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遵妫(1901～1991年)中国现代天文学家。字志元，福建省福州人。1901年9月16日生。1991年2月2日，陈遵妫先生逝世，终年九十岁。
人物简介
1926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同年回国。从事天文工作五十多年，对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三十年代，他先后参加过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凤凰山天文台的筹建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总秘书、理事长、《宇宙》杂志
总编辑等职务，主持过《
天文年历》的编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兼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人。1955年筹建
北京天文馆，并任首任馆长。《史记·历书》中将天文历算称之为“
畴”，此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便被称为“畴人”。陈遵妫自谦为“畴界老牛”，意谓愿意做天文工作的一头老牛，埋头耕耘。陈遵妫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并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平生经历
家庭背景
陈遵妫童年在家乡读私塾。少年时代跟随在京城谋事的父亲，就读畿辅中学。之后，考到
北京师大附中读书。学生时代的陈遵妫好运动，甚至很调皮，有时还搞点恶作剧，很惹老师生气。但他很聪明，成绩也很好，老师又拿他没办法。他喜欢读书，但讨厌当书呆子。当时他深受福建同乡严复科学救国思想影响，决意奋发图强，以科技振兴中国。一九二一年他二十岁时，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修数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注意到
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抓教育、科学，使日本变成强国的经验。决心也往这方面努力，使祖国强盛起来。他与中国同学组织合一社，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相约日后以所学报效祖国。
学习生涯
有一年暑假陈遵妫先生从日本回国探亲，在
火车上偶然遇到父亲的挚友高鲁先生。高鲁先生是个天文学家，当时担任
北京中央观象台台长。他与陈遵妫交谈之后，建议这个刚二十出头的青年把数学和天文学结合起来，将来从事天文学研究。而后高鲁先生还特别安排陈遵妫先生到中央观象台做天文观察实习，并且送给他一本翻译书籍《图解天文学》做纪念。而这就成了陈遵妫先生此后一生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启始萌芽。
留日五年之后，陈遵妫先生在192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保定河北省立农学院做教授。同时还在中央观象台兼职，负责
历书编算工作，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一九二八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成立，陈遵妫先生被聘为该所专任研究员，并兼该所算学组主任。于是他正式进入中国天文学界，开始了他六十余年漫长的天文学生涯。
研究领域
1937年陈遵妫先生偶然收到日本天文学家、
京都大学花山天文台台长山本一清教授的来信，说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委托山本主持收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料，希望中国天文研究所予以帮助。陈遵妫先生读信之后非常生气，收集中国古代天文史料，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来做。从那时起，陈遵妫先生便开始收集史料。他花了两年多时间，编写出《中国天文发达史》，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幸由于战乱，书稿遗失，他的第一本中国天文学史著作终于未能问世。 他的发妻和三个孩子也在这场战争中不幸全部遇难，但越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越能激发他报国的满腔热血。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的转战途中，他也不忘进行科学探测和研究。1938年，他参与筹建了昆明天文台，这是战时国家最为重要的天文观测设施之一。1942年，他随研究组到贵阳考察日蚀。1944年，又参加甘肃临洮
日食观测队，负责编辑观测资料，用变星仪拍摄
造父变星，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和奠定了基础。
主要任职
抗战胜利，中央研究院搬回南京。陈遵妫先生受命担任天文研究所代理所长。还出任中国天文学会总秘书长、理事长，国立编译馆天文学名词委员会委员，中国天文学会变星委员会委员，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以及《宇宙》杂志主编。这一杂志为宣传近代天文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影响。国民政府为表彰他抗战期间公而忘私的丰功伟绩，颁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可是陈遵妫先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所以新中国成立，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欣然担任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并兼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台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科学建设事业。
北京天文馆正式开馆
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竺可祯和吴有训两位副
院长，把陈遵妫先生从南京邀请到北京，把创建中国第一座天文馆的重任交给陈遵妫。“天文馆”这个名称是陈遵妫提出的。在国外，具有天象仪的单位名为“天象馆”，它仅起天文电影院的单一作用。陈遵妫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天文科学比较落后，人民大众天文知识很少，应该要把天文馆办成为既有研究，又有普及的单位，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上。天文馆筹建组的同志一致同意了陈遵妫的看法。因此，新成立的“北京天文馆”，就以天象厅为中心，配有天文观测台、气象台、天文展览厅和演讲厅，并设有物理实验室与光学车间（为来年制造天文教具与天文望远镜作准备）。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1957年9月29日，新中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正式开馆，陈遵妫任第一任馆长。
北京天文馆的成立，成为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吸引成千上万参观者。1957年10月，党和国家领导人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毅、
贺龙、
郭沫若、
竺可桢等先后到馆视察。刘少奇主席、周总理对天文馆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给陈遵妫馆长与全馆人员以极大的鼓舞。1956年底，陈遵妫率中国天文考察团，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考察苏联天文馆。
被打成右派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幸被打成了“右派”。本来陈遵妫先生还在东欧访问，完全不接触国内的大鸣大放。待他归国之时，反右运动的热潮刚刚退去。可是学者的良知、爱国的热情，促使陈遵妫先生依然给中共提意见。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天文馆又给陈遵妫先生补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并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天文馆长和《宇宙》杂志主编。
坚持不懈的努力
陈遵妫始终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直靠翻译国外天文年历为己用是个耻辱。编纂出版天文年历，不仅出于天文学的需要，而且对国计民生、国防建设等都是大有用途。他为中国独立编算历书，曾四处奔走呼吁，且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64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一年紫金山天文台历算组编算出1969年《中国天文年历》。标志着中国依赖“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后每年编算出版《中国天文年历》。
作品
他又陆续出版《流星论》，《天文学概论》，《宇宙壮观》，《恒星图表》，《大学天文学》，《日食简说》，《天文学家名人传》，《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清代天文仪器解说》等三十余种著作或译著。另外还有百余篇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现今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天文工作者就是当年读了陈老先生的著作，而走入天文界大门的。
平反
一直到1979年10月，组织上才宣布对陈遵妫彻底平反，并恢复馆长职务。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内，陈遵妫仍然关心天文馆的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他曾经谈到：“我相信党，相信自己，相信事业。不让我当天文馆馆长，我正好写书。人生只有几十年，官可以不做，但要有事业，事业才是人的真正生命。我写作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所依赖的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那个时期赋闲在家时搜集的。”
不畏困难
文革浩劫以后，陈遵妫先生眼疾加重，一目失明。可他宿志不泯，于七旬高龄开始，又遍集资料，整理编写《中国天文学史》。为求精准，每次稿草写完，必送上海请国学巨匠王蘧常先生校对古籍，书题也由王蘧常先生手书。1980年陈遵妫先生七十九岁，《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几近十年，坎坷多多，直拖到1989年底才将四册出齐。全书2300页，170多万字，堪称巨著。《中国天文学史》是中外少见的研究巨著，是祖国文化库中的宝贵资料。
陈遵妫先生为人正直、爽朗，待人热情。特别关心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发展，关心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成长。在他的家里常有客人，其中不少是研究生与中学生。人们向他请教，请他给予业务指导，他都乐意承担。即便是
耄耋之年，走路不便，但总是送客人到大门口。老一代科学家的平易近人，热情礼貌，给拜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陈遵妫以82岁高龄，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平生的一个宿愿。他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一定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争取为祖国建设事业多做点贡献。他觉得，他要做的事还不少。要赶写回忆录；要编一本天文学辞典；要写一些研究论文。只有日夜努力，才能完成。同时，他仍经常到北京天文馆，关心天文馆的建设，向年轻的天文工作者传授天文知识和工作经验直至去世。
出版图书
主要著作
陈遵妫著译甚多，主要有《流星论》、《大学天文学》、《恒星图表》、《
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等专著，普及读物有《星体图说》、《宇宙壮观》等。近来又完成《中国天文学史》的编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