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

阿Q，又名阿Quei、阿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是未庄本地的底层佃农。

创作背景

1921年12月，《阿Q正传》诞生之际，新文化运动已声威趋壮，文学革命已成效初见，现代白话小说正越过破土而出的萌芽期，转入开枝散叶的成长期。鲁迅自述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带有“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自觉意识，他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刻画是对国民性弱点的反省和对民族的自我批判。

形象设定

人物原型

阿Q这一艺术形象基于两个真实人物结合而创造的，两人分别是谢阿桂（阿贵）及谢阿有。学者谢德铣考证谢阿桂曾居住在绍兴东昌坊口的土谷祠附近，为一城市游民。他的外貌、习惯、性格和《阿Q正传》中的阿Q有些类似。谢德铣认为鲁迅在塑造土谷祠中阿Q形象时，可能把东昌坊口土谷祠里的谢阿桂作为素材之一来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过。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一文中也提到了谢阿桂（阿贵），称阿贵和其兄弟在城里专门给人家牵砻与舂米，但阿贵“好吃懒做”，常找兄长要钱喝酒。周作人也曾回忆阿Q确有其人，姓谢，名阿桂，他有个胞兄名阿有，专门给人家舂米。鲁迅曾称阿Q的模特儿正在给人家捣米，可能就是指阿有。

另外，学者俞兆平通过对鲁迅《摩罗诗力说》《热风·随感录三十八》《流氓的变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文章的分析，得出阿Q形象原型是“装腔作势的破落户子弟”。虽然在小说中，阿Q是以农村雇农的形象出现的，但他的内质是“破落户子弟”。阿Q很自尊，自认“见识高”，常常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他有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他有勇气，公开表露性生理需求，要跟吴妈“困觉”；他“神往”革命，想投革命党，得意地高喊“造反”；潜意识中，阿Q仍有豪气，在被押解去法场游街示众时，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来。这些异乎寻常的底层农民的举动及心理，从“破落户子弟”身份来理解，就顺畅了。

姓名由来

《阿Q正传》中提到，阿Q活着时，大家称其为阿Quei。对于阿Q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原名可能为“阿桂”或“阿贵”，但并未得出确切结论，赵太爷之子茂才先生也不知此人。因此，在没有明确说法的情况下，选择使用洋字，按照英国流行拼法写成“阿Quei”，简写为“阿Ｑ”。

人物背景

阿Q是未庄本地的底层佃农，他的过往经历和家庭背景鲁迅并未详细描述。他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没有固定住所，寄居在村里的一座土地庙中。由于没有稳定工作，他只能四处打零工，比如割麦、舂（chōng）米等，来勉强维持生计。

人物外形

阿Q有做日工的胳膊和骨瘦如柴的身体，头上生着几处癞疮疤，留一头长辫子，穿着破旧夹袄，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抵押出去换了现钱。

阿Q穿的是新夹袄，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性格特点

阿Q欺软怕硬，在比他弱小者面前表现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败，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无端迁怒小尼姑；他受赵太爷的迫害，丢了生计，就把不满发泄到小D身上；革命到来，他不许小D革命。在这些弱者面前，阿Q俨然如赵太爷的威风。但在强者面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对于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被抓进县里的公堂，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下去了。

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头上的癫疮疤成为他的禁区。但当面对实际的屈辱麻木健忘，对吴妈求爱之后遭到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忘却，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把总抓进大牢，判处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

阿Q将所有未庄的居民不放在眼里，对赵太爷和钱太爷也不格外崇奉。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达到自负自傲的地步。但另一方面，阿Q又自轻自贱，被打后轻易承认自己是虫豸来求饶；赌博赢来的钱被抢走后自打嘴巴，用自贱的手段来消除失败的痛苦。

阿Q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他的“精神胜利法”，指的是处于受屈辱的地位的人，在他无力反抗或者不知如何反抗时，不能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于是避开现实，制造一种荒唐可笑的根据，将失败说成胜利，以自我安慰和发泄，这种精神现象叫精神胜利法。阿Q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事情，他都能自如地运用精神胜利法。

主要经历

沾光被欺

阿Q没有稳定工作，四处打零工谋生。一次酒后，阿Q声称自己与儿子是秀才的赵太爷家有血缘关系，并自称自己的辈分比新晋秀才高出三代，这一举动让赵家不满。第二日，地保将阿Q带到赵太爷面前，面对赵太爷对自己的质问，阿Q一声不吭，赵太爷愤怒之下给了阿Q一巴掌，指责他散布谣言，事后阿Q成为村里的笑柄，阿Q便在睡前自我安慰称赵太爷打他，是儿子打老子。

邻里冲突

阿Q在村民面前持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是缺乏知识和见识的乡下人。一年春天，醉酒的阿Q发现王胡在捉身上的虱子，自己也感觉痒，便坐下并模仿王胡的行为。结果阿Q只捉到极少数虱子，这让他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出口辱骂王胡，最后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在墙上。

不久后，阿Q遭到赵家管事的打击和嘲讽，本是蒙受羞辱，但此事的传播使得阿Q受到村民的更多关注，这种意外的关注满足了阿Q的虚荣心，使他感觉自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受人尊敬。此后，阿Q多次在心理上平衡自己，感到快乐而满足。

追求吴妈

阿Q三十七岁时，偶然在尼姑庵触碰到一名尼姑的脸颊，阿Q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应当找寻伴侣成家立业，于是阿Q对在赵家工作的女佣吴妈大胆告白，这一冒失行为引发了吴妈与赵家的激烈的反应，导致他遭到严厉惩罚，最终被赵家驱逐出门。

陷入窘境

被赵家驱逐后，阿Q面临生计和工作的双重挑战。因其名声受损，之前的雇主和熟人都拒绝接纳他，这让阿Q感到极度羞辱。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面对温饱危机，只能通过乞讨来维持生活，但是乞讨并不能有效解决生存困境。

绝望之下阿Q不得不闯入尼姑庵的菜园，偷取食物以解饥肠。途中，他遭到尼姑庵黑狗的追赶，狼狈至极。这些经历使阿Q认识到自己已经陷入需要依靠偷盗来维生的悲惨境地，心中充满悲哀和绝望。

返乡未庄

阿Q偶然获得在城中举人家中工作的机会，获得了一些人脉，并积累了一定财富。他满怀喜悦返回故乡，成为乡亲们眼中令人羡慕的焦点。他津津乐道地分享自己在城市中的所见所闻，那些被他描述为“奇事”的经历令村民们既惊讶又羡慕，阿Q的声望也因此大增。

然而，阿Q很快就将赚来的钱财挥霍一空，不得不加入小偷团伙谋生。在这个团伙中，阿Q只是一个负责在外围放风、报信的边缘成员。在一次夜间盗窃行动中，阿Q被追捕的官兵发现并紧追不舍，这让他从此不敢再参与此类犯罪活动。之后阿Q小偷团伙的身份曝光，村民们对他敬而远之，阿Q名声彻底崩塌。

投身革命

革命潮流传到未庄，阿Q开始投身革命，渴望与那些被称为“白盔白甲”的革命者们一同奋斗。阿Q过去极度反感任何形式的叛乱活动，但他得知赫赫有名的举人也对革命党心存畏惧后，阿Q对革命党产生强烈的仰慕之情，认为他们非常了不起。

在一个喝醉酒的午后，阿Q满怀激情地在街上唱着戏曲，大声宣扬要与革命党共赴黄泉。这种行为引起村民恐慌，也让阿Q感到无比舒畅。他甚至将村里的人视作自己的战俘，想要对他们进行改造，阿Q试图通过接近留学过的革命人士来加入革命队伍，重燃“雄心壮志”，但他的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这次挫败给他留下阴影，他变得郁郁寡欢，不再有先前的热情和勇气。

被抓赴死

一日深夜，阿Q目睹赵家被劫匪洗劫一空，这一幕是他梦想已久的“造反”场面，但他并没有勇气加入，只能幻想和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结伴。之后他被官府错当成贼人抓捕，在狱中经历荒诞的审讯、签字等程序，处于极度恐慌之中。

宣判枪决后，阿Q被押上游街示众的犯车。一路上哀声、嘲笑、叫喊不绝于耳，在人生最后一刻，阿Q还想找回点尊严，想唱一段戏为自己送行，奈何双手被缚无法唱戏。行刑前一刻，他的生平走马灯般在眼前飞速掠过，阿Q想起自己当年被一匹狼所追赶，他意识到此时惊恐感比当时还要强烈千百万倍，最终双眼一黑，子弹穿过头颅，阿Q走至生命终点。

人物关系

文学价值

主题展现

阿Q是中国民族大人格的一个替代物，未庄则是宗法制中国大社会的象征。鲁迅在这个精缩的画面中展示中华民族这个大个体的宏观缺陷。而阿Q主义是中华民族在意识形态、历史传统、行为方式等方面缺陷的总综合，是阻碍中国历史前进和民族人格重建的一切破坏性文化和惰性文化的总综合。它是人伦观念上的孝悌主义，历史观念上的尚古主义，哲学思维上的机械主义，自我觉知上的自大主义，行为方式上的盲从主义。

在小说中，阿Q像一个高密集成块，中华民族一切反常现象和反常行为全部被处理成信息包蕴在阿Q的身上了。在阿Q身上可以看到民族遗传的种种顽症：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顽固心理，自卑自贱、自高自大、懒惰愚鲁等不良习性，阿Q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奴役下形成的慢性精神萎缩综合症。

文学发展

《阿Q正传》营造出同名异实的混成意趣，对“古文辞禁”的正统性进行消解。“阿Q”的出场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国史馆臣为代表的权力话语作出解构。《阿Q正传》的生成过程，隐然呈示出鲁迅与桐城古文家及其流裔争胜的意味，从而实现对传体的解放，树立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史笔叙事与文体革新的典范。

《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在域外传播与译介过程中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阿Q正传》最早的法译本是敬隐渔翻译的，1926年刊于欧洲权威期刊《欧罗巴》，虽然从翻译方法和翻译质量上被同行非议颇多，但敬隐渔在无法逾越异域文化障碍时，采用了节译甚至创造性翻译的翻译策略，有利于这部“不合妇女们的趣味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在法国的传播。

英国译者米尔斯（E.H.F.Mils）将敬隐渔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选译成英文，并将选集的名字更改为《阿Q的悲剧及其他现当代中国短篇小说》，而后又在美国出版，使得阿Q在此地传播开来。小说末尾的“大团圆”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有宗教色彩。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随着《新文学运动史》一书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关于《阿Q正传》的超时代性的辩论，影响到了既后的研究者，如皮埃尔·里克曼斯、保罗·福斯特、魏简等人的研究。

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八幕剧《阿Q正传》揭示了世界文学运行机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即具备跨文化对话潜力的作品，经由其他文化中有创作力的作家的借鉴、化用或重写之后，获得了超越本土的，更为深广的影响力。海因借鉴鲁迅小说、化旧为新的戏剧改编，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发生的某种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异，另一方面它也使《阿Q正传》在西方文化空间中获得了新的维度，甚至成为其文学传统的新的组成部分。而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阿Q正传》在讲述中国故事，参与世界对话的同时，因为突破了原文化语境并与之形成了碰撞，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读者对于鲁迅的理解。

另外，鲁迅提出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著名精神典型之一。阿Q“精神胜利法”因其以人为根柢，从根柢上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因此它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国界，所有的人都能从阿Q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出现以后，又对人类的这种普遍弱点做了理论的概括与总结，例如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一书就对阿精神胜利法式的人类普遍弱点做了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意义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一个生活窘迫、精神却“常处优胜”的阿Q形象，小说通过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命运，反思和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与缺陷。阿Q这一形象具有时代意义，阿Q不仅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典型，而且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时代的综合的典型，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时代，从官僚到士大夫，整个时代走下坡路的人们，都共有着拥有着和阿Q一致的精神状态。

鲁迅通过阿Q这艺术形象表现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糊涂、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出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阿Q形象是着重表现人类精神机制的特异性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人物评价

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评）

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中国现代作家茅盾评）

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还有许多人，颇以为自己也多少的具有阿Q的气质。（中国作家郑振铎评）

我以为阿Ｑ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分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未蜕化的，地下的士大夫，而阿Ｑ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阿Ｑ性格中最明显的两点是精神的胜利与假革命。（中国近代作家周作人评）

最初，阿Q是作为动物的“人”，出于本能为生存、温饱、繁衍而挣扎着；之后，阿Q又作为社会的奴隶，为改变自己被欺凌的地位而自发地抗争着；直到临死前，积年的经历，败北的记略，尤其是从四年前到今天，他对于狼的眼睛的比较，回旋而又回旋，才顿悟这吃人的狼“不但要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咬他的灵魂”。这就是，阿Q已经跳出了精神胜利的沼泽，置自己于血和泪的现实之中，开始了理性的思索：倘能生存，定要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再不准狼的眼睛们吃自己的肉，再不准他们连成一气咬自己的灵魂。（学者葛邦祥评）

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中国现代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阿Q正传》那样在世界文学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没有任何一个典型人物，像阿Q那样不仅在国内遍为人知，而且跻身于世界文学典型画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梦阳评）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绘是对国民性变化的客观契机的探索，而阿Q的社会身份也表示国民性不是抽象的总体，而是依托在各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及其关系之上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促发他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没有挣扎，意味着没有产生主体的意志；但写出了这一没有挣扎的瞬间的鲁迅，却显示了强烈的意志——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也正是力图将阿Q的本能的瞬间上升为意志的表达——它无法在阿Q的革命中获得表达，而只能在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中展现自身，而阿Q正是检验这场革命的试纸。因此，鲁迅不但用革命审判了阿Q，而且也用阿Q审判了革命，而使得这一双重审判的视野得以发生的，就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那句话中的“鬼”本范畴和相关的逻辑：阿Q是一个自在的农民，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这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一个缺乏无产阶级领导、从而也无从达到全面的阶级自觉的革命。因此，也正像许多的启蒙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从阿Q的身上发现“意识”。他们共同地相信：阿Q——正如整个中国一样——需要一个从自在到自为、从本能到意识、从个人的盲动到从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行动的过程。（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汪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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