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塔德玛

荷兰裔英国画家

阿尔玛-塔德玛（Alma-Tadema, Lawrence，1836～1912年）：受封为劳伦斯爵士（Sir Lawrence），荷兰裔英国画家。

人物生平

1852～1858年，就读于安特卫普学院（Antwerp Academy）。

1863年，游历意大利时，开始对希腊和罗马古迹以及埃及考古学发生兴趣，此后的作品几乎都取自这些题材。

1870年，定居伦敦。他善于精准地再造古景，描绘异国风情，以及以大理石、青铜和丝绸为背景的动人美女图。作品充满丰富的想像力，并结合多愁善感和一些奇闻轶事。他因此而大受欢迎，显示华丽的个人风格。

1879年，成为皇家艺术学会会员。

1899年，封爵。

他的功成名就带动一股跟风，但其作品在他死后就不再受人青睐，只有在20世纪晚期才再度掀起一阵热潮。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 1836年1月8日—1912年6月25日）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名画家，他的作品以豪华描绘古代世界（中世纪前）而闻名。

阿尔玛-塔德玛生于荷兰的德龙赖普（Dronrijp），他的父亲彼得·塔德玛（Pieter Tadema）是一名公证人，在他4岁时便去世了。阿尔玛是他教父的名子，他的生母是他父亲的第二名妻子，家庭人口相当众多。家里原准备让他继承父业，但他表现出了对艺术的强烈偏好，因此将他送至安特卫普，在1852年进入了那里的艺术学院，并在亨德利克·利思（Hendrik Leys）的画室学习。

在1859年他协助利思完成了安特卫普一间旅馆的壁画。

1860年他也替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他第一幅成功的作品是《克洛维的儿子的幼年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Clovis）（1861），在安特卫普被展出。隔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取得了第一枚黄金勋章。《克洛维的儿子的幼年教育》描绘死去的法国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 466-511）的三名儿子在母亲监督下练习掷斧，准备替父亲报仇。这是他以墨洛温王朝为主题所绘的一系列画作之一，当中最好的一幅是1878年的Fredegonda（在1880年展出），描绘被希尔佩里克一世（Chilperic I, 539-584）抛弃的妻子Audovera悲伤的看著希尔佩里克一世与新的情人Galeswintha结婚。在这一系列画作中显现出他对这些浪漫故事的强烈感触。当中最激情的一幅画是Fredegonda at the Death-bed of Praetextatus，描绘与希尔佩里克一世结婚不久的Galeswintha又遭抛弃，被新王后所派遣的几名主教们刺死，在床上垂死前还不断诅咒著的景象。另一系列特别的画作是以重现古代埃及生活为题材，这一系列的第一幅作品是1863年的Egyptians 3000 Years Ago，另一幅极具感伤力的作品是1873年的The Death of the Firstborn。

这一系列知名的画作还包括An Egyptian at his Doorway（1865）、The Mummy（1867）、The Chamberlain of Sesostris（1869）、A Widow（1873）、和Joseph, Overseer of Pharaoh's Granaries（1874）。阿尔玛-塔德玛花费极大心思研究并绘制这些以埃及生活为主题的场景，他热烈的艺术欲望开始朝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活，尤其是以古罗马为主。他早期以古代为题材的知名画作是Tarquinius Superbus（1867）、Phidias and the Elgin Marbles（1868）、The Pyrrhic Dance（1868）和The Wine Shop（1869）。The Pyrrhic Dance是其中较简单的一幅画，但因为描绘了两人击剑的动作而相当特殊。The Wine Shop是他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画作之一，但由于画中带有幽默性而相当独特。

1863年阿尔玛-塔德玛与一名法国女士Marie-Pauline Gressin de Boisgirard结婚（她也是1866-1868年间所绘的In The Peristyle的模特儿），替他生下两名女儿，并一起住在布鲁塞尔直到她于1869年去世。两名女儿—Laurence和Anna后来都相当知名—前者成为文学家、后者则是艺术家。

1869年他将两幅画作：Un Amateur romain和Une Danse pyrrhique寄往英国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并在1870年迁往伦敦。

这时他除了在荷兰和比利时取得的荣誉外，他也在巴黎的沙龙画展和艺术博览会中取得许多奖章。

1871年他与一名英国女士Laura Epps结婚，她也是一名知名的艺术家，两人结婚她也多次担任模特儿出现在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中（1887年的The Women of Amphissa是最显著的例子）。

在迁至英国后，阿尔玛-塔德玛继续画出许多成功的作品，这段期间的重要作品包括The Vintage Festival（1870）、The Picture Gallery and The Sculpture Gallery（1875）、An Audience at Agrippa's（1876）、The Seasons（1877）、Sappho（11881）、The Way to the Temple（1883）、Hadrian in Britain（1884）、The Apodyterium（1886）、The Woman of Amphissa（1887）。他最知名的作品还包括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1888）以恶名昭彰的罗马皇帝埃拉加巴卢斯（Heliogabalus）为题材、An Earthly Paradise（1891）、Spring（1894）。其他的作品大多是一些画布较小但非常精致的画作，如Gold-fish（1900）。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藉由花朵、质地和强烈的反射物质如金属、陶器、尤其是大理石等物质，将古代生活的场景融入当代的感觉，在画中赋予温和的情绪及幽默以取悦观看者。他也画了许多优秀的肖像画。

阿尔玛-塔德玛在1873年入籍英国公民，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81岁生日庆典上被封为爵士。他在1876年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准会员，并在1879年擢升为学士。

A Crown他对大理石的逼真描绘使他获得了“大理石画家”的绰号。阿尔玛-塔德玛是一名强壮、幽默和有点肥胖的绅士，他也相当喜爱饮酒、女人、和参加派对。阿尔玛-塔德玛留下了大量的画作和一间由大理石覆盖的大型画室给他的两名女儿。由于现代艺术的崛起，他的作品在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被鄙视为堕落颓废的艺术而完全遭忽略。直到20世纪末开始他的作品才又受到重视。

主要作品

《鲜花市场》

The Flower Market （1868）

使用了许多庞贝古城的特征标志：长方形的铺路石，可移动的炉子，远处的建筑风格，甚至墙上的题词。据考证，这些题词用了庞贝时代流行的拉长的红色字体，是一张竞选广告，泰德马选用了考古资料中提及的庞贝古人的名字。我们不能忘记渥特豪斯早年同样画过鲜花市场。这体现了唯美倾向的画家共同青睐的主题：鲜花。而古代希腊罗马曾出现过的这个历史事实：鲜花市场，最完美地综合了他们对古典世界和自然美的狂热。

《费迪皮迪兹向他的朋友们展示》

《帕特农神庙前的中楣》

Phidias Showing the Frieze of Parthenon to his Friends （1868） 1862年，泰德马第一次参观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了埃尔金大理石石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有关古希腊艺术是否有它真正的地位和它是否值得当代雕塑家去仿效的争辩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展开。泰德马坚持他的个人观点，他仔细研究了建于公元前430年的帕特农神庙的建筑结构，并精确地将其多变的色彩和金碧辉煌的恢弘气势刻画出来。泰德马精心刻画了雅典的地方长官伯里克利来视察神庙建设的情景。画面表现了雅典人的显赫：伯里克利和他的以美丽和智慧著称的情妇阿斯帕齐娅站在一起仔细参观；他的侄子阿尔卡德斯站在他们身后；而在用绳子围成的栅栏后面，手拿图纸的就是帕特农神庙的设计者费迪皮迪兹本人。

《约瑟，法老粮仓的预言者》

Joseph, Overseer of Pharaoh`s Graneries （1874）

这是泰德马最后一幅埃及背景的画，仍然表现《圣经》主题。《创世纪》的第41节描述约瑟为法老解梦，他梦见的七头母牛和七支麦穗的故事，预言了埃及以七年为周期的丰年和灾年，使埃及做好准备，迎接丰收免除灾祸。图中表现约瑟坐在宝座上发出预言，一个书记官在一旁记录。图中的背景细节显示了画家深厚的埃及考古学功底，但他的埃及作品获得的名声也大多是出于对他这种功底的尊敬而不是对其美学价值的热衷。

《午休》（The Siesta1868）

以希腊表现宴饮的瓶饰为灵感来源，由于泰德马直接研究的多是将瓶子上的图饰用铅笔描下来后的平面图样，所以他会使用这样水平、拉长、宽银幕式的构图。由于希腊风俗中，参加宴饮的女性只是高级妓女或职业演员，所以这个女人正在专注地演奏古希腊式的代表乐器：双笛。而侧身而卧的老者和少者，实际上是典型的古希腊男同性恋模式：智者与美少年的组合。他们身前的桌上放着散落的玫瑰和空酒杯，暗示的是需要疏散的刚劲的浓情。

《私人庆典》Bacchanale

构图几乎是古希腊建筑中楣的队列方式，图中的某些元素则来自拿波里考古博物馆一个陶罐上的图纹。图正中的女人是泰德马的妻子劳拉的古装形象。劳拉曾是泰德马的学生，本人也是画家。她被同时代人称为“伦敦美人”，她还有一副“希腊式的柔和面容”。1871年7月的一天，泰德马从凌晨四点到早上九点都在画这幅画，十点就按时参加了自己的婚礼。

《葡萄收获的节日》

The vintage Festival （1870）

集中了希腊酒神崇拜的特色背景：女祭司头戴葡萄叶和果实的饰冠，身后的人演奏双笛，敲手鼓，插送过的仪式杆（Thyrsus）倒在地上。乐手后面的人举着盛果汁的罐子，端着盛果实的软藤篮。主殿堂外也有狂欢的人群。有关酒神崇拜的主题是19世纪艺术家的偏爱，他们常借它来表现衣不蔽体的放荡的女崇拜者、酗酒者和迷狂的女祭司。

《阿格里帕的拜见》

An Audience at Agrippa's （1879）

画面描绘了奥古斯都最忠实的同盟者马库斯·维普萨尼斯·阿格里帕拜见完皇帝后，走下豪华大理石宫殿的台阶时的情景，在他身后是他的随从和拥护者。在宫殿的入口处几个请求者正在等候，他们有的手中举着托盘，有的毕恭毕敬地躬身迎候。画面中壮丽的蓝色大理石昭示着阿格里帕显赫的地位，在宫殿入口处矗立着奥古斯都大帝的雕像。这幅画刻画的奥古斯都大帝的大理石雕像充满威严之气。纽卡斯尔的一个艺术品收藏家曾看到过这幅画，于是他向泰德马订购了一幅画，要求与此画相似。泰德马完成了一幅《阿格里帕拜见之后》的画，描绘了阿格里帕走上台阶的情景，画中同样有奥古斯都大帝的大理石雕像。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遭到了拒绝。

《在希望和恐惧之间》

Between Hope and Fear （1876）

一个半卧饮酒的老者，盯着前景郑重的执花的羞涩少女。这是泰德马蹭涉及的“洛丽塔”主题。在后面墙饰上，画着萨蹄尔（半羊半人的森林之神,醉汉和色鬼的象征）扛着一个男性生殖器。这暗示着两个形象间的色情关系，甚至可能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少女情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情节，其复杂的地方在于，维多利亚文化既以少女为纯洁象征，但她们又难免充满情色意味。

《去色列斯神庙的路上》

On the Road to the temple of Ceres （1879）

色列斯是罗马的谷物女神，四月是她的节日。画家的灵感来自维吉尔关于这个主题的诗篇。由于诗歌中提到“舞蹈”，泰德马在这里第一次描画了充满动感的舞蹈场面。中心人物也是披着兽皮，敲着手鼓，翩翩起舞的乡村女孩。由于泰德马大多数作品中都是坐着或倾倒的静态形象，我们不难看出图中人物的动作有些笨拙和失调。

《去教堂的路》

The Way to the Temple （1882）

前景是一个在教堂门口兜售人们敬拜用的小雕像的妇女，透过门廊，我们能看见一列酒神崇拜的队伍正走过，远方有大海的景色。这幅作品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选取的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向我们呈现了罗马世俗宗教生活的大面貌，“去教堂的路”就有了双重含义。但是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到泰德马关于罗马宗教题材的典型化带来的局限：前景中的妇人形象毫无魅力，整幅作品用色灰暗，有一种不可挽回的呆板僵硬之气。

《一枝夹竹桃》

An Oleander （1882）

泰德马在世界画坛上相当有名，尤其在英国，没有哪位画家能有和他比肩的荣誉。他画中的古典主义成分较多，并且气势宏大。这幅画表现了在奢华的建筑中，一个少女手拿夹竹桃坐在一个栽种着夹竹桃的花盆旁边的画面。在1883年的皇家艺术学院展览中展出。画面中充满了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在构图和人物刻画上虽没有泰德马惯有的史诗般宏大的场面，但少女优雅的神态和姿势，豪华的宫殿及远景中湛蓝的大海，却给人一种精致而从容的美感。

《问题》Xanthe and Phaon

这是泰德马的最流行的图像之一。是一幅小尺度的精致的作品，表现一个匐卧在大理石凳上的男子，抬起头，望着身边坐着的女郎，充满渴望和哀求的神色。作家乔治·艾伯由此产生灵感而创作了同名中篇小说。泰德马画过另一幅油画作品，构图极其相似，叫“请求”。《请求》又反过来成为中篇小说《问题》的首页插图。当时文学和形象艺术的联系非常紧密，常常互相激发灵感。

《迎接脚步声》

Welcome Footsteps （1883）

貌似经典的求爱场景：一个女人倾身细辨情人的脚步声，男人则低头持花而上。但仔细体会，这并不是以传达爱意本身为主的场景。更使我们感到的是这个动作的秘密性。而且帘后现出的男性裸体雕像也表达了另一种男性力量的存在。女人的表情更多的不是爱恋而是小心谨慎。虽然人物衣饰都是古罗马式的，露台也代替了画室，但有一种解读还是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泰德马想表达维多利亚时代的感情的扭曲和压抑。

The Meeting of

Antony and Cleopatra （1883）

虽然是一个罗马-埃及时代的历史性题材，但泰德马却没有依据任何直接的古代资源，他的灵感全部来自莎士比亚在戏剧《安东尼埃和克里奥帕特拉》第二幕第二场中的描述。比如，其中写道：“……她坐着的木船像一个闪亮的王座，在水面发光……”在泰德马的笔下，克里奥帕特拉集中了国君、异国情人和知名女人的气质于一身。她无视安东尼的到来，而是眼帘低垂地看着我们。这是画家第一次对东方的色情的刻画。

《朗读一段荷马》

A Reading from Homer （1885）

是泰德马少数的希腊主题之一。表现了熟悉的海边露台上，一群女人正在倾听一位男性诵读荷马的诗篇，然而画面上唯一关于荷马的暗示就是右边的题词OMHP，它是荷马名称的一种简写法。由于用生活场景表现一个非常高远的古典主题：荷马，泰德马的这种方式受到了批评，时人认为他描画的面容属于一个“低级的类别”，“当然一点儿也不像希腊人”。还有人认为，荷马是个过于男性的主题，而不能用以女性为主体的形象来表现。

《向酒神的献词》

A Dedication to Bacchus （1889）

当泰德马对罗马生活非官方的一面保持兴趣的时候，一位主顾提醒他注意酒神崇拜的野性气氛。这幅作品由此而生。图中描绘了两个女祭司，左边的一位身披豹皮，守着一个混合各种美味葡萄酒和水的容器前。另一位身披虎皮，正举起花和铃。信众们站在她面前。这是一幅海边的酒神崇拜仪式刚刚开始时的情景。初看只是一种仪式的再现，细看就能读出酒神狂欢的气质：极乐、残忍和性，它揭示罗马生活中暴力和迷狂的一面。

《荷里奥盖巴留的玫瑰》

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 （1888）

荷里奥盖巴留是一个统治极短的罗马皇帝，被历史记载为政治腐败、残忍、并穷奢极侈的昏君。泰德马描绘的荷里奥盖巴留的形象受到王尔德，戈蒂埃和于斯曼等唯美主义作家的影响，是一个大眼睛，蓄着轻须，优雅的年轻人，他靠在躺椅上，仿佛也染上了19世纪流行的“厌倦”症，而正期待用各式娱乐来驱散它。玫瑰在古代是帝王尊贵的象征。19世纪花语中，玫瑰一般代表美和感性的爱，后来在文艺中还染上了“颓废”的意味。当时的文艺多把基督徒划为“好”的范畴，而将罗马皇帝与之相对划入“坏”的范畴。泰德马坚决避免这种道德化，而只邀请观众欣赏场景本身的诗意。

《最爱的诗人》

A Favourite Poet （1888）

可以看见海景的室内阅读场景，泰德马通常把一个女人的面部处理得模糊，而另一个清晰动人。坐在前方的女人阅读的是罗马诗人荷拉斯的诗作，这可以从她们身后的一块铜题词牌上读出。荷拉斯是19世纪最受人们欢迎的古典诗人，也是泰德马本人最爱的诗人之一。对画家来说，荷拉斯的《颂歌》集中了常常含有爱情兴趣的轻松无忧的城市生活，把它里面奢华的罗马或拿波里海岸展现出来。而此画也是把轻柔的色情感蕴含在博学典故的背景中的代表。

《安飞沙的女人们》

The Women of Amphissa （1897）

泰德马的最后一个希腊主题，表现公元前4世纪，提亚德（Thyade）的女人们被酒神的神秘力量所控制，夜里漫游到她们敌国安飞沙（Amphissa）市场的情景。泰德马想通过这一题材探索女性的神秘力量。和衣着整齐的当地妇女相比，着魔的女人们姿态自由优美，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或随意躺卧或步伐不稳。画面中的群像，通过睡眠和倾倒，表现出神秘的色情和宗教感。

《吻》 A Kiss （1897）

画面给人一种好像是在俯瞰着淡蓝的湖水的感觉。水中还有一些女人在洗澡，广阔的湖水流向远方。近景中的露天阳台上，一个女人胳膊上搭着毛巾，手拿着盥洗用的东西——三角形钩子，而另一个女人可能是刚从侧面的梯子上来，她给了小女孩一个吻。泰德马将这个看似偶然的三角形构图和文学般的已经用反常规的透视方法来表现，而这也正是考古学者所感兴趣的。这幅作品是泰德马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展览的他的230幅作品中的一幅。

《无意识的对手》

Unconscious Rivals （1893）

表现两个女人，各自出神，闲呆在一个巨大的彩绘穹顶和白色大理石的背景中。这幅作品有某种暗恋，期待，或实际的感情事件的气氛。泰德马并不直接面对这类事件的戏剧性，而是通过背景中的符号来暗示。比如在阳台的柱上，坐着爱神丘比特，正在尝试一个假发面具，而墙上的面具装饰一起象征着伪装，假象等意义。右边坐着的角斗士雕像是传统中关于罗马贵妇和角斗士私情的暗示。

《春》 Spring （1894）

表现了花神神庙的祭祀组成的队伍，他们正在欢庆罗马的节日。斯文宾的诗《奉献》的开始有这样的诗句，“在色彩缤纷明亮的地面和故事中，在没有影子的地方，土地披着夺目的外衣，花儿们发出音乐般的低语”。画面中的背景是多元化的，包括圆形旗帜上有庞贝时期的壁画图案；巴塞神庙的一隅，神庙中楣的左侧有“献给酒神的致辞”的诗句；神庙的前方还有两组雕塑，分别是森林之神和他肩上的酒神，酒神是以婴儿的形象出现的。《春》是泰德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用了四年完成了这幅非凡的作品。这幅画用古典主义风格极其精细地刻画了细节，可谓神来之笔。

《便于观看的地方》

A Coign of Vantage （1895）

表现了寻欢作乐的女孩在一个露台上观看海面的船只的情景。历史记载，罗马贵族有许多与船相关的娱乐，比如帆船竞赛，舟上野餐等等。题材和风格的转换，使富有的、在古董包围的背景中的庞贝贵族让位给在露台上远望地中海的妇女。泰德马作品中昏暗的内部环境，终于被阳光照耀的外部代替，古罗马在他的画笔下，永远停留在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罗马生活中奢侈和闲暇的主题在泰德马那里从没有改变过它绝对优势的地位。

《斗兽场》 The Coliseum

三个女人在阳台上鸟瞰罗马斗兽场。除了真实再现斗兽场的宏伟建筑以外，爱情仍然是画家的主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已近婚嫁年龄，她伏身细看斗兽场中的景象，很可能是在寻找一个意中人。阳台柱头上的狩猎景象就有了新的象征意味。女人也在寻找她的猎物——情人。爱情暗喻被小姑娘身后的那座阿芙洛狄忒（爱欲女神）的铜像挑明。角斗时代背景中的爱情，是泰德马永远的隐藏主题之一。

《安东尼式的浴池》

The Baths of Caracalla （1899）

浴池是罗马的最显著象征，也是表现奢侈的最好题材之一。因为泰德马亲自拍摄过罗马浴池遗迹的照片，在想象中他并不难重现那些各色的大理石，异国情调的石头装饰，铺在池底的马赛克拼贴画等细节。浴池一向是反应罗马社会生活的最好场所。一般是在午餐后的几个小时，人们在浴池中锻炼，洗浴，社交。前景中的几个女人完全沉浸在谈话中。她们身后有男女在游泳，嬉戏，还有吹笛手在营造娱乐气氛。泰德马只是在反映罗马奢侈生活的图景，丝毫不含任何对道德不满的意味。

《银色最爱》

Silver Favorites （1903）

题词是华兹华斯的诗句：“金色和银色的鱼在罐子里。”表现了拿波里海岸的奢侈生活场景：贵妇在池边戏鱼。古代许多作家提到当时贵族流行把鱼作为宠物，图中表现的大理石鱼池也在考古中屡次被发现。“银色最爱”在这里首先是指银色的鱼，也有人认为同时指妇女，她们也正是男性的“银色最爱”。这幅作品中女人的服饰是泰德马经典的服饰资源：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雕塑为他提供的原型。

《发现摩西》

The Finding of Moses （1904）

1902年，工程师约翰·艾德先生以5250英镑订购了这幅画。这幅画取材于圣经故事：埃及法老下令将所有的以色列男婴都扔到河中淹死，摩西的家人将摩西放入蒲草箱，安置在河岸的芦苇丛中，被经过这里的埃及公主发现，于是公主收养了摩西。画面色彩明亮，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这幅画是泰德马在1904年所作的唯一一部作品。画面的远景是埃及的奴隶们正在修建金字塔的情景；而画面中的花瓶等物品都是泰德马严格按照大英博物馆馆藏的真实物品刻画的。

《卡拉卡拉与各塔》

Caracalla and Geta （1909）

事实证明，已超过70岁的泰德马的绘画技艺仍然炉火纯青，并且在这时完成了他所有作品中最复杂、精细的一幅，这就是《卡拉卡拉与各塔》。这也是他最后一幅以历史素材为背景的恢弘作品。作品描绘了公元203年，在罗马角斗场的一场节日盛宴中，罗马皇帝塞提米亚塞维拉斯授予他的儿子卡拉卡拉以“安东尼·凯撒”的称谓。画面中，卡拉卡拉站在国王的右侧，而坐在国王旁边的是国王的妻子茱莉亚·那达姆斯，她正在暗中将一封密信传给女仆。那达姆斯的儿子各塔站在前方，他的两个姐姐与他站在一起。后来各塔被卡拉卡拉所杀。画面中美丽的大理石花纹的石柱、鲜花装饰人山人海的场面及场景中衣着华丽的人物，都显示了泰德马对华丽宏大场面的追求。

《春天的声音》

The Voice of Spring （1910）

女人坐在半圆长石凳上，她眼前的一尊坐着的战士雕像，似乎正在凝视着自己在池塘中的倒影。这个场景是泰德马经典的希腊主题。但不同的是，它被放置在一个风景的背景之中。在这片田园风景中，有成群结队的人或坐或站或行，或是听一位诗人在吟唱舞蹈。整幅作品被一种莫名的惆怅笼罩。热衷思考生命和季节的交替变化，以及用符号化的形象来给画面带来某种意味，是当时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费尔南·克诺朴夫（Fernand Khnopff）等的特点，泰德马所创作的形象选择深受他们影响。

《最爱的习俗》

A Favourite Custom （1909）

泰德马的早期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罗马浴池的刻画，在这幅作品中，泰德马又回到了他早年钟爱的主题。画面中有一些人正在浴池的台阶上，池中有两个戏水洗浴的罗马女子。女子体态丰满优雅，细腻光滑的肌肤在水中若隐若现。池中左侧的女子似乎正在向右侧用水撩她的女子求饶，又似乎正在躲闪飞溅来的水花。画面中的浴池原型是古罗马的庞贝遗址，后来人们在泰德马相册中发现了有庞贝浴场遗址的一张照片。画面左侧刻画了一件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市的珠宝——一个嵌有凹凸图案的装饰罐。也是在1909年，泰德马创作了一副与这件珠宝相关的作品《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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