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

中国近代史专家

陈恭禄，(1900年7月28日-1966年10月8日)，历史学家，江苏丹徒人。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任金陵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于中国近代史，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日本全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其中《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两本书境补了当时高等教育教学教科书的空白。

人物生平

陈恭禄，生于1900年7月28日，江苏省丹徒县高资镇人。陈氏出生于商人家庭，辛亥革命前后，与弟恭祯同往镇江求学，曾受业于鲍心增老师门下。1916年，陈恭禄赴扬州入美汉中学读书，该校为美国教会所办，经此陈氏的中、英文根底在中学时代已初步巩固。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该校亦为美国教会所办。当时金陵大学历史学科主持人为美籍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贝氏到达该校后，便锐意经营历史学科，到1924年原本合在一起的历史系和政治系分别独立，从此历史系在其带领下迅速壮大。因此陈恭禄进入金大学习，正赶上了历史系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在大学就读期间，陈氏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利用国外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期间有感于日本和印度两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国内又缺乏日本史和印度史著作，故先后于1925年撰成《日本全史》、1928年撰成《印度通史大纲》。

1926年夏，陈氏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当时其父经商失败，无力资助他出国深造，便在南京明德中学教课。1928年金大文学院知陈氏原有编写《中国近代史》的打算，乃聘其为历史系助教，担任中国近百年史的讲授。由于当时大学缺乏中国近百年史教本，陈氏便在原有自编讲义的基础上着手写教材。他积极地利用当地各图书馆史料，撰成《中国近代史》的初稿，全书共十九章，自大学本科毕业时起至1934年完成，历时约十年，共六十余万字，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大学用书。

1928至1933年夏，陈恭禄在金陵大学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及中国通史两门课程，由助教升为讲师。1933年至1935年秋，应武昌武汉大学之聘，讲授中国近世史、中国通史以及专史研究（日本史与印度史）课程，任课一年，晋升教授，讲课之暇，专心撰述。1936年夏，辞离武大，仍回金大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陵大学西迁，一部分往皖南，大部分入四川。陈恭禄沿途辗转，历经艰辛到达西南。平日除授课外，矢志埋首写作，兴趣转入研究中国古代史，撰成两册《中国史》，后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42年秋，陈氏又应国立西北大学的聘请，前往城固讲学。在城固仅一学期，又写成《中国通史讲义》一册，通论自远古至三国时期的史事。翌年复返成都金陵大学任教。

1946年夏陈恭禄绕道西北经西安、洛阳、开封东归故里，并于秋天迁移南京。他则继续在金陵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陈恭禄进入设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中央大学的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为南京大学。陈恭禄以后即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讲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史、历史文选等课。1957年,他写出了《太平天国史》。1964年,陈恭禄又将对中国近代史料多年的研究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恭禄被点名批判。1966年10月8日，陈恭禄逝世。“文革”结束后，197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为陈恭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恢复了他著名历史学家的名誉。

学术思想

史学著作要“信、要、新”

陈恭禄给史著设定的要求颇高，1935年陈氏在评价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一书时，就史料之选择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曰信。史料可别为二，一为原料，一为次料。原料则指当事人之记录，或记载其所见及亲身经历之事件……。次料则据他人所言或其记录而作之文字。自史料价值而论，大体上自以前者为高。二曰要。史料繁多，浩如烟海，尤以近代史为甚，决无一一印行之理，倘或细大不捐，读者除专家外，固不愿一读。三曰新。新指所言之史迹不见于普通史籍，而为新知识也。”

陈氏所言的“信”，以及对于史料的分类，源自英国人克伦泊（C. G. Crump）的《历史与历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其中便是将史料作如是分，即如今常用的所谓一手、二手史料的说法，而直到1962年在其眼中仍为最好的史料分类方法。陈氏转述的这一观点，意在强调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其中“原料指最初的材料，意谓由此上不能再追求材料的来源。次料指后起的材料，意谓由现存的或可寻的原料之中变化而出的著作，即所谓次料出于原料，而原料为次料所自出”。这种分类方法其实可商榷之处颇多，尤其是史料的原始性本是相对而言的，故对于“原料”“次料”的区分，陈氏指出如能“确定它写成的时期，便易于处理”。同时他也注意到“原料并不保证故事记录的真实性”，因此主张历史工作者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大量搜集“原料”，然后审查“原料”的真伪，一切以史料价值的高下为要。陈氏所言的“要”，其针对的也是《太平天国杂记》选录史料而言，故不作展开。

至于“新”，陈氏主张广搜“原料”，其中一层意思便是对于新史料的挖掘。陈氏在大学就读期间，便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利用国外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在《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一文中也讲：“研究近代中国史者，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不过陈氏也并非盲目崇洋，其认为“就质量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在这篇文章中，陈氏已感慨近代中国史之史料浩如烟海，但当时“其未印行，或史家无从利用参考者尚多，故宫之档案，南京国学图书馆收藏南洋大臣之交涉史料，均其例也。私人收藏及散失者，更不必论。民国成立以来，政治领袖、外交长官，发表其信件电文等者，尚不甚多。论者常谓编著民国之信史，殆不可能，实有所见”。此外，陈氏已颇为超前地提出影像资料也须进行，“摄影便利，凡政治会议、军事行动、群众游行、人民生活，皆可摄影。见者印象之深，或如亲见其人，参与其事，当能补助文字形容之不足”。同时陈氏热衷于学术评论，在留下的大量书评和与人论辩（尤其与萧一山）的文字中，就有许多围绕近代史新史料（如评《贼情汇编》《太平天国杂记》等）和新研究（如评《外人在华投资论》《远东国际关系史》《中国史与文化》等）的辩论，引领学术前沿。

重视西方理论知识

至于史学方法，陈恭禄虽不是留学生，但由于金陵大学的求学背景和贝德士的影响，其研究中明显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影响。上述史料学方面，陈氏就借鉴了大量当时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如引征法国朗格诺瓦关于直接、间接史料的分类法，美国约翰生（Johnson）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证据》（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关于史料的记载、遗物、传说的三分法，信奉英国克伦泊的《历史与历史研究》关于一手、二手史料的分类法等。陈恭禄著作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便是深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以此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兴衰起落。

重视口述、报刊史料

另外，陈氏思想颇为前卫新颖，除了前提早在1934年便已提出对摄影等影像资料运用的期待外，同时还提出近代史研究中，访问（口述史）、小说和报纸杂志三种史料的重要性，尤其是前两点：“一曰访问，凡亲身经历之事变，印象之深，尝不易忘，吾人苟向经历其境之老者询问，常有所得。著者家住乡间，常于暇时，访问太平天国情状，老者往往于无意之中，详言所知，或述其被掳从军之状况、军中之生活，或言其逃难避乱之情节，或道其个人对于双方之感想。其言多无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之价值。试举一例，余尝闻之祖母，太平军每至一地，即有禁令曰：‘不剃发，不留须，不喝流水，不食黄烟。’流水指酒而言。此类令文，从未见于书籍，不可谓非新得。吾人欲知清季宫中情状，访之太监，亦当能有所得。二曰小说，小说旧以稗史观之，清末讽刺小说尤为发达。说者常指书中人物，影射当时之大人先生、贪官污吏，吾人绝不视小说为历史，倘果视为史料，直为笑谈。其描写之情状，亦间有助于历史者。《儿女英雄传》《古城返照记》均其明例。《儿女英雄传》所言之考场生活，实非他书之所能及。《古城返照记》描写清季北京政治社会状况，多亦未见于史籍。”

亲属关系

儿子陈良栋，曾为南京农学院教授。

孙子陈明远。

人物著作

出版著作《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近代中国史料评论》《曾国藩与海军》《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日本全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发表论文有：

1 甲午战争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第3卷1期（1933年）

2 远东国际关系史（书评）/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2期（1934年）

3 中国史与文化（书评）/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2期（1934年）

4 奇异印度（书评）/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第3卷2期

5 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3期（1934年）

6 曾国藩与海军/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第3卷4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