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共大观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2〕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3〕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4〕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5〕，民二〔6〕，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四月十日。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鲁迅尽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超众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张上，却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胡适说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但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肤浅的胡适并不理解这句话。只有鲁迅，才真正身体力行地窥见了、探求了、呈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孤独。 　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太平歌诀》），而且也是他的孤独和悲凉的生活依据（从《孤独者》到《铸剑》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鲁迅那种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悲凉，已经有好些论著反复讲过了。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之二 　……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肤浅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肤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 　……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立前行。但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强力。 　事实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构成了鲁迅特有的孤独和悲怆（悲凉）。一个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鲁迅认真钻研过佛经，鲁迅从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现代西方文艺中感受到现代意识，可能还包括日本文学所表达的人生悲哀无托的影响，都使鲁迅的孤独与悲凉具有某种超越的哲理风味。另方面，由于日益卷入实际的战斗历程，与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战，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战，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战，与“四条汉子”战……，他所感受、承担和认识的现实的黑暗、苦难的深重、战斗的艰难、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长、人民大众的不觉醒、恶势力的虚伪凶残以及他屡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误解、反对和攻击，受着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都使他感到孤独和悲怆。这是一种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与悲怆。 　然而，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因为有前一方面，鲁迅才没有陷入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鲁迅后期的政治色彩异常确定鲜明，几乎压倒其他一切，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政治化。鲁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种封建主义作韧性的长期的尖锐斗争；但同时却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他早年所说“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超无限绝对之至上”的精神、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尽管他不再认为“迷信可存”，宗教当兴。鲁迅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这就使他的启蒙比陈、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

〔2〕《申报》的这则通讯题为《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下面的两句引语是它的副题。

〔3〕“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创造社早期也曾提过这类主张。

〔4〕罗喀绥夫斯奇（[DAXAPK]I_GLSOJ\uff0c1874—1930）现译罗忧夫斯基，苏联文学史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契诃夫与新的道路》中说：“托尔斯泰批评安特列夫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那么关于契诃夫，我们却可以相反地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5〕清末党狱指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邹容，杀害秋瑾、徐锡麟等。

〔6〕民二民国二年（1913），孙中山领导广东、江西、安徽等省讨伐袁世凯，在此前后，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