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庸

宋代官员

1120年～1194年），字时中，出自仙居县清口园陈氏，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为吴芾弟子，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历任湘乡县、宁乡县主簿、南昌县县丞、高安县知县、常州知州，为官廉洁，卓有政望，陞太府少卿、中书省检正诸房公事，迁抚州知府、提举常平使，济民有功，任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御赐名号「诚斋」，担任江西四路提点刑狱公事，工作高效，积劳成疾，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二十日病逝于江西吉州吉安县馆驿，享年74岁。朱熹作挽诗，朝廷敇封为「特进」，令礼部赐谥号「文忠」，钦命礼部「御奠」，御葬于仙居县三十二都李回山白云庵之原。

人物生平

求学义塾

陈庸两岁丧父，十五岁丧母，然而陈庸天资聪颖，敏而好学，少年时曾跟从乡贤名儒吴芾、方斫游学，一度负笈求学皤滩古镇的方氏义塾，逐渐开始显露才华。

绍兴二年（1132年），陈庸13岁，初到皤滩求学，追随当时方氏义塾的创办人方斫。凭着刻苦的钻研，陈庸在一众学子中脱颖而出，地方志称「从乡先生方斫游，斫奇之」。

在此期间，陈庸认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仙居乡贤吴芾，吴芾历任监察御史、绍兴知府、龙图阁直学士。吴芾家在田市吴桥，距离皤滩与县城中间，比陈庸年长16岁。绍兴二年（1132年）陈庸到方氏义塾求学之年，恰巧是吴芾考中进士，官秘书正字的那一年，而后因揭露秦桧卖国专权被罢官回家。方氏义塾创办者方斫和吴芾系旧交，继而引见得意门生陈庸给吴芾认识。在这以后，吴芾和陈庸亦师亦友，成为一生挚交。

初入仕途

「少治《春秋》」研习传统儒学的陈庸开始走出仙居县，离开家乡，进入台州府府学，在府学殿堂里，陈庸继续保持在皤滩求学勤奋刻苦的劲头，由于学业出色，被台州府「宾贡」于临安（南宋都城）太学。所谓「宾贡」是指古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推举人才时，待以宾礼，贡于京师，成为「博士弟子员」，也就是成为太学生。博士弟子员学习至一定年限，经考核，一般可在任郡国文学的职务，优异者可授中央或地方行政官。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陈庸考中进士，时年31岁。赴湘乡县担任主簿，主簿是知县的「佐贰」（辅佐人员），地方政府的事务官，一般管理钱粮税赋。北宋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规定县官的定制：「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主簿、尉，凡3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1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由此可见，不管人多人少，大县小县，基本上主簿这个位置都还是需要设置的，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主簿管理的是皇粮国税，这个位置重要，其他的还可以勉强迁就，这个位置却断断省不得。

　陈庸是于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为人谦逊有礼，干活用心，肯动脑子，显示出不凡的潜质。湘乡县衙门里的人都很中意他，临近年底张罗着联名举荐上报给地方安抚使。陈庸知道后，婉言谢绝。

湘乡县这个地方位于湖南中部，古称「龙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环境挺好。然而一直没有推荐上太学读书的指标。宋制规定，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才能入读，比如「宾贡」也是其中一种推荐形式。然而，连续多年这个地方都没有推荐指标，严重挫伤当地读书人的积极性，

陈庸利用自己曾经太学生的人脉资源，请求任职于礼部的同学帮助沟通解决。礼部是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的官署。这样一来二去，事情就有了结果，当年争取了5个推荐名额，后来这5人中间有两名考中了进士。不仅湘乡县读书人对他感恩戴德，就连知县也十分器重陈庸，倚为得力干将，遇事总要和他商量再做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隔壁宁乡县的新任县令缺乏经验，亟需人才，一纸公文将陈庸调往担任宁乡县主簿。临别之际，湘乡县令叹息着说，陈主簿离开湘乡，我再没有更好的帮手了。

　宁乡县取意「乡土安宁」而得名，治邑于三国时代，建县于北宋。陈庸转任宁乡主簿，依旧兢兢业业，不辞辛劳，辅助县令，很快就打开工作局面，一个月后「境内称治」。当时，南宋威武军节度使刘琦（与韩世忠、岳飞等并称中兴名将）按抚视察过境，特别留意杰出人才，当地官员将陈庸推荐上报。不久，陈庸转任南昌县县丞。

仕途遇挫

南昌县县丞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于陈庸本人及其陈氏家族，有不可低估的客观影响。当地行政长官，南昌府安抚使「命公受民所输军士之衣」，交给陈庸一项购置军衣任务，去民间采购士兵军衣，要求「以纸钱市簿鲁」，即以纸币支付给百姓，而且「高其估，强其民使售」。说白了，就是人为操纵纸币的购买力，甚至于强买强卖，与民争利。

纸币始于北宋，流行于南宋，属于货币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后人考证，南宋地域虽小，人口也有6000万，其收入反而高于北宋，充分显示了南宋经济的繁荣。然而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如此背景下「高其估，强其民使售」显然不那么厚道，而且与民争利的事情已经触及到陈庸的道德底线，与他平生遵循的为国为民的理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

陈庸拒不领命，并向上司坚持自己的观点「民失所望，不可」，即我们为政主事可不能让民众失望！正是这样不合作态度触怒了地方长官，你不行还有其他人，南昌府衙门随即另派他人经办，把陈庸晾在了一旁。陈庸反省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得其职，则去」，既然我干不了这工作，与其内心受煎熬，那还不如离去，就这么坦坦荡荡地辞官归田园。这是他仕途经历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建立书院

在外漂泊多年，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建书院，碧栖堂书院，位于南峰山下。

细数陈庸这些年的人生经历，从仙居———临海———临安———湖南———江西，关山万里路，最忆是故园。看得出，年少时候方氏义塾，从乡先生方斫游的求学经历成为萦绕陈庸一生的美好回忆，此番回家重游皤滩方氏义塾，再与方斫等师友叙旧，自然十分痛快。叙旧之余陈庸更加意识到学院系统教育的重要性，儒家微言大义应当以某种形式进入子孙后代的启蒙教育和养成教育。

在方斫等人的启发之下，承载着方氏义塾（桐江书院）及陈庸育人理念的碧栖堂书院成立了，这或许是方氏义塾（桐江书院）办学模式被借鉴推广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时至今日，碧栖堂书院在历代仙居县志中均有相应的记载，一批仙居俊彦集结在南峰山下碧栖堂书院，然后大步流星衣袂飘扬地踏上南宋中后期的历史舞台。

陈庸用心经营碧栖堂书院，寄予了太多个人的感情因素，期望从碧栖堂书院走出的学子能够品学兼优为国效力。陈庸十推崇程朱理学，与朱熹的交往密切，不但将方氏义塾的办学思路纳入新办的学院，而且将程朱理学许多理论阐述作为必读科目进行传授。

不仅如此，陈庸还规定将白水先生编纂的学术著作作为范本。白水先生就是刘勉之，南宋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朱熹的老师兼岳父，一生不仕，闭门讲学，是从二程之学发展到朱熹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勉之交游海内名士以后，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其理论特别注重「克己」，教授诸生「训以为己之学”。主张「取人『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则通习世务』」。为学重视「前代治乱兴衰」，以补时用。主要弟子有朱熹、吕祖谦等。

陈庸并且着手自编碧栖堂书院校本教材。这一份带有陈庸理想温度的陈氏教材最终面世，有着鲜明的理学思想印迹，以此教育陈括、陈愿、陈章、陈拱四个儿子，而且延续至陈光、陈廷兰、陈仁玉等后代子孙。

再入仕途

赋闲在家的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充实。陈庸一度醉心于自己办学育人的事业，远离尘嚣，回归家园，往来交游多师友，无案牍劳形公务繁忙，一生可能就这样了，然而世事变幻难料，最后还是从书院里走了出来，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其缘由是同一路的安抚使和转运使两位长官，基本上势均力敌，而且在对待陈庸的态度方面就不尽相同。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的一级监察区，一般设置了提点刑狱使（简称宪司），总揽司法和监察，安抚使（简称帅司）主持军事，转运使（简称漕司）专理财赋和民政。安抚使一般以知州、知府兼任，位高权重，而转运使掌握地方财政和民政，在监司体系中同样很重要。

这一次，缘起一级行政区转运使的赏识，才有了陈庸的复出。转运使认准陈庸是个可造之材，果断出手将陈庸任命为江西南城负责财赋征收的转运司官员。这一项任命却惊动了安抚使，并且让安抚使陷入对往事的后悔，开始对陈庸有了新的认识，在取得共识的情形下放手让陈庸在新岗位上好好施展才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大上司的刻意培养进一步造就了陈庸廉官能吏的好名声。

当时南城县监狱人满为患，陈庸到任时发现，南城衙门里面满满排列着各类刑讯审问械具，而且受刑讯问的犯人还真不少，都是当地人，拖欠皇粮国税的百姓。陈庸「恻然曰『彼诚何辜』」，同情地说他们实在又有什么罪呢？一番深思熟虑后，就在公文钤上官印，下令全部放掉回家。命令一出，数百人在审的犯人欢呼离开。当地官吏害怕担责，随即将这起事件禀报上级长官。面对来自上级的诘问，陈庸坦然道，给我两个月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在取得上级同意的情况下，陈庸坐在衙门里潜心查阅案卷，然后发出通告让百姓自己自行前来缴纳拖欠的钱粮。

当地百姓看到通告后踊跃前来缴税，才不过一个月就「财用充足」。三个月后，陈庸圆满完成转运司征粮纳税工作，高效率快节奏，令人啧啧惊叹。

这项工作完成了，陈庸也该离开了，辞别南城县之时场面十分感人，南城吏民遮道而哭，依依不舍。

宣教郎，江西筠州高安县知县。筠州盛产竹子，故以「筠」名，当地民风强悍喜好诉讼打官司。陈庸才刚到任，就有一批人到县衙反映问题。陈庸调来案卷查看，区区一个高安县这些年来衙门打官司的人次居然数以千计。

陈庸下决心彻查一番事情究竟，通过连续查阅案卷、走访士民、了解风俗，陈庸对喜好诉讼的现象原因有了些掌握。由于高安县的乡村缺少有威望的乡绅阶层，无法掌控和协调民间的各种矛盾，导致乡村社会秩序失衡，进而诱发出现大量诉讼案件。而且一些简单的案件本来差不多已经了结，过了阵子却又如同野地春笋寸寸拔节，竹根蜿蜒蔓长处尽笋尖萌动。

原因找到了，接下来就该以非常手段破解这一严重阻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了。陈庸的办法看似很简单也很实用，他专门派人编印出规格统一的诉讼登记簿册，诉讼者人手一份，要求负责任如实填写，不得弄虚作假，违者严惩。不识字者允许到衙门来直接反映问题，反映属实依律处置，即使涉及官府中人亦不姑息。没过多久，「诉顿息」，原来群情汹汹争相诉讼的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切实纠正。

陈庸事后说：「彼之有争皆吏为也！」8个字直接点题，民间的诉讼之所以久久不决，成为流弊，其根源还是在于县衙，在于县衙之吏，在于官府之人。陈庸敏锐地找到根源症结，然后针对根源，设置破解之道，促使好讼现象迎刃而解。不仅如此，陈庸下令，凡是官吏处事不力或不公导致诉讼发生并引发严重后果的，一律抵罪。换而言之，官员不作为、乱作为都要受到查处，问责利剑锋芒，直指官衙里的贪庸懒散之风。

陈庸在高安县期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牧童被发现死在山间小道，最后乡村里正（村长）诬告是隔壁邻居的一名妇女所为，然后县衙逮捕这名妇女，大刑侍候拷打审讯，却还是没有什么收获。这起命案的处理过程有零星信息披露，比如案发时间、地点、受害人，但是缺少前因后果和相关证据。毕竟人命关天，对待命案可不敢马虎，承办的狱吏不敢擅自定罪，把相关情况禀报上级。

这起案件惊动了陈庸知县，陈庸亲自出来表态说话，先释放人，再发文缉捕凶手。陈庸为什么如此笃定凶手另有其人，原因已经不可得知了，然而时间很快验证了陈庸的判断，在重重高压围捕之下，凶手不堪重负内心崩溃，最后在山谷角落上吊自杀。在处理这起命案过程中，陈庸已经展露出推断刑狱案件方面的天赋，他的察颜观色以及逻辑推理能力俱臻一流，这也为他日后担任江西提刑官，主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工作埋下了重要伏笔。

陈庸在高安县政绩突出，百姓爱戴，成为明星官员，安抚使十分高兴地评价：唯独高安县没有任何诉讼，了不起！然后将陈庸知县的事迹上报朝廷，请求嘉奖。这个时候谏议大夫陈良瀚（临海人）同样向朝廷推荐陈庸，认为陈庸是国之栋梁可堪大用。

陈庸转为朝奉郎，到江苏常州担任地方官。常州治下的宜兴产丝帛，而且历年上贡的丝棉布帛都多于其他各地。宜兴属于两浙西路，恰巧是本路转运使的故乡，转运使嘱咐陈庸把宜兴的岁贡均给其他地方。陈庸考虑再三，从各地经济发达程度来测算，没有轻率答应下来。这样一来，转运使就很不高兴，找了个借口把陈庸降级使用。

陈庸仕途人生又碰到了一次大的挫折，他向朝廷要求到台州崇道观担任祠禄官，然而朝廷不允许。皇帝在临安府召见陈庸，问：「一直以为你为人正直、纯朴，所以才予以信任和重用，这次到底是什么原因要请任祠禄官呢？」陈庸却没有向皇帝详细禀告自己所受的不公正的遭遇，而是借机为百姓民生向皇上进谏。

陈庸对自己的事情轻描淡写介绍后，又说：「现在官府征税繁重，如果不能给予百姓生存的希望，最终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在面临个人仕途去退留转的重要关头，陈庸一心所系所念的还是百姓利益，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皇帝听了之后很有触动。不久，诏书下来，责令各路采取陈庸力荐的司马光《论财利疏》开源观理财观点，即广开税源渠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发挥商品流通作用。

陈庸对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理财经济思想十分赞赏，司马光在《论财利疏》等奏疏中，继承儒家传统的开源节流理论，阐扬了轻徭薄赋、黜奢崇俭、蓄各与常平的民本思想，对陈庸很有触动。事实上，南宋对百姓的敛取是比较严重的，对于众多的小农经济来说，取民太甚，竭泽而渔，往往带来大量的小农破产，这是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司马光提出的对于脆弱的小农经济应「养其本原而徐取之」，「使稼穑者饶乐而惰游者困苦」，就是要慢慢培养税源，加大对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生产力的保护。而且，要从长远利益考虑，使「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从而带来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观点无不体现出浓厚的「以民为本」、「尊农爱民」的人文思想，因而赢得陈庸的莫大尊敬。后来，皇上这样正告陈庸，「司马光财利论能够施行本朝，其实还是源自你着力推荐的结果」。

　不久，陈庸升任太府少卿、中书省检正诸房公事，履职新岗位。「中书诸房检正公事」是辅助宰相处理日常政务的人，位尊权重，又称「宰属」，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度取代了其他各部、寺、监的职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朝请大夫、提举常平使，负责管理赈荒救济、农田水利等事宜。这一项人事任命应当是挺符合陈庸为民办实事做好事的理想，陈庸在这个岗位上写下了执政为民的精彩一页。

那一年，江南境内水旱相连，导致「比岁荐饥，流殍塞路」，由于水灾旱灾引起连年歉收，灾民流亡饿死。陈庸到各地视察灾情，灾后情形触目惊心，可以说是非常凄惨。陈庸断然下令开仓救济，在陈庸的果断干预下，「发仓以赈活民命者数百万家」，结结实实地挽救了一大批生命。

事后，陈庸说了句「国以民为本，若必待旨，靡有孑遗矣」，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一一向上请示等回复，那么在重大灾害的危急关头，百姓还能剩余下几个人呢。救人如救火，如果这个道理都不懂，那还讲什么为官一任，为民作主？陈庸处理好赈灾善后事情后，很自觉地赶到临安府负荆请罪，「以身待死于朝」，最后的情节峰回路转，皇帝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嘉奖他：「朕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你尽忠护国之心炽热，何罪之有？」表扬他果断开仓救民是尽忠护国耿耿忠心！

史载，陈庸和皇帝之间有一段对话也很有意思，很能够反映出陈庸的一片赤胆忠心，谨录如下。陈庸：竭泽而渔佥民之财不是祖宗的旧制做法，光靠苛税不是理财的应有办法，如果财用不足，陛下即使有尧、汤明君的盛德，老百姓还是得不到实际恩惠，这还是不行。圣上听取臣属禀告更加需要做到公听和明辨，公听就能够祛除谗言，明辨就能够毁誉不乱。皇上听了说好。

时光如流水，岁月催人老。陈庸兼任抚州知府，上任之前，他带着儿子陈愿、陈章以及孙子陈廷兰、陈光、陈邕等人前去拜访朱嘉，并让他们好好跟朱熹学习。由此可见，陈庸和朱熹交情实在可以，从刘勉之延续到朱熹，能够从中看出陈庸对理学一以贯之地欣赏。

奸民名单上报等待查处，陈庸反对这种简单化做法，要求重新按照律法逐一排摸，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凭个人好恶为所欲为。在陈庸的德行感召之下，个把月后整个州郡气象一新，百姓不用催征就及时缴纳官府赋役，井井有条的情形如同常州，此时此景不就是昨日再现，当时的人们都叹服不已。

后来，陈庸转任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御赐名号「诚斋」，担任江西四路提点刑狱公事，威名所至，江西四路所辖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江西四路所辖的百姓无不兴高采烈，翘首以待，陈庸一如既往，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投入工作中。

在陈庸的带动下，提点刑狱司衙门工作很快就进入了陈氏作息时间表，机关工作高效率地运转。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正当陈庸想在江西四路提点刑狱公事这个岗位上老骥伏枥壮心为民之时，可惜天不假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摧垮了陈庸的身体。

病逝于任

陈庸在弥留之际，老朋友朱熹闻讯前来驿馆探望。陈庸做了人生最后一个决定，将「青丹诗稿、赤胆谏章以及个人文稿」，即个人诗文和写给朝廷的奉章，一并托付给朱熹，希望能够刊行于世，对后人有所裨益。

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二十日，陈庸病逝于江西吉州吉安县馆驿，享年74岁。恰逢朱熹改任浙东提举，朱熹不忘老朋友临终托付，上疏于朝详禀陈庸勤政为民的一生事迹。朝廷敇封陈庸为「特进」，令礼部赐谥号「文忠」，钦命礼部「御奠」陈庸。

九月，陈庸「御葬于本县三十二都李回山白云庵之原」，当时朱熹「奉檄主管台州崇道观」，「奉诏勅下于九月戊申，晦庵填讳，御葬讫矣」。从字面理解，时任台州崇道观的朱熹奉皇帝诏书在当年九月为陈庸举办葬礼，而且亲自为陈庸墓「填讳」（旧时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请人代写祖先名号），两人的交情维系一生。

陈庸治家甚严，平时注重纂修家规家训，儿子们平时来看望他，如果路不是特别远都会选择步行。四个儿子括、愿、章、拱俱为栋梁，先后都进士及第，授予官职，陈庸专门写序言交代注意事项，要求儿子务必做到「清慎」，这可是为官的根本准则。儿子们空暇来看陈庸，陈庸还要把他们叫到内室来逐一问话考查，有没有做到立身做人，清慎为官。

陈庸谨遵先祖遗训「正身为教子之本」，一言一行自觉树好家族榜样，尤其是通过著述家训、落实家训对子孙辈严格要求。严管才是厚爱，陈庸的后代子孙中，为政后清正廉明、忠贞不渝者有如泉涌，可以列出陈括、陈愿、陈章、陈拱、陈邕、陈正大、陈仁玉等。尤其是陈仁玉（庸玄孙），抗元名臣，历任南宋浙东提刑（监察官），兼知衢州、浙东安抚使、兵部侍郎等职，当时已告老归寓台州府，仍然「筑城浚濠」，「募民死守」抗蒙元异族侵略者，抗战失败后退隐于温岭石塘海岛，临终告诫「子孙世世无仕元」，民族气节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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