国考入北京高等实业学堂矿冶科，翌年在保定参与成立共和会，并负责北京分会的筹备事宜，被推为会长；武昌起义爆发，其任北京革命军总司令。1912年初，其在天津任《大中华日报》编辑，未几返乡经商，先后出任地方的局长和县长。

经过数年蛰伏，1927年冬，钱纳水与熊得山、宁敦武、邓初民、李达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任经理，从事以日文翻译社会科学理论书籍的出版工作。彼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以上海为中心涌起了进步文化人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宣传热潮，一些学者也麇集上海，以文字排遣苦闷。在此背景下，众多书局和报刊出现在上海，“昆仑书店”即其一。此后左翼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至1930年5月，钱纳水又与宁敦武、吴黎平、杜国庠、李一氓、艾思奇等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其宗旨是“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钱纳水更被推为其出版部部长。

上述期间，钱纳水还著有《社会运动史》，并译有《社会科学概论》(与李达合作)、《唯物史观经济史》(与熊得山、施复亮合作)、《西洋哲学史》(与熊得山合作)、《新经济学之任务》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纳水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即作为撰稿人，为各报供稿。期间他还曾主持“孤岛”时期关于“鲁迅风”杂文争论问题的座谈会，创办油印的《战声》壁报。

当时还担任《正论》社的执笔人，所撰之社论，广泛供给《中美》《正言》《申报》《大英夜报》《大美报》《神州日报》等使用。此外，钱纳水当时担任了《每日译报》的总主笔和总编辑。

《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系爱国报人赵邦杰于1937年12月利用外国商人名义在租界创办的，这是一份“以译载外电为主，有社论，但没有自己采访的新闻”的报纸，由于“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像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结果仅出版了12期就被迫停刊。后来钱纳水以及张宗麟、王任叔、平心、许广平等又另外创办了《每日译报》，它也挂有英商的牌子，由此取得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登记证，于1938年1月21日出版。

《每日译报》的董事会包括有孔祥熙、杜月笙等社会名流，以此解决了经费问题，随之不仅由四开版扩大为对开版，而且实行内容革新，据时任《每日译报》编辑的程豪回忆:该报“改版启事阐明的宗旨是:(一)维护中华的自由平等；(二)敦睦民主集团的邦交；(三)保护民主政治；(四)巩固集体安全；(五)主持国际正义；(六)建立世界和平。”于是，“改版以后，内容更充实，立论更为精悍有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主张抗战。如在1938年6月3日译载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8月23日译载了斯诺夫人的采访文章《东战场上的新四军》，同时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反对投降，抨击汉奸。如在1938年10月12日，报道了汪精卫在重庆对记者的一次谈话，内称“中国未关闭调停之门”，随即发表社论斥责这是松懈抗战精神。

　　主持正义，向世界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如报道日机狂轰滥炸广州平民区（已炸死炸伤8000多人）、发表社论呼吁制裁日军使用毒气、揭露日军在华北采取毒化政策，等等。

《每日译报》的上述言论，是包括钱纳水在内的一批上海爱国报人的集体主张，作为总主笔和总编辑，钱纳水当时的信念是只要坚持抗战，日本必将失败。此后《每日译报》据此而揭发汪精卫等的投降行为和心理，亟称坚持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命进行“调停”，由上海经南京赴武汉，许多外国通讯社对此加以报道，当时在《每日译报》负责编译国际新闻的梅益请示钱纳水如何处理有关稿件，钱氏不假思索，援笔写了一条标题，曰:《陶德曼奔走调停，汪先生见猎心喜》，两句话一语道破时局要害。后来李秋生也回忆说：《每日译报》的新闻标题，有长有短，前者有时使用十几个字的长行，“一望而知是模仿重庆《新华日报》的作风”，看来钱纳水是经常浏览和学习《新华日报》的，乃至该报“有一次征求读者，附送赠品，一种是《项英将军言论集》，一种是《新四军言论集》”(《忆上海孤岛悼纳水先生》，见《一个毕生为理想主义而奋斗的人》，钱纳水先生治丧委员会1973年刊印)。

然而，在“孤岛”主持抗战舆论，势必要面对种种风险。由于时局恶化，租界将限制言论和新闻的通知不断发给各报馆，对此钱纳水与报馆同仁想方设法，“换汤不换药”。当时租界当局还不许刊载重庆方面的文告以及国民政府要员的言论，1939年5月，后方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训词中坚称要“抗战到底”，钱纳水闻讯决定刊登全文，请示《每日译报》董事会董事长徐采丞，即报纸可能面临停刊的风险。徐打丞思索片刻回答:“应该全文刊出，即使出事，董事会不怪你!”5月5日，《每日译报》《中美日报》《大美报》《文汇报》四报同时刊载了训词全文；10日，四报被停刊。19日，《申报》刊登《每日译报》的《紧急启事》：

　　“顷接英领事馆通知，称奉英大使馆谕令，自今日起停刊两星期，本报遵谕，自今日起暂不出版，特此声明。”

《每日译报》此后再未复刊。

多年后，时任《文汇报》主笔的徐铸成先生回忆说：当年《文汇报》《每日译报》等“堂堂正正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宣传抗战，揭示敌伪的阴谋伎俩，宣扬‘孤岛’人民的爱国热情，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报刊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季鸾则于其生前也多次赞扬说：“上海‘孤岛’苦斗不懈的新闻从业员们是第一等报人。”(李秋生《忆上海孤岛悼纳水先生》)。

“第一等报人”之中，有不少人最终倒在日伪特务枪下，如抗战胜利之后上海报业公会就曾公祭了15位上海新闻界的烈士——邵虚白、程振章、平祖仁、李骏英、赵国栋、秦钟焕、金华亭、朱惺公、周惟善、陈桐轩、朱鸿春、王安陆、吴鸿煃、张似旭、冯梦云；并表彰了13位“忠贞报人”——顾志武、吴成德、王培元、严宝礼、储玉坤、高季琳（柯灵）、闻天声、顾元、王锦荃、张一频、邵协华、章苍萍、焦超。钱纳水虽名不在其中，但并不逊之，当时《每日译报》的报馆地处爱多亚路英文《泰晤士报》报馆所在的同一大楼，一次汪伪暴徒潜入欲有所为，但因不熟悉楼内情况，使得钱纳水幸免于难。1939年，钱纳水的名字被列入汪伪特务的“黑名单”之中，钱纳水闻之，其曰：此身存在一日，我们还我行我素。岂料1939年11月18日下午，钱纳水终于被汪伪特务绑架到汪伪特务机关的“76号”，在那里，特务多次逼他“招供”，但他坚不就范，幸好经多方努力，钱纳水有惊无险于1941年2月被释放。

“孤岛”时期的上海，钱纳水主持《译报》虽仅年余，但其冒险犯难致力于敌后抗日宣传之事迹及对国家的贡献，为全国各方所一致称誉。对于这一段经历，钱纳水晚年说：“‘孤岛’的风味，是值得留念，值得回忆的。”

抗战胜利后，钱纳水先后担任过上海《前线日报》总主笔、南京及台北《中央日报》总主笔等。

1949年初，“中央日报社”迁台，总主笔仍为陶希圣，钱纳水在同年年底抵达台北，该报的总主笔职务由钱纳水担任。197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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