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

近代民主革命者、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革命烈士

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1916年5月18日），字英士，号无为，别署高野，浙江湖州吴兴人，中国民主革命者，中国同盟会元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878年1月17日），陈其美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今湖州市）府学前五昌里的“存诚堂”。陈其美六岁入私塾读书，师从忻谷先生习四书、五经。八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光绪十七年（1891年），父亲去世。陈其美按父亲生前要其弃学就商的主张，结束了私塾生活，至祟德县石门镇善长典当铺当学徒。在当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革命思潮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陈其美也表现了对现状的苦闷，尤不满于自己的职业。他写信劝弟弟陈其采学习西学，以求实用。在他的鼓励下，陈其采以官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学成回国，带来变法维新的建议和主张，陈其美颇受启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陈其美来到上海，他一面为维持生计，在上海同康泰丝栈谋得助理会计职位；一面又广交朋友，博览群书。

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其美进入上海科学仪器馆的理科传习所研读科学，结识蔡元培、于右任等人。

投身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在已任湖南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下，陈其美偕谢持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政法律。在徐锡麟、秋瑾等留日革命青年的影响下，陈其美的思想渐倾激进。同年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一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其美的浙江老乡蒋志清（即蒋介石）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陆军炮科。陈其美看到蒋介石有习军报国的志向，却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就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并引见给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同年，因不满警监学校的欺骗宣传，陈其美以“只知图利自己，罔顾学生学业”为理由，印发传单，利用日本学派分歧，要求另办一所东斌学校。在东斌学校成立后，陈其美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受同盟会派遣，陈其美中止学业，从东京假道香港，回到了上海。为联络党人，陈其美北上京津。同年秋，因无所获而南返。途经武汉，计划在英租界筹办《大陆新闻》报，因遭清政府加害而被迫放弃。

宣统元年（1909年）春，陈其美重返上海，决心利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同年夏，陈其美在上海马霞路德福里1号的“天保客栈”设立秘密革命机关，作为江浙革命党人来沪活动的基地。同盟会员身兼浙江龙华会首领的张恭等拟发动浙江起义，邀陈其美共同策划，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机关遭破坏，张恭被捕，起义被迫停止。其后，陈其美又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还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进行革命宣传。并在上海加入青帮，获得了大字辈身份，以青帮大头目身份，设秘密机关，负责联络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

砥定东南

宣统三年（1911年）4月，革命党人黄兴、赵声等筹谋在广州发动起义，陈其美决定参加。由于起义提前举行，陈其美从上海赶到广州时，起义已告失败。陈其美以《民立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积极设法救护同志脱险。6月，陈其美出席上海国民总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总会调查部长。由于革命党人在南方各省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谭人凤、宋教仁等主张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长江流域为起义地点。陈其美十分赞成这一主张，并积极参与中部同盟会的筹建工作。7月31日，依照同盟会各地设支部、分会的制度，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正式成立，陈其美被选为庶务长。此后，他集中精力聚集革命力量，准备在江浙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着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相继独立。因清廷派重兵南下，武汉方面的战局出现了对民军不利的情况，武汉党人“亟望各处响应”。陈其美往南京、杭州谋响应，而两地党人希望上海先发动。陈其美联系的青帮、商团和士绅，到这时已集聚了一定力量；同时奉黄兴之命来沪的光复会员李燮和（时任上海光复会总干事），对驻沪湘籍防军也已运动成熟。11月1日，陈其美与党人集议，正式决定先在上海起事。2日又分别与上海立宪派人物李平书（清末任上海自治公所董事兼江南制造局提调）及李燮和商讨，决定采取“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解武汉之危”的行动方案，定于3日下午4时宣布独立。由于起义消息泄露，11月3日上午10时，起义被迫提前举行。闸北民军率先起义，占领巡警总局。下午，陈其美派敢死队进击清军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局内守军赞拒各半，总办张楚宝又负隅顽抗，一时未能攻克。陈其美令暂停攻击，自己冒险闯进制造局，试图用口舌劝说敌军放下武器，结果为敌军所拘禁。李燮和闻讯，急令民军进攻，市内群众纷纷前往支援，经过激战，第二日晨制造局被攻克，陈其美得救出险，上海也随之光复。11月6日，他由上海绅商及会党代表拥戴为沪军都督。上海光复后，杭州、苏州、镇江也次第宣布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张勋部盘踞。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身份与苏、浙、镇各军首领共同组织联军，推新军将领徐绍祯为联军总司令，会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克复。

枪杀陶骏保

12月13日，即南京光复后的第11天，镇军都督府参谋兼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保被陈其美枪杀于沪军都督府内，成为轰动—时的新闻。宣统三年（1911年）11月，林述庆在镇江发动反清起义时，因陶骏保系本地人，又是他过去的老师，便聘请他担任镇江都督府参谋。徐绍桢被推举为江浙联军总司令后，为了协调与林述庆的关系，邀请陶骏保担任联军参谋长。在林述庆与徐绍桢之间，陶骏保虽然也做过一些协调工作，但是其出发点是站在林述庆一边，并一再怂恿林述庆自称江苏都督。这就加剧了林述庆与徐绍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下南京，林述庆率领的镇军首先进入南京。林述庆进入南京后，进驻两江总督府，并占领银行、电报局，用临时江宁都督名义安民，陶骏保署临时参谋总长。随后进城的浙军将领朱瑞等人认为林述庆独霸战果，和镇军发生武装冲突，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也公开表示不与林述庆合作。为争夺江苏都督，各军将领剑拔驾张，南京城一片混乱。

当时，在上海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陈其美等决定与江苏的立宪派及旧官僚妥协，推举受立宪派及旧官僚拥戴的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并让他从苏州移驻南京。随后，宋教仁与范光启等受命赶赴南京，调停林述庆与徐绍桢等人的矛盾，并劝林述庆退让。刚开始，林述庆尚无退让之意，他忿然对宋教仁说：“革命党本非争官而来，必欲争，则请稍憩五分钟，余即可解决矣。”宋教仁连忙劝解道：“毋出此，请君让之。”宋教仁还率直告诉林述庆，请他退让，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意思。这时，在旁的陶骏保越职代表林述庆表态说：“诺。吾辈即出兵渡江，准备北伐。惟请沪军都督亦率健儿一同北上，争官不若争革命之为荣也。贪天之功，以为己力。陈其美能记忆上海光复后，争都督之事乎？”陶骏保对陈其美反唇相讥，而陈其美偏又是一个记恨的人，自然对陶不利。

随后，林述庆发表通电，宣布取消都督名义，专心北伐，欢迎江苏都督程德全来南京莅任。林述庆在通电中还要求取消江苏省内几个都督（包括沪军都督、扬州都督、镇江都督等）并立的状态。林述庆随即将镇军撤出江宁，开往江北赴浦口、临淮关一线，并宣布就任北伐临淮总司令。林述庆通电要求取消江苏几个都督并立的状态，陈其美认为这是故意与他为难，对林更加不满。恰巧此时的徐绍桢对林述庆也是余愤未消，跑到上海向陈其美告状，诬告林述庆扣押了上海支援江浙联军的子弹，导致江宁起义的失败。这些因素，促使陈其美陡起杀机，并准备借林述庆赴沪与黄兴会商北伐事宜的机会对林下毒手。12月中旬，林述庆偕陶骏保来到上海，13日下午，陶骏保前往拜会陈其美，未料当即为陈其美枪杀。

在枪杀陶骏保之前，有人提醒陈其美要慎重，但陈其美回答：“治乱丝，无从理，快刀斩之可也！”陈其美在枪杀陶骏保后，发表了《枪毙陶骏保告示》，并与程德全联名致电江浙联军，说明杀陶理由。14日，陈其美又分电各省都督，宣布陶的罪状。对于陈其美枪杀陶骏保一事，徐绍桢、顾忠琛等皆称英士明察，有铁腕作风。但当时在南京前线的柏文蔚则认为陶之被杀是陈其美听信了徐绍桢的一面之词而导致的“惨杀”。

沪督任上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抵上海，陈其美参加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议定设立临时政府。同时，联络立宪派首领张謇等人组织共和统一会，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上海、南京的光复，稳定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基础，后来孙中山对陈其美所起作用曾予高度评价：“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其美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其美能以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其美一木之所支者，较他者尤多也。”

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后，首先募集新兵，组建飞机队，建立革命武装。他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屡次颁布军律和军营律，努力提高军队素质。为筹措军政费用，陈其美一面组织中华银行，发行公债和军用票；一面召集大会，亲自登台演说，动员募捐。陈其美还采取了剪除发辫、严禁鸦片、废除毒刑等措施。这一切，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其美不失为一个有见地、有才干的革命家。然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也采取一些手段拉结派系，排斥其他革命党人。上海独立之初，他立即挤走曾一同参加领导上海起义的光复会总干事李燮和。民国元年（1912年）1月，陈其美暗嘱蒋介石设计，由蒋收买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于1月14日凌晨，将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刺死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加剧了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此外他还曾多次派兵镇压上海周围的青浦、南汇、昆山、崇明等地农民的抗租斗争，并禁止上海制造局工人反抗虐待的斗争，严禁工人参加“制造工人同盟会”的组织活动。

陈其美主持沪军都督府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遭到了旧政治势力的嫉恨。立宪派处处设置障碍，以“花天酒地”等罪名对他进行政治攻击。陈其美面对压力，多次呈请辞去沪军都督之职，均被孙中山挽留。

民国元年（1912年）2月，清帝退位，陈其美认为革命已成过去，“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之事”，幻想从事“实边”（指开辟边地）建设。3月，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为了解除陈其美的兵权，调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陈其美以结束沪军事迟未就任，后乘唐绍仪内阁倒台，于7月1日辞工商总长职。7月31日，被袁世凯解去沪军都督职务，沪军都督府也被撤销。

二次革命

民国二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密谋杀害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党人，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陈其美与另一些党人表示反对，以为民国已经成立，主张依据法律求得解决。6月，袁世凯明令将江西、安徽及广东民党三都督免职，国民党人被迫于7月举行反袁的“二次革命”。陈其美在江西、南京等地党人发难后在上海起兵。袁世凯急于控制上海局势，便委任心腹郑汝成为总执事，命他率领“应瑞”、“肇和”两舰护送临时改编的海军警卫队1300多人直奔黄浦江，进驻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旧址）。

7月16日，陈其美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并设司令部于南市。此时，上海讨袁军约有7500人，吴凇要塞司令姜国梁也投向革命党人。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部队的命脉，希望通过“磋商”接收江南制造局。然而，郑汝成傲慢地加以拒绝。袁世凯闻讯，马上任命郑汝成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上海商界害怕发生战乱，地方绅士李平书曾出面邀请陈其美、郑汝成、李鼎新等会谈，提出：“将制造局军火一并封存，等南北大局定夺后，再行办理。”郑汝成态度强硬：“吾等奉袁大总统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

7月19日，宣告上海独立。23日凌晨，陈其美指挥部队向江南制造局出击，激战一小时，攻入该局第一道大门；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固守第二道大门，郑汝成让黄浦江中各舰集中炮火猛轰，上海讨袁军的炮兵营被摧毁，失去攻坚能力。当晚，上海讨袁军再次从东、西两侧进攻，一度突破东栅门，但仍被黄浦江中各舰的炮火击退；郑汝成嚣张地发出“炮轰南市”的威胁，陈其美为避免殃及无辜百姓将司令部撤往闸北。面对严重挫折，上海讨袁军并未气馁，又相继向江南制造局发动了几次进攻，均因敌军工事坚固，火力密集，虽经浴血奋战，终不能克；由于郑汝成故意向闸北炮击，使租界当局找借口派巡捕和万国商团进驻该地，从而逼迫陈其美把司令部迁至吴淞一带。不久，郑汝成率兵至吴淞口，与海军部派来的几艘军舰及陆战队会合；各舰轮番猛轰吴淞炮台，陆战队也从侧面袭击，上海讨袁军被迫弃守转移，最终不得不解散队伍。9月，各省讨袁军完全失败，党人纷纷逃亡海外。陈其美仍留上海租界活动，11月间，应孙中山电召前往日本。

陈其美到日本时，孙中山正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准备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陈其美完全赞同入党者都要立誓约，打手模，绝对服从孙中山的规定。

民国三年（1914年）1月，陈其美潜入大连，成立奉天革命党机关部，联络东北党人，进行东三省革命。由于袁世凯警探的阻挠和日本官厅的压迫。没有活动机会，不得已于3月返东京。同年夏，欧战起，日、德在中国胶州湾开战，陈其美以袁世凯在江浙一带兵力少，有隙可乘，又请孙中山经营长江方面，委派夏尔玙、范光启及吴藻华分别负责浙、沪和江苏的军事发动。不久，各地都陆续失败。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陈其美被任为总务部长，主管党的组织工作、负责筹款和主持讨袁军事。

为国除贼

民国四年（1915年）初，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全国愤然，反袁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同年2月，陈其美返回上海主持中华革命党在长江流域的反袁军事斗争。经营半年，仍未得手。8月，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暴露，陈其美返回东京，与孙中山计议在敌人比较空虚的西南起兵，并以广东作为发难目的地。10月，陈其美离开东京，前往南洋筹饷兼办党务。途经上海，党人以上海敌海陆军归附日众，留他在上海主持。经电请孙中山表示赞同，并派他为淞沪司令长官。于是，他即取消行程，改在上海组织总机关部。

此时，郑汝成因“战功卓著”，升任上海镇守使又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江南制造局总办，并获海军上将之衔。他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到处张贴告示宣布“留藏匪类者，处死”，让军警在南市、闸北等地挨家挨户搜查。在郑汝成坐镇上海期间，报纸上不断登出“破获乱党机关”“乱党分子被正法”的消息，惨遭郑汝成杀戮者多达两万余人，以至老百姓中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镇守使署是鬼门关，党人一去不复还”。陈其美分析情况后，决心设法铲除郑汝成，一是为去掉严重的军事威胁，二是为替昔日攻打江南制造局和坚守吴淞炮台而牺牲的革命党人报仇。

民国四年（1915年）11月10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当时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要开会庆祝，而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郑汝成因是上海最高军政首长，照例也应前往祝贺。所以陈其美便将暗杀行动安排在这一天。陈其美安排精于枪法的王晓峰、王明山二人埋伏在英租界外白渡桥一带负责暗杀郑汝成，又布置了十几个革命党死士埋伏在郑汝成到日本领事馆所必须经过的路上。11月9日晚，陈其美专门召见王晓峰、王明山，说：“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两人毅然表示接受在外白渡桥狙击郑汝成的任务：“堂堂七尺之躯，献之于国矣。”

11月10日上午，各行动小组都进入指定地点，王明山怀揣数枚炸弹、王晓峰腰插两支驳壳枪也出现于吴淞江畔。中午时分，载着郑汝成的小轿车缓缓驶上外白渡桥。王明山看清目标，立即扔出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没投中。司机见事不妙，慌忙猛踩油门，企图加快速度逃跑。王明山盯住不放，赶紧丢了第二枚炸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车尾被炸坏。王晓峰乘势冲上去，举起驳壳枪连续射击，使郑汝成脑浆迸裂，马上殒命。两人见郑汝成已死，从容被捕。

在刑讯中，王明山、王晓峰镇定自若，慷慨陈词：“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当法官追问主使者及同伙时，两人一口承担，坚不吐实，而且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然后从容就义。孙中山高度评价此次暗杀行动，称：“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肇和起义

郑汝成被诛后，袁世凯急忙下令裁撤上海镇守使职，改设淞沪护军使，以杨善德、卢永祥为正副护军使，同时任命何丰林为上海防守司令。袁世凯还下令江苏将军冯国璋及长江巡阅使派军队协助防守上海。但是，新任护军使杨善德为人平庸，在军内毫无威信，致使军心浮动。陈其美抓住这个时机，派遣杨虎等人对停泊在长江上的“肇和”“应端”“通济”等三艘军舰上的官兵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肇和舰舰长黄鸣球同情革命党人，所以革命党人对该舰官兵的争取最有成绩。肇和舰上实习生陈可钧表现最为积极，主动担负起了倡导起义的任务。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肇和舰上的多数官兵均表示愿意起义。“应端”“通济”两舰官兵赞成起义的也逐渐多了起来。此外，革命党人运动陆上军警的工作也进行得相当顺利，“陆军及警察，已多表同情于我党”。陈其美认为上海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制订了“以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的行动计划，并决定在12月中旬发动。

正当陈其美等人酝酿上海起义的同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革命党人运动上海军警时，不慎走漏了风声。袁世凯得到密报后，立即下令采取隔离措施，将所有有嫌疑的陆军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就地解散，并令有嫌疑的军舰出海活动。12月1日，海军总长萨镇冰奉命来到上海检阅海军，并命令肇和舰于12月6日开赴广东。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陈其美等人先前的全部计划。革命党人找到陈其美，一致要求陈其美于12月6日以前发难。陈其美立即召集革命党人商讨对策，经过反复思考，多数人均认为：肇和、应瑞、通济三舰是海军中的精华，一旦发动，这几艘军舰均可同时得手，然后再用军舰上的炮火对付陆军，陆军必定溃败。会议当即决定，趁海军各舰长公宴萨镇冰之日，即12月5日午后4时发动。陈其美为这次行动制定的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陈其美经报请孙中山批准，陈自任淞沪司令长官，吴忠信为参谋长，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杨虎、孙祥夫为海军陆战队正副司令。其作战计划是：（1）海军以肇和舰为海军司令部，杨虎率一部分人占领肇和，占领后即开炮猛击制造局；孙祥夫等率一部分部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两军舰，以为肇和舰之辅助。（2）制造局内同意反正之军队及城南闸北等处之军警，闻军舰炮声一响，即同时响应。（3）夏尔玙担任各城门举火响应。（4）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察总局。（5）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攻击电话局、电灯厂。（6）陆学文攻击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7）姜汇清、曹淑实、杨靖波、余建光等攻击闸北方面之军警，余建光并散布告示檄文。（9）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等留守总机关部，并办理后方勤务。事前还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5日下午3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30多人，暗藏手枪、炸弹，扮作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军舰。途中，汽艇上悬起“青天白日旗”，因此旗与当时政府海军旗近似，肇和舰上官兵误以为有人前来校阅，乃集合官兵在甲板上列队欢迎。当汽艇靠近肇和船舷时，陈可钧按计划率众响应。因事先已有默契，响应者颇多。杨虎等人顺利登上军舰后，当即宣布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宗旨及起义目的，舰上官兵欢呼赞成。6时许，杨虎命令肇和舰向上海制造局开炮，起义行动正式开始。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的海军陆战队30多人，由杨树浦乘小汽船出发，以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为目标。正当孙祥夫等人快要接近应瑞舰时，被巡捕发现，索阅出港护照。但革命党人在购买小汽艇时并未向海关注册领牌，取得护照，而且亦不知道海关向例无护照之船只不能靠岸停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束手无策。孙祥夫等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夺取应瑞、通济两舰的计划流产，使肇和舰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局面。肇和舰上的炮声一响，潜伏于租界上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声而动，按照预定计划，分数路向预定目标进发。谭斌、朱霞率数十名革命党人，身着便衣，手持短枪，冲入南市电话局。局中人一时不知所措，革命党人未遇抵抗，占领了电话局，并立悬三色旗及海陆军总司令旗。但不久，政府军即从制造局开来一支部队反攻电话局，革命党人因力量不支，被迫退出，电话局复为政府军占领。

薄子明率领的200人，潜伏于警察局附近的隐蔽地，俟炮声响起，即向警察局发起进攻。但因政府军已占领各要道，且武器精良，革命党人皆持短枪，难与之抗衡，同样不敌而退。

陆学文率领的数十名革命党人，各持炸弹、手枪，向淞沪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猛攻，打算夺得军械，占据局署，设置起义前线指挥部。革命党人以炸弹摧毁警察署大门，同时手枪齐鸣，向顽抗的警察射击，警察抵挡不住，全体溃散。革命党人攻入警察署，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次日拂晓时分，政府军展开反扑，经过激战后，革命党死伤过半，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

由姜汇清、曹淑实率领的四五十人，于夜半攻击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革命党人与警察遭遇后，开枪击伤警察二名，尔后也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革命党人数路并起，初看声势似乎颇大。但实际上，革命党人不仅缺枪少弹，而且多系临时组织起来的会党分子，战斗力很差。淞沪护军使杨以德、上海防守司令何丰林凭借雄厚兵力，一面调兵遣将组织反攻，一面下令全市戒严，派兵把守各处关卡要隘，并会同租界当局加强巡守。在政府军的反扑下，各路革命党人均因寡不敌众而迅速溃败，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终于落空。在渔阳里五号总机关坐镇指挥的陈其美，闻肇和舰炮声一响，即率领吴忠信、蒋介石、丁景良、周应时等冒险赶赴华界，准备就近指挥一切。但走到半路上，即传来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的消息，陈其美等人急忙赶回总部，商议再取应瑞、通济两舰计划及布置各路重新反攻计划。正在计议之中，忽有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及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当即逮捕了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二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等人听到楼下骚动，迅速登上屋顶逃脱。后转移至蒋介石的寓所——新民里11号，隐蔽了起来。革命党的指挥机关遭到破坏。

各路起义军失败后，只剩下了肇和军舰仍在孤军奋战。在肇和舰起义时，即向应瑞、通济两舰发出信号，问其是否同意起义。两舰皆发回信号，称“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肇和舰上的官兵得此信息后，即不疑有它，安心等待两舰的响应。夜半1时，杨善德、萨镇冰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人赶到江南制造局，商议对付肇和舰的办法。经请示袁世凯后，决定击沉肇和舰。并从交通银行提取现款20万银元，由萨镇冰亲自送到应瑞、通济二舰上，收买这两艘军舰向肇和舰开炮，并许诺在事成之后，加付100万元犒赏费。当贿款运到后，应瑞、通济二舰上的气氛顿时为之一变。一些原先已答应参加起义的官兵在得到厚贿后，又垂涎于今后的高官厚禄，纷纷改变主意，转而赞成攻击肇和舰。两舰上的革命党人虽然竭力阻拦，但经不起金钱利诱的官兵占了多数，革命党人也就无能为力了。6日拂晓4时许，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发炮，猛攻肇和舰。正在静待两舰响应的肇和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急忙发炮还击。但慌乱之下，多数炮弹均未能击中敌舰，而肇和舰却屡屡中弹，死伤枕藉，在肇和舰上指挥的杨虎原打算将舰开出吴淞口，以避打击，但革命党人又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开船。革命党人只能据守肇和舰，应战到底。杨虎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陈可钧等数十人因伤势严重，无法行动，被政府军捕获，后来均英勇就义。肇和舰起义，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满12个小时。革命党人被捕40余人，伤70余人。

陈其美后来总结说，“财力不足”是肇和舰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据说，这次起义从酝酿到事后的抚恤，革命党人仅用了4万元，而袁世凯仅收买应瑞、通济两舰却花了20万元，两者相差悬殊。肇和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仍然是相当大的。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袁世凯及其拥护者们所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的谎言，给帝制运动以当头一棒。孙中山后来高度评价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

当肇和起义失败后，其侄陈果夫有失望情绪，陈其美当即开导说：“事业失败，不足畏也。改过再图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颓。志颓则永无成。吾辈今后仍当积极进行，成功不过时间问题耳。”陈其美满怀信心，继续坚持讨袁斗争。

护国战争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5日，进步党、欧事研究会和西南实力派联合在西南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以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蔡锷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李烈钧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唐继尧兼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官。护国战争开始后，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各地加紧发动起义，以争取中华革命党应有之地位。12月28日，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陈其美等人，指出：“此后我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陈其美与中华革命党江苏司令长官周应时决定在江苏起兵讨袁。

民国五年（1916年）1月7日，陈其美与周应时发布命令，定于次日镇江、常州、无锡同时起义。但起义未及发动，镇江等地数处秘密机关即遭到破坏，十余名革命党人遭逮捕，起义计划流产。这说明，在袁世凯势力严密布防的东南地区，起义的时机和条件均不成熟。为了统一指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斗争，孙中山于2月22日任命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次日又令陈其美就近接洽湘、鄂等省讨袁事宜。不久，孙中山还委任陈其美兼任江苏司令长官。

护国战争发动后，孙中山迫切希望陈其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打开局面，以便压倒和抗衡进步党、欧事研究会和西南实力派联合领导的反袁力量，以掌握反袁革命的主动权和斗争方向。因此，孙中山对陈其美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期望他重演辛亥革命时先取上海，依次取东南的旧剧。孙中山希望陈其美与王统一合作，分别策动上海的陆军和海军起义。他在致陈其美的电报中说：“沪能得手，则万事皆就，望奋励图之。”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起初，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袁世凯提出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当袁世凯“忍痛”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后，日本却转而支持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及一切反袁力量起来推翻袁世凯。据统计，民国五年（1916年）上半年，日本共借给孙中山240万日元，另借给黄兴10万日元，陈其美10万日元。与此同时，日本还借给反袁的西南军阀首领岑春煊100万日元。从日本政府来说，这些钱虽然是以“借贷”的名义提供的，但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要孙中山等归还这笔钱。因为只要把中国政府搞垮了，把中国搞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日本就能从侵华中攫取到更大的利益，因此这些“供款”就不用计较了。

孙中山从日本人手中“借”到的钱，很大部分寄给了陈其美。3月12日，孙中山致电陈其美，告以允汇款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及运动第二舰队反正的费用。16日，孙中山汇给陈其美21万元，其中1万元给在湖北活动的田桐。在这期间，孙中山一日三电，催促陈其美早日发动。特别是3月下旬，孙中山得到一则政治情报，称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向袁世凯献策，让袁暂退，由黎元洪出而代之，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袁再借英国的力量复出。孙中山获悉后，再次敦促陈其美：“沪事当发于袁退之前乃可。”

尽管孙中山一日三电，但陈其美与王统一策动上海海陆军起义的工作却始终未能奏效。陈其美想效辛亥之年的老故事，与李平书等上海资产阶级巨头联合在上海发动起义，但遭到委婉拒绝。李平书说：“余鉴于癸丑之役，极力劝阻。况三月底为南北钱业收账之期，一旦起事，地方不免纷扰，关系市面金融，于饷源亦大有妨碍。”陈其美在上海迟迟不能发动，孙中山于3月31日致电陈其美，对上海革命党人有所责备：“帝制取消，军心益振，而沪反因之观望，恐前联络之人皆多不实，故托此为辞，欲再得款耳。望兄详察，勿受其欺。”4月4日，孙中山又致电陈其美：“能动即动，若彼等政府成立，吾党外交更失地位。”此后几日，孙又一再致电陈其美，促其相机而动，切勿错过时机。孙中山并许诺：“若沪得后，可立致百万。”4月8日，孙中山又电汇陈其美11万元，并告以“切望佳音，行当率同志齐来”。孙中山急切希望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能有所作为，心情之急迫溢于言表，这无形中给陈其美等人施加了巨大压力。此时的陈其美缺兵少将，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收买政府军反正之上。

陈其美在上海束手无策，于4月中旬派杨虎、尤民等人赶赴江阴运动军队。当时驻江阴的部队是苏军第七十五混成旅。杨虎等人抵达江阴后，对部队策反相当顺利。4月16日，江阴驻军宣布独立，第七十五混成旅旅长方更生出逃，杨虎宣布就任司令官。4月23日，起义军在进攻无锡时，遭到卢永祥、朱熙等部优势兵力的阻击，起义军寡不敌众。26日江阴失守，尤民遇难，杨虎潜逃，起义失败。4月24日，孙中山电告陈其美：“前费巨款无效，不能昭信于人，无法再筹。军官索款，可许以事后倍给，事前毋轻掷。”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等由日本启程回国，在国内指导反袁斗争。行前一天，即4月26日，孙中山致电陈其美，称：“若沪、浙能入吾党范围，则大局可定矣”。遵照孙中山的指示，陈其美于4日底派中华革命军浙江司令官夏尔玙赴杭州，试图掌握浙江局势。但浙江宣布独立后，实权仍落入了浙江军界实力人物吕公望、童保暄、夏超等人手中。5月1日，夏尔玙在杭州为吕公望等人杀害，陈其美的图浙计划宣告失败。5月5日，陈其美又派遣数十名革命党人分乘汽船数艘，由上海驶抵吴淞口，企图袭击“策电”号军舰，仍遭到失败。姜永清、杜鹤麟等20余名革命党人被捕。至此，陈其美已束手无策，无法可想。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困于帝国主义的租界内，面对反袁大局也无能为力。

遇刺身亡

陈其美作为中华革命党在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始终坚持讨袁斗争，袁世凯对其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据《民国日报》报道，袁世凯政府在上海租界闸北专门设立了暗杀机关，专门对付陈其美及中华革命党人。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干部范鸿仙、夏之麒、张志刚等先后被袁世凯派出的密探刺杀身亡。陈其美更是他们要刺杀的首要目标。

袁世凯的密探加害陈其美的企图已是公开的秘密。革命党人均为陈其美的安全担忧，劝他出入时绝对要慎重。但陈其美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丝毫不以为意。他对进言的周佩箴说：“佩兄！我们革命党本是抱牺牲主义的，何畏乎暗杀？现在本党士气颓唐，若我被暗杀，本党士气，一定可应时振作，同志一定奋力除奸，则死了一陈英士，一定可产生千千万万陈英士，对于本党国家前途，非常之好。”

由于陈其美的疏忽大意，终于中了袁世凯爪牙的毒计。原来，袁世凯派来对付陈其美的密探许国霖、程子安、朱光明等获悉陈其美经济困难，急需筹措一笔经费时，当即将计就计，他们虚设了一个所谓的“鸿丰煤矿公司”，收买革命党的叛徒李海秋、王介凡出面，向陈其美诡称“鸿丰煤矿公司”拟将一块矿地向日商典押借款，他们请陈其美介绍一个日商，他们答应事成之后可将借款的四成作为介绍费送给陈其美。陈其美正因筹款无着而发愁，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李海秋等设下的毒计，当即欣然应允。民国五年（1916年）5月18日，是双方约定的签字日。这天，袁世凯的特务爪牙许国霖、程子安和叛徒李海秋、王介凡偕同日本商人，分乘马车来到萨坡赛路14号。事先程子安等已令王殿章、任子广、王润甫、王子连和潘甫庭等杀手手持短枪、石灰包等埋伏于各路口。并派杜福生准备了汽车、马车，准备在行凶后脱逃之用，派宿振芳在弄堂口望风。在一切布置妥当后，程子芳来到萨坡赛路14号，陈其美在底层客厅与他们见面。这时，李海秋借口合同底稿没有带来，要回去取。李刚走出门，程子安等特务即拔枪向陈其美射击，陈的头部连中数枪，倒在血泊里，当即牺牲，年仅38岁。吴忠信、邵元冲、丁景梁、余建光等革命党人听到枪声，急忙冲了出来，凶手举枪狂击，脱门而逃。凶手许国霖刚想坐黄包车逃逸，被一工人推翻车子，当场抓获。在弄堂口望风的宿振芳也被捕获。叛徒王介凡被乱枪打死，潘甫庭受伤，后死于医院。

有关陈其美遇刺案的黑幕，始终没有充分暴露。在法庭上，宿振芳供认，“程子安奉张宗昌命令，暗杀陈先生。”许国霖则供：“程子安本为张秀全、韩恢、胡侠魂等部下。”张宗昌原为胡匪头目，辛亥革命时为革命党人招进革命队伍，所部调上海时，归沪军都督府指挥，因此也算是陈其美部下。后因张部纪律不好，调赴徐州，整编后属第三师冷遹所部。二次革命中徐州之战，袁世凯政府军收买徐州土匪袭击讨袁军后路，而土匪则买通张宗昌部不战先溃，迫使讨袁军全线后撤。兵退浦口后，张宗昌以第三师名义向政府军接洽投降，调转头来进攻南京的革命军队。此时，又参与策划了暗杀陈其美的暴行。张秀全身份不明，而韩恢、胡侠魂则都是“铁血监视团”成员。他们的部下程子安参与了刺杀陈其美的罪恶活动。如此看来，陈其美与宋教仁一样，是被参加过革命，而后被袁世凯收买的会党分子所杀。

孙中山闻悉陈其美遇害的噩耗，极为震惊。他不顾自身的安危，立即亲临现场吊视。孙中山说：“敌人这样凶残，我们一定要唤起全国民众革他们的命！”并手书““失我长城”以挽之。

当天晚上，蒋介石将陈其美的遗体移到其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一号寓所。20日午后6时入棺成殓。孙中山因不便亲临，特致函陈氏家属以示哀悼，称：“英士兄惨遭变故，文不便亲临致奠，益增哀悼。此案关系至重，不能不彻底穷究。而文亦详悉内容，以便设法对付。”蒋介石以盟弟的身份写了一篇十分哀痛的《祭陈英士文》：“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

陈其美遇难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多得难以数计，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陈氏的悼念之情。与陈其美关系一度紧张的黄兴在获悉陈其美遇难后，立即给孙中山发来唁电说：“惊闻英士兄为奸人所戕，旧同志健者又弱一个，极为惨痛。共和未固，遽失长城，我公哀念可知。仍望接厉进行，同慰先烈。”

陈其美的灵柩于5月27日移寄上海法租界打铁浜苏州集义公所暂厝。6月6日袁世凯暴卒后，祭悼陈其美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8月13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伍廷芳、唐绍仪、温宗尧、王宠惠、章太炎、吴敬恒、张继、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柏文蔚、钮永建、张人杰、于右任等63人发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隆重举行“陈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后殉国诸烈士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外知名人士及各界来宾计三四千人。孙中山因病未能出席大会，由黄兴主持仪式，并致词。黄兴指出：“有诸烈士之牺牲其身，而后能再造民国；今后亦须有牺牲之精神，而后能使民国巩固。”杨庶堪宣读了由孙中山领衔的《祭陈英士及癸丑以来殉国烈士文》，对二次革命以来在反袁斗争中死难的烈士表示了深切怀念。

身后荣辱

民国五年（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上海。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医院。为表彰黄兴、蔡锷建立共和、维护共和的丰功伟绩，被袁世凯非法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复会后，即决定仿照外国的做法，以国葬仪式来安葬黄、蔡二人。孙中山闻悉后，于11月20日与唐绍仪联名致函北京政府各总长各议员，要求对陈其美一并予以国葬。12月18日，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国葬法》。12月22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国葬黄兴和蔡锷。随后，国民党籍的众议员叶夏声在国会提出议案，“请以国葬之礼施诸陈英士君”。但由于研究系的阻隔，孙中山国葬陈其美的提议最终未能通过。

国会否决陈其美国葬的议案后，孙中山便发动中华革命党人集资安葬陈其美。经过各方努力，终于将费用筹齐。民国六年（1917年）5月1日，孙中山、唐绍仪、章炳麟、谭人凤、孙洪伊、李烈钧、胡汉民、朱佩珍、张人杰、王震等以主丧友人资格与陈其美亲属联名发布陈其美举殡讣告。5月13日，陈其美的灵梓被运回湖州原籍安葬。18日上午10时，在湖州东门外岘山举行了隆重安葬典礼，由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特派代表胡汉民主祭。

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18日，国民政府专门在上海举行了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来发表演说，称：“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国民政府有关方面在杭州西湖边上树起了一尊陈其美跃马扬鞭的铜像。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国务会议通过“六先烈国葬案”，决定将柏文蔚、陈其美、张继、郝梦龄、李家钰、覃振六人予以国葬。

主要影响

陈其美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做出过以下贡献：

一、作为辛亥革命时的沪军都督、中国同盟会骨干，陈其美曾参与推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二、袁世凯上台后，陈其美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是其最主要的助手，曾策划一系列反袁军事行动。

三、支持孙中山革命。从支持孙中山的角度而言，陈其美是孙中山最坚定的追随者，助建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取代黄兴成为孙中山反袁斗争的重要助手，筹集巨款全力支持。

四、陈其美曾多次在江浙沪、北京、天津、山西乃至东北联络会党、组织起义，他在上海组织沪军都督府，通过这一机构在政治、社会运动各方面发挥作用。

政治

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政权，在它存在的十个月时间里，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涤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痕迹，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新的统治秩序。

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尽行豁免一切恶税。其具体措施是：（1）除盐、酒、糖各税捐外，所有统税关卡，一律永远裁撤。（2）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3）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4）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5）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

（二）维持市面。陈其美在致上海市总商会的照会中宣布：“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本军政府用特收回自保，要使中外侨民，安如磐石。久稔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遍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须知此起义，为吊伐而来，师到这处，一草一木，秋毫无犯。商仍为商，工仍为工，幸勿虚事张皇，致碍贸易，无任盼祷。”随后，又发出了《各安生业开市贸易告示》，宣布：“所有本埠居民人等，俱可各安生业，开市贸易。”

（三）稳定金融。在《完全担保信成银行钞票告示》中，陈其美宣布：“照得本军政府自管理上海以来，首重维持市面，而以流通金融为第一要义。近来上海市面恐慌，达于极点。然目前急救之法，惟有流通钞票，使全市行用，方可补救。”

（四）拆除城墙。上海光复后，绅士姚文枬等以城墙阻碍商业发展为由，呈请拆除上海城垣，改建宽敞马路，以振兴商业。陈其美接呈后，当即批示：“拆城为振兴商业之基础，所见极真，应即照准。”

在社会习俗改革方面，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通令剪辫。清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采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这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武昌起义后，各地群众自发起来剪掉辫子。1911年11月10日，陈其美发布《剪辫告示》，“剪去辫发，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头颅。……仰各团体苦口实力，辗转相劝，务使豚尾悉捐，不惹胡儿膻臭，众心合一，还我上国衣冠”。

（二）禁吸鸦片。1912年2月20日，陈其美发布《禁吸鸦片告示》，严禁吸食鸦片。

（三）禁止赌博。赌博亦是旧中国的一大陋习。按照惯例，在清代，旧历春节至元宵前，民间即开场聚赌，危害很大。1912年2月21日陈其美发布禁止赌博告示。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力量的弱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可能也不敢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以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同样也不敢触及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在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方面，陈其美多次发布保护外国人利益告示，还明令禁止在租界和外轮上搜捕逃犯，禁止军人持枪进入租界，甚至因徐家汇一带时有外人往来，陈其美亦禁止华人进入，以免误会，等等。

陈其美虽然不敢反帝，但对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压迫的弱小民族还是非常同情的。据陈果夫回忆，1912年间陈其美在上海与朝鲜志士组织了一个名叫“新亚同济社”的秘密结社，该社的目标是谋朝鲜独立。陈其美担任该社监督，在物质上、精神上均给予了支持。另外，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回忆，他于1912年2月下旬，到南京求见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谈及援越事。在路过上海时，也拜访了陈其美，他说：“陈（其美）豪侠慷慨，……以四千元相赠。……遂给予以军用炸弹三十颗。余所挟义以来希望，至此粗慰。”

军事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立即着手建立一支由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此，陈其美于1911年11月11日发布告示，宣布将保卫地方事宜计划归民政总长李平书办理，以便自己一意编练军队，筹划征讨大计。沪军机关成立后，上海各界群众踊跃报告参军，出现了“争先恐后，人心欢跃，亘古罕闻”的动人景象。招兵名额很快满员，前后招兵3万余人。到1912年2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将全国各军编成建制，军队亟应调查明晰，预备划分管区，以期统一而免分歧。陈其美派出的援宁沪军与赣军一部合编成陆军第七师，以洪承点为师长，驻南京；另一部沪军与防营合编为第十六师，师长顾忠琛，驻镇江。驻防上海的沪军改编为2师1混成旅，即第十师（师长吴绍璘）、第二十三师（师长黄郛）及混成第三旅（旅长不详），总兵力约有2万余人。

为了整顿军队纪律，陈其美发布了一系列极为严厉的军律军规，计有《军律十条》《赏例八条》《惩罚令二十七款》《军机律十条》《逃亡律八条》等。如《军律十条》即规定十种情况一律处以死刑：违抗上官命令者，处死刑。扰害闾阎，奸淫掳掠者，处死刑。奔投敌人营及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盗卖军用品者，处死刑。泄漏军情及散布谣言、摇惑军心者，处死刑。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处死刑。未奉命擅自进退驻防守不严妄自惊扰者，处死刑。愤争私闹而擅用枪械者，处死刑。加害外人生命财产及扰害公共治安者，处死刑。招摇撞骗及借端聚众滋事者，处死刑。这些严刑峻律，对保证良好的军纪具有重要作用。

经济

养兵就需钱，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宣布废除了清政府原来的苛捐杂税。上海的海关关税本来可以成为沪军都督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愿看到革命党人将关税用于支持军事活动或者应付叛军政府其他迫切需要。因此，一反过去将关税存在中国的银行的惯例，强行改由外国人直接掌握。前清上海道台保存的库银和证券，也被带到租界，虽经陈其美派人交涉，仍遭领事团的无理拒绝。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干涉，陈其美又不敢采取断然措施。这样一来，陈其美所能得到的，就只有上海租界盐栈每月8000元的收入。这区区收入，对于沪军都督府浩繁的支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陈其美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寻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即与上海资本家，特别是浙江湖州籍和宁波籍的资本家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上海信成银行经理沈缦云等还参加了同盟会。上海光复后，上海资本家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给予了有力支持。光复前后，9月13日、14日两次所发的军饷，大半由上海信成银行、四明银行发出。沈缦云、王一亭、朱葆三、虞洽卿等均垫支了大额军费。据统计，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累计向商界共借款366万两。

第二，筹办中华银行。1911年11月11日，陈其美宣布“创设中华银行，以为整理财政之枢纽”。中华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南市，分行设于北市。股本金定为银洋500万元，分为100万股，每股5元。公股、商股各占一半。商股向社会公开募集。中华银行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经理国家所有一切税赋饷项，同时兼理沪军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公债票等业务。设立银行的资本金，陈其美除了向各方筹集外，还希望得到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等人的支持。11月18日，陈其美通电公推张睿为两淮盐务总理，希望以此换取张的支持。但张誉等立宪派头面人物别有所图，不肯真心与陈其美等人合作。筹集不到资本金，陈其美不得不发行大量没有准备金的公债票和军用票，以救一时之急。陈其美还一再通令中华银行所发行的公债票及军用票一律通用。

第三，向社会各界募捐。1912年12月1日，陈其美公布了募捐规约和募捐办法。经陈其美批准，广肇公所、光复军第四营梁少文、林檀浦、军事募捐团、女界协赞会、女子军事团、龙门师范附属小学、协盛和柴炭号、三和新煤号、绸业董事汪思敦、上海商民术减房租联合会刘昌君、仁和号魏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等数十个团体和个人取得了募捐资格。沪军都督府也设立了中华民军协济总会，总会设在上海英租界江西路60号，由陈其美负责，成员有姚勇忱、沈虹斋、蒋介石、虞洽卿、黄梦九、邬振责、贾子和、张公威、马季常、陆兰修、王季高等大约60人。募捐对象为前清官僚拥有巨款潜居上海的，或者是各地奸商土豪居住上海的，经过总会和分会联系调查后，向他们动员募集军饷。如有抗拒情形，即行逮捕，押缴募集的款子，由总会上交沪军都督府，作为革命军的军饷。在募捐过程中，恫吓勒捐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人甚至借军政府筹饷为名，设立拼死团名目，向殷实绅商量入财产多寡勒捐巨款，并以炸弹手枪恫吓。甚至在公共租界，也有人自称民军用恫吓手段勒令富户捐助军饷情事。不仅引起上海公共租界领袖总领事的抗议，甚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不得不出面干预。为此，陈其美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恫吓勒捐，并且声明，一经拿获，将“从重治罪，决不稍宽”。但收效甚微。

募捐运动，搞得沸沸扬扬，但成绩却并不理想。当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南北议和开始时，陈其美即于1912年2月21日宣布停止劝募军饷，并取消一切募捐团体。据统计，到1912年9月，各界募捐总额只有57万两。但另一方面，陈其美手下良莠不齐，特别是他重用的那批会党头目，在辛亥革命后坐江山、挥霍享受的习气确实比较突出。连邵元冲写的《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也承认：“他部下有几个不良分子曾攫得多金。”由于种种原因，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始终没有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军饷只发到1912年3月，4月份以后即欠发。

历史评价

孙中山：①民国长城、民国起义首功之人。②呜呼！英士。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唯殇于国，始与天通。亡清季年，呼号奔走，濒死者三，终督沪右，东南半壁，君实锁钥，转输不匮，敌胥以挫。孤怀远识，洞烛奸宄。好爵之縻，避之若浼。贼恶既淫，更张义师，奔虽云殿，自讼责辞。惩前毖后，文厉主张，彼惎文者，缪诋为狂，君独契文，谓国可救。百折不挠，以明所守。疾疢弥年，未偿逸暇，我志郁伊，赖君实笃。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弗瞑目，曾不愈月，贼忽暴殂，君傥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呜呼哀哉！尚飨！（《祭陈英士文》，1916年5月19日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③平生事功，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卒以身殉，死义甚烈。（《致各总长各议员函》，1916年11月20日）

朱宗震：蔡元培说过，陈其美可以和历代侠士齐名列传，称得上是民国第一豪侠。众所周知，辛亥革命过程中，会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会党领袖就是传统习惯上所说的江湖义士、绿林好汉。陈其美立志革命之后，就从事运动会党，他的豪放、泼辣的品格，使他在驾驭会党领袖时，能够得心应手。然而，会党毕竟是落后的社会组织，会党领袖同样可以被执政的统治者所收买，陈其美也终于被会党分子所暗杀。同时，陈其美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品格，他是商人之子，他自己也在商界服务，因而和新兴而微弱的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因为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也因为资产阶级的背弃而惨遭失败。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峥嵘特异品格的英雄。（《一代豪侠陈其美》）

岑春煊、李烈钧、方声涛、林虎、张开儒、章士钊、高尔登、文群、杨永泰、程子楷、李根源、曾彦等电合挽陈其美：伤健翮之先摧，凛存肩于后死。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挽：陈公英土，民国殊勋。锐意除奸，终罹毒手。学界哀愤，誓歼国贼，早慰英魂。

浙江参议会全体议员合挽：十年奔走，缔造共和。伟烈丰功，焜耀中外。

叶独醒挽：忠心贯日，义气干云。

张翅挽：英士先生为国奔走，艰苦备尝，数十年如一日。不图国难方殷，将星遽坠。公义难忘，私交尤恸。

王文庆挽：陈先生英士，奔走国事垂数十年，备历艰辛。正期大就，何图猝为贼戕，坏我长城。

邵元冲：他生平不知道有所谓艰难挫折，总是前进，总是奋斗。

有的研究者认为陈其美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早年赴日留学，主要是出自对自己职业的不满，想另找出路；民国初年占据上海都督职位后，“逐渐暴露出他的恶劣倾向”，“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为派系权力之争，杀了陶成章，挤走李燮和。同时，“把附和革命的立宪派人物当成了盟友”。清帝退位后，认为革命已经过去，幻想从事“实边建设”，宋教仁被刺后，与另一些党人反对孙中山武力讨袁的意见，主张法律解决。民国三年（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对入党仪式，“陈首先赞成，对不赞成者就攻击，竟至不顾大局，挑拨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把陈其美归入流氓政客当都督一类之中。

多数研究者则认为陈其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家。赵矢元、姚全兴、钟甫平等指出，陈其美始终是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陈其美不仅积极投入长江一带的革命活动，而且成为实际领导者，在组织、军事、宣传和准备起义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都督的沪军都督府作为上海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不仅在辛亥革命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而且在上海地方史上也有其一席地位”。纵观陈其美的一生，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瑕不掩瑜，功大于过，是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赵宗颇也认为，陈其美参与建立中部同盟会，决不是分裂行为， “而是有助于革命的义举”；他任沪军都督后，再没有涉足花街柳巷，而“从早到晚，不是处理政务，就是参加会议”。总之，陈其美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历尽艰险，以身许国，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孙中山赞许他“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

轶事典故

豪迈侠气

陈英士自称书生，“其美一书生耳”，却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英士有一口头禅：“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他给人题词书赠总爱题写壮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

生活简朴

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外界传言他举动豪侈，挥金如土，并累积了数百万元之家产。但据熟悉陈其美的人称，陈治家甚严，自奉甚俭。担任沪军都督时，其公馆只是两幢简陋的房屋，其夏季服装只有炎青色生丝长衫和生纺长衫各一件，两件衣服轮流穿，且皆是半旧。身为都督，夫人且亲自洗涤衣服。由于陈其美不事积蓄，当“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东京时，经济上即发生了严重困难，常常身边只剩下几角小银圆。到陈其美遇难时家无余资，夫人和小孩的生活都几乎不能维持，后来，由革命同志设法才解决。

查禁假钞

1911年11月3日，上海全境宣告独立，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

同年11月21日，“中华银行”在上海南市开业。当天，冠名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纸币正式面世，进入金融流通，可以在申城的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

然而，军钞顺利流通数个月后，翌年春末，上海市面上发现有伪造的“军钞”在到处混用。这不免引起人们的惊疑和恐慌，各种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动摇，流通“顿陷阻遏”。陈其美接到报告。事关重大，他立刻指示军政府财政司会同治安机构，对“假军钞”的来历展开侦查。由于作案者十分狡猾，形迹诡秘，侦查线索迷茫。

就在这当口，一件来自湖州军政分府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其美的案头。原来，上海的“假军钞”竟已扩散到了浙江地面。5月21日，一个名叫陈燮三的男子，在湖州以大笔假钞购货，被商号识破，当场扭执报官。据该男交代，他系受人指使，潜来湖州“混用”假钞，已陆续流出一千多元；之前，则与同伙在上海多处作案，经手“混用”假钞逾二十万。而他们那帮团伙的主谋，便是隐居于沪东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当时属英租界区）钱业会馆对门2007号的陈少春。

这件密函于6月2日清早送达，对于陈其美，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他当即命令军政府的侦缉科员，将案情火速通知“汇司捕房”，要求对方派人，一同前往铁马路捉拿陈少春。凑巧的是，中西侦探一行，半道上恰好与陈少春迎面相遇，逮了个正着。众人来到陈宅，正欲实施搜查，神色阴森的陈少春却掏出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已入籍英国，依照租界规矩，“非经英领事签字认可，华探不能搜问”。几个西探见情，立马改变态度，主张推延搜查并带走陈少春。军政府的侦缉科员也只得暂且退出陈宅，先去交涉“领事签字”——当天，又凑巧是星期日，驻沪领事团无人办公。转天，待侦缉科员们拿到“签字”、再度进入陈少春住处，哪里还搜得到一星半点“假军钞”的赃迹？

陈其美对此的反应相当果决。他一边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严正照会“会审公廨”（租界审判机关——作者注）：强烈要求会审官“迅将陈少春传案讯明，追惩罪责”，如需陈燮三到堂对质，军政府将随时派员去湖州押来；一边，又指令财政司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凡有零散假钞流回银行，一律加盖“伪票”的印戳给予销废，以防再次流入市面。几天后，鉴于市面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陈其美拍板：干脆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所有“军钞”，全数收兑，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假钞之贻害”。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则6月11日的上海军政府公告。

民国元年，陈其美在申城禁治“假军钞”，整个事件从风起青萍到基本平息，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由于陈的当机立断、一场极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进而祸殃民众、危及社会稳定、毁损新生共和政权公信力的“假钞”风波，得以及时、快速、有效地消弭。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辛亥元勋的非凡识见与才干。

杀害陶成章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由于多年不辞劳苦奔走革命、多次或策划组织武装起义，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陶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当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交予蒋介石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他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民国元年（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蒋介石睁开眼，却意外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其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丧九泉。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 “非常痛悼”，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民国元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蒋介石之师

在日本学习期间，据说有一次，陈其美早晨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町散步。走到一处小树林边时，忽然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舞剑。陈其美见到那青年长方脸、直鼻梁，面貌生得很英俊，立即产生了想跟他结识的想法，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军事，是浙江奉化人，名叫蒋志清（即蒋介石）。这时的陈其美已经是同盟会员，他看到蒋介石机灵英武，又是浙江同乡，学的是同盟会中人才缺乏的军事，更产生了与之结为知己的想法。于是陈其美与蒋介石的交往日益亲密，蒋介石经常去陈其美的住处谈话，陈其美对他越来越另眼相看，倍加亲密。这两人相处，就如同兄弟。不久，陈其美便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盟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正是靠陈其美起的家。陈其美回国以后，跟随孙中山活动，不久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正是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基础。

蒋介石一生对这位年长十岁的良师益友的知遇之恩始终铭感不忘，在陈遇难之后，曾自称为“陈（其美）烈士的化身”，又说“没有陈（其美）烈士就没有国民党”。陈其美的挚友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均成为蒋氏政权的中坚，陈其美侄儿果夫、立夫兄弟也深获蒋介石的信任。

人际关系

祖先

陈其美的祖先，原出河南陈州，后辗转南迁阳武、颍川等地，至胡公满第78世孙陈缜时，迁居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在湖州府城东南约50华里，为湖州陈氏东林支始祖。传至第17世祖陈应恪，于明末从东林山迁居湖州府城，先卜居于湖州城内天宁寺前的鱼斗亭，陈其美为东林支的第26世孙。

祖父

陈绚，是个乡绅。

父亲

陈延祐，在本地经商。

兄弟

陈其业（1871年—1961年），字勤士。陈立夫陈果夫父亲。光绪十三年（1887年）秀才。后来被推为吴兴商会会长、电灯公司经理。1947年国民党选伪国大，被选为伪国大代表。1949年逃往台湾，死于台湾。

陈其采（1880年—1954年），字蔼士。光绪末中秀才。选拔赴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留学三年，返国充湖南陆军镇协统。革命军起，吴禄贞剌死，被嫌疑。光复后回乡不出，后应北京总银行之招，北上当总行文书组长，调浙江分行行长。北伐胜利，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江苏海关监督，国民党主计处长。1949年逃往台湾。

妻子

姚文英，两人于1901年结婚。姚文英于1961年10月9日在台北病故，终年83岁。

儿子

陈祖华，1913年11月出生，系小妾田氏所生。

陈祖和（一作陈祖龢），1915年2月13日出生，系日本女子神谷山所生。

侄子

陈果夫（1892年—1951年），原名陈祖焘。早年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随其叔父陈其美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1945年起任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和中央合作银行行长等职。早在北伐战争时，就与陈立夫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先后建立中央俱乐部（即CC）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等特务组织，残酷镇压革命活动。后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死在台北。

陈立夫（1900年—2001年），原名陈祖燕。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机要秘书。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同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人物争议

陶骏保被杀原因

关于陶骏保被杀的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争论。陈梅龙认为，陶骏保“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匹害群之马”，陈其美杀他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莫永明不认同陈梅龙的说法，认为江浙联军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陶骏保被杀的真正原因。吴讱则认为，徐绍桢和林述庆的矛盾是陶骏保被杀的原因，徐绍桢在这起冤案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主谋”。盐城师范学院的葛鹏则认为陶骏保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代表同盟会利益的陈其美想要铲除影响同盟会发展的光复会势力。

陶成章案幕后主使

陶成章遇刺案发生后，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就直指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黄兴为陶案的主使人。但孙中山、黄兴主使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主流学术界从来没有人采纳过这样的说法。只有个别学者采信，如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

主持刺杀陶成章的是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这点没有疑义。长期以来，学术界主流的说法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杀了陶成章。周恩来也明确说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繁荣革命果实”。

蒋介石的溪口同乡兼早年同学杨志春在一篇回忆文章则说，是黄郛指使蒋介石刺陶。而蒋介石在事后写的《中正自述事略》中则说是他自作主张刺杀陶成章，后来毛思诚编辑的《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完全采纳蒋氏自述。张学继通过考证认同此说，他认为陈其美主使说也只是一种猜测，并无任何实据，只能说是陈其美授意或者说指使的嫌疑最大。

后世纪念

墓址

陈英士墓坐落在湖州市岘山南麓，面迎碧浪湖。墓道入口处立有一石坊，镌刻有孙中山亲笔书写的“成仁取义”四个大字。墓共三层，石栏曲折，拾级而上，四周刻有孙中山、黎元洪、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居正、吴忠信等名人的诗句。墓碑“陈公英士之墓”为孙中山之手笔，墓碑前有两根大石柱，则分镌着陈其美生前自撰的联语：“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拨款重新修建了陈其美墓。后来，因长年失修，到“文化大革命”时，陈其美墓遭到破坏。1984年3月，当地政府又拨专款按照民国二十年（1931年）重修模样，修复了陈其美墓。新修复的陈其美墓，墓顶雕刻着国民党党徽，墓前竖着刻有孙中山手书的“陈英士之墓”的花岗石墓碑。中央平台上的花岗石石壁刻着“孙大总统诔辞”，叙述陈氏生平事迹。墓道长201公尺，宽12公尺。墓门中心横匾是孙中山手书的“成仁取义”，左边横匾“浩气长存”为林森手书，右边横匾“精神不死”为蒋介石手书。石柱上刻着两副对联。其一为于右任手书的“春睿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其二为蔡元培手书的“轶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洵是鲁连子房一流”。

文献资料

陈其美去世后，国民党有关人士编写了《陈英士年谱初稿》，何仲萧编辑整理《陈英士先生纪念文集》，该文集收录了陈英士个人遗墨、照片、书信、文章，及各界纪念陈英士的相关文献资料，内容全面、丰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浙江省通志馆编写了《陈英士生平事略》。

纪念塔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18日，陈英士纪念塔在上海举行开工典礼，党政要员张群、黄郛、陈果夫、杨永泰等亲临现场。纪念塔于当年完工，矗立于上海闹市区五角场。

道路

为了纪念他，上海曾有两条“其美路”（现四平路、四平支路），有“英士路”（今淡水路），1949年以后，英士路、其美路更名。

邮票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间，民国政府发行了陈其美纪念邮票。

学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浙江省政府开始筹备创办省立战时大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正式建成。为纪念陈其美，也为以先烈精神激励民众努力抗战建国，学校定名为“英士大学”。

故居

陈英士故居在过去的湖州府学前五昌里，即现在广场前路南、湖师附小北侧与东侧北端处。浙江省湖州市政府自2008年开始修缮陈英士故居并建立纪念馆。陈英士纪念馆除大量运用传统表现手段外，还创造性地使用了二维造景、湖州传统版画、族表墙和时光隧道等多种展示方式，对故居进行空间重组，把它们分割成不同的展厅，变成陈英士一生不同阶段的对应物。

纪念活动

1986年和1999年，史学界两次在浙江湖州举行陈其美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17日，上海中山学社联合上海市历史学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上海社科院召开“纪念陈其美学术座谈会”，陈其美长孙陈泽祥、陈立夫儿媳林颖曾及沪宁两地2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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