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官

词语

闸官，读音zhá guān，汉字词语，是指管理闸门的官吏。

解释

管理闸门的官吏。

出处

清陆长春《香饮楼宾谈·鼋移家》：“有老翁持红柬谓闸官曰：‘明日贱眷移居，漕船乞暂缓放行。’”

官职发展

明清时期的闸官是专责闸务的官吏，掌各闸储泄、启闭之事。闸官一职由来已久，但直至到了元代，“闸官”才正式出现。闸官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要与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闸官的职责与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官职。

运河畅通中作用

一、明清时期闸官的设置与历史沿革

明清时期，运河连接南北，朝廷通过漕运将经济重心江南的漕粮源源不断地输往政治中心京师。运河的畅通，依赖于各种河工组织的参与与维护，闸官便是其中之一，其具体职责是掌管闸的储泄、启闭、统领夫役等。

1、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上的闸

明代京杭运河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及江南运河六段。其中，会通河段因闸坝之多而称作闸漕，因为该段运河地势南高北低，而且水源不足，需要节制和调节水量。《明会典》记载，京杭运河上共有闸80余座。运河上的闸有两种，一种是供过船兼放水的“船闸”，建在正河上，即拦河闸，也叫斗门；另一种是供排泄运河洪水或供运河引水的闸，建在运河两边大堤上，又有减水闸和积水闸之分。明代王琼的《漕河图志》对闸的记载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河段，闸的分布有所不同。清代京杭运河上的闸座有兴有废，但从数量上看，与明代基本相同。设闸的目的在于控制和调节运河水量，保证通航，而闸座功能的发挥，则需要人的参与，即“司启闭者亦必有官，备蓄泄者亦必有人。”

2、闸官的设置与沿革

“闸官”之职由来已久，只是名称有所不同。“两汉之河堤员吏，唐之渠长斗门长，即后世之闸官也”。两汉时期即出现了闸官的雏形，当时管闸的官吏称为“河堤员吏”。据《后汉书》记载：“（汴）渠成，帝亲自廵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到了唐代演变为渠长、斗门长，其职能对灌溉农田和水路运输的用水量进行合理分配。

宋代始建立起独立完备的运河管理机构，各地方政府也在运河上设置专门官员。从北宋初年起，朝廷便规定各地方官多兼各地水官，掌管水政；在各主要运河段和各处闸堰处，则设诸专门官。诸处堰、渡、闸，也常设监官专理。如徐州境百步、吕梁堰闸，由徐州知州、通判“兼提举堤闸”，彭城令、佐“兼同管勾堤闸”。南宋乾道六年三月，“杨家港东开河置闸通行盐船，仍差闸官一人，兵级十五人，以时启闭挑撩”。

直到元代，“闸官”才作为官名正式出现。“金时髙良河、白莲潭、漳河置闸，皆见于河渠志。但其设官与否不可考。至元开会通河置闸节宣，而监闸官金沟闸提领之名见于此。此会通河置闸官之始。”元代中期，通惠河有闸官28人，会通河有闸官33人，管理有关的闸55座。

明代河道管理系统是一种双重体制：一是由朝廷派出总河—都水司—分司机构系统，二是地方官府派出的监司—丞倅机构系统。闸官是地方官府的丞倅一级官员，最高不过从九品，大多未入流。但在一些重要河段，也有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员管理的情况。据《明会典》记载，永乐十九年，遣侯伯各二员，分理济宁等闸、徐州吕梁二洪、通州等处河道。临清闸由提督卫河提举司主事兼理，三年更代。永乐之后，朝廷“或以通政少卿，及监察御史巡视运河闸泉”。嘉靖十三年，复设沽头闸主事，并新兴黄家湖陵等七闸官吏人夫。二十年，置境山镇闸及官吏人夫。隆庆六年，又题复夏津、鱼台二县各主簿一员，专管新河石堤闸坝。明代时尚有管闸主事，《明会典》记载有济宁管闸主事、沽头管闸主事、南旺管闸主事，至清代废除。

清初沿袭明制，雍正朝南北河务分治，将运河分为南河、东河和北河三段，共设闸官四十三人，掌司闸之启闭，以时蓄泄。江南十四闸，闸官十一人（其中一人管四闸），山东四十八闸，闸官三十一人（内一官管二闸者九，一官管三闸者四），直隶一人。

二、闸官的职能

“闸官”，顾名思义，就是管理闸座的官吏，“闸官掌潴泄启闭事”，除此还要负责闸座的整修以及统领闸夫等。

（一）掌闸启闭

运河上的闸座，直接关系船只通航，有严格的启闭管理制度。闸官启闸闭闸要依运河水量而定。除“进贡鲜货”船到闸即开放外，“凡运粮及解送官物并官员、军民、商贾等船到闸，务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船只过闸要求该闸上下相邻闸门关闭，通过会牌传递启闭指令“会牌未到，催漕各官不得逼令启板；会牌已到，司闸官亦不得故意迟延，如有违误，该督题参治罪”。

运河各闸收束水势，全在启闭得宜，尤其会通河一段。由于该段运河非自然河流，而是借助于汶、泗等河之水济运，与运河其他河段相比，该段运河水源最为紧张。而且会通河河道高度相差悬殊，“南旺南距台庄高一百二十尺，北距临清高九十尺”，其水位主要靠闸来调节，两闸间的距离，近者数里，远者十余里，地势落差越大，闸座越密。如“阻舟安山闸”一诗所写“北河水涩河流湾，百步一曲如回环。南河水流闸满地，十里一闸闸昼闭”。相邻上下闸联合运用，启闭原则为上启下闭，下启上闭，“北上，板宜轻启南下，板宜勤启，不宜久闭”。为防止水源流失，船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开闸。会通河南旺段柳林闸就规定：“须积船二百余只方可启板，启完即速过船，船过完即速闭板”。杨廷秀的《过犇牛闸》一诗，就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众船过闸的情形：“春雨未多河未涨，闸官惜水如金様。聚船久住下河湾，等待船齐不教放。忽然三板两板开，惊雷一声飞雪堆。众船过水水不见，船底怒涛跳出来。下河半篙水欲满，上河两平势差缓。一行三十四楼船，相随过闸如鱼贯”。

（二）统领闸夫

运河上每闸皆设有闸夫，每闸30人左右，“挑河浚泉不致乏人”。闸官负责带领闸夫挑浚淤浅、导引泉源、修筑堤岸，使河道疏通，粮运无阻。沿河两岸栽柳护堤，每人植20株。

闸官虽然职微位卑，但其职责却与运河通航息息相关，甚至连皇帝都亲自下旨规定其职责。如明清两代有关河政的圣旨中经常出现“务俟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放”、“不许违例开闸”等类似的规定。这一方面说明了统治者对闸座管理的要求十分严格，也从侧面反映出闸座管理的难度。因为闸官的品级很低，所以对于那些“倚恃豪势逼凌闸官，及厮争厮斗抢先”过闸的人，他们往往无计可施，而统治者却赋予闸官一定的权力，允许闸官“将犯人拿赴巡河官处，及所在官司或巡按监察御史处问实，轻则如律处治，重则奏闻区处”。当然，拥有权力就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所以统治者在给予闸官权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要求。如果有闸官“不用心依法照管，仍听豪权势要逼胁，启闭不时，致水走泄阻滞舟船，都拿来重罪”。虽然闸官只是一个小官，但是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却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其存在，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运河是一条漕运通道，统治者深知闸在这条通道上的特殊地位；二是闸官是“小而切实”的官吏，闸官虽卑，职掌却非常重要。乾隆元年，皇帝南巡后返回京师，经过山东运河仲家浅时，前江西巡抚常安试图令闸官“非时启闸越渡”，高宗得知后震怒，将其“夺官，下刑部论罪，当枷号鞭责”。连皇帝过闸都不能例外，统治者对闸座管理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三、闸官与过闸人员

京杭运河是明清时期连接南北方的纽带，是南来北往的官、商、民船的必经之路。闸官必然要同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就朝廷而言，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定了种种闸规，并希望以此来维持漕运商运秩序；就闸官本身而言，他们要遵守这些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上，闸官的行为与国家的主观愿望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京杭运河本来是为输送漕粮而开，所以过闸时粮艘先过，次及官商等船。然而有些官差船只“每到闸口，辄听船役喝令启板，么䯢官夫，稍有违抝，则捶楚继之”，闸官作为低级小吏软弱，为权势所迫，多屈于权贵，被迫启闸。但也有闸官试图借一己之力，故意不开闸，以此谋取私利的情况。《大清律例》中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 “闸官人等用草卷阁闸板，盗泄水利，串同取财”的条规，这也说明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雍正时，高邮一带遇到饥荒，扬州知府子师载要赈济灾民，途经芒稻闸。芒稻闸是淮、黄、高、宝诸河的入江要津，时值夏季，河水盛涨，按规可以过闸，然而“闸官利商人饵，谓非运使令不得启”，知府亲往督促，才得以过闸。与此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恕不枚举。

闸官开闸是否按规，因有运河厅官员不时督查，对于非时启闭尚有所畏惧，但闸夫却肆无忌惮，“且有闸夫启板而闸官不知者”。比如在淮安府境内的天妃闸，位于黄淮交会的冲要之处，每当水发之时，闸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怒涛惊魂，过闸难若登天。其所设闸夫都是“积年地棍，熟知水性，放闸打闸俱能巧弄机关，操人祸福，勒取钱财”，不但对过闸的商船和民船勒索银两，而且连漕粮船只也不放过，“每石索银八厘一分不等”。由于闸官在对闸夫的管理上存在漏洞，在实际操作中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致使民船、商船在过闸时遭受盘剥，这一行为对过往船只造成了伤害。明代李东阳的《夜过仲家浅闸》一诗，描写了民船过闸的场景：“…闸官醉睡夫走藏，仓卒招呼百无计。民船弃死争赴闸，楫倒樯摧动交碎。舟人号啕乞性命，十里呼声震天地。…”。可见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过闸是一件相当艰苦的事情。

总之，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离不开“人”的管理和维护，要保证运河能够有效的发挥其运输功能，闸座管理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闸官虽然是运河上的一个小官，但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官职。闸官对运河的畅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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