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正派

文学术语

雅正派，宋词流派之一，是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以“中正平和”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以姜夔、周邦彦等为代表。

流派特点

宋词流派之一，是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以“中正平和”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具有韵，精密清越，格调高雅幽洁，笔力清健冷隽的风格。雅正派的主要代表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他们写词所遵循的准则就是一个“雅”字，因而后人又称他们为“雅正派”或“醇雅派”。所谓的“雅”，主要有两点含义，一是在内容上，写的是文人士大夫认为高雅的东西，写艳情时避免过分浅露或猥亵；二是语言上力求典雅，极少用通俗口语。

他们避免了婉约派中的华艳轻浮，但对婉约派的脱离现实、追求形式、进究辞藻的倾向仍然继承了下来，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实质上他们也都是婉约派词人，都深受北宋周邦彦词风的影响。

南宋中后期，宋、金签约相峙，朝中投降派主政，偏安江南，享乐之风又起。当时词坛，除少数词人追随投降派沉湎声色、粉饰太平外，辛派词人继续燃烧着爱国热情，一批词人转向山水隐逸，另一批词人则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以周美成学成果为先导，走向潜心研究词律、创作高雅清醇词作的道路。他们既不满婉约词的香软柔媚，感到有伤风雅，不合时代气息；又不满豪放派词的粗豪激昂，以为有失韵度、不符词体特点。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以姜夔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流派派别

雅正派从风格上看，可分为以姜夔、史达祖为代表的姜派（清空派），以吴文英为代表的吴派（密丽派）。姜派（清空派）。由姜夔开创，史达祖为羽翼，另有高观国、孙惟信、刘镇、吴咏、刘子寰、方岳、翁元龙、洪瑹、黄升等影从。宋末，周密、王沂孙张炎三大家继起，声势尤盛，但词亦成为更加高深典雅的文人词了。姜词清健空灵、幽冷疏宕、音韵高绝，深有寓刚于柔、运密于疏的特有风格。其代表作《暗香》、《疏影》最能体现其风格，其中亦寓家国兴亡之感。张炎《词源》：“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杨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吴派（密丽派）。吴文英是继白石之后的另一位雅正派大家。沈义父《乐府指迷》述吴论作词之法云：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一、二、四条与姜大体相同，强调第三条，则另辟隐秀幽邃一路，同周、姜有别。同时，他善于烹炼句法，雕琢词藻，喜用丽字、实字、代字，秾丽博实，令人眩目。如其《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起）、《霜叶飞》（断烟离绪）、《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等词，颇有李贺、李商隐之风。另外，他亦有风格疏快明朗的词作。吴生前影响已大，追随者就已有尹焕、黄孝迈、冯去非、楼采、李彭老等词人；清代常州词派及晚清词论家对他评价尤高。

他们首先以音乐家眼光看待词，以古典雅乐的“中正和平”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以使词不失“雅正之道”。他们的词作大都具有音韵精密清越、格调高雅幽洁、笔力清健冷隽的风格，确实与婉约、豪放词风味相异，别具特色。前代评家早有明论，如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宋名家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张炎）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宗。”（王鸣盛语）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论姜夔词》中，亦认为姜和“苏辛、柳周两派鼎足而三”（《文学研究》1957、1）。对该派词，有人着重于内容而称“风雅派”，有人着眼于形式命为“格律派”，结合二者，突出风格特点，似可借用前人语，名为“雅正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派词可称之为“乐人之词”。雅正派是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从风格上看，可分为姜派和吴派。

创作风格

重音律

周邦彦洞晓音律，能自度曲。他新创的和自度之曲共五十馀调，论创调之多，不及柳永，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比柳永大。由于柳永所创之调中，有些属于格调不高的“冶荡之音”，而周邦彦所创之调，等名曲，声腔圆美，用字高雅，更符合南宋文人雅士尤其是知音识律者的审美情趣，因而受到更广泛的遵从和效法。宋末沈义父就说周邦彦“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主张作词选调，应以周邦彦等人的“好腔”美调“为先”。周邦彦填词按谱，审音用字，十分严格，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平、上、去、入四声，使语言的字音高低与曲调旋律节奏的变化完全吻合。宋吴文英等作词严分四声，就是以周词为范式；而方千里、杨泽民的和陈允平的，严格按照周词的律调音韵赓和作词，字字趋从，声声不异，虽是误入歧途，却也从反面说明南宋部分词人对周词的极端崇拜，奉周词为不可变更移易的金科玉律。南宋著名词人吴文英论作词之法，强调“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沈义父)；周密、张炎等人的音律教师杨缵论，主张“第一要择腔”，“第二要择律”、“第三要填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第五要立新意”，都是以周邦彦词为准则、范式。

重法度

如果说苏轼作词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无具体的规范可循；那么，周邦彦作词似杜甫，精心结撰，“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周词的法度，集中体现在章法结构和句法炼字两个方面。周词的章法结构，是从柳永词中变化而来。柳词善铺叙，但多是平铺直叙，一般为时空序列性结构，即按情事发生、发展的时空顺序来组织词作的结构，明白晓畅，但失之于平板单一而少变化。周词也长于铺叙，抒情性与叙事性兼融，但他是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穿插，时空结构上体现为一种跳跃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使结构繁复多变。后来吴文英词作的章法结构，又从周词变化而出。周词的句法、炼字，除自铸伟辞外，主要诀窍是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由己出。推崇周词的沈义父，说周词的字句“往往从唐宋诸贤诗句中来”，“此所以为冠绝”。周词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出博学，又见出精巧，所以深为后人佩服。他的词法度井然，使师法者有规则可循，有门径可入。因此，后来“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张炎卷下)。

言恋情咏物

作为一种创作范式，周邦彦在词的题材取向上对南宋姜派词人也颇有影响，这也集中在两个方面：恋情4-咏物。周词的题材取向并不限于恋情、咏物，但这两类题材对后世影响最大。恋情词，并不始于周邦彦，唐五代早已大量存在，但到周邦彦手中，恋情词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自我化，二是雅化。所谓自我化，是变女性中心型为男性(词人自我)中心型。以．前的恋情词，失恋的主体多为女性，表现女性对男子的追求思恋；周词中的失恋主体，则多是词人自我，女性已成为他所思所恋的对象。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的恋情词，写的是一种普泛化的恋情，恋爱的双方无确切的指向，恋人是符号化的，如“楚女”、“谢娘”之类，恋情是类型化的。柳永有些恋情词，虽然也是以词人自我为中心，但他所恋的对象似不具体，只是表达对异性佳人的渴望。而周邦彦的恋情词则往往是写词人自我失恋的经历，他的恋爱情事、恋爱对象有具体明确的指向。所谓“雅化”，是指自花间词至柳永词，有些恋情词写得过于直露、失于庸俗轻浮，而周邦彦的部分恋情词，则写得比较含蓄、高雅，并且将自己的人生失意融汇入恋情词中，丰富了恋情词的情感内涵。其后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恋情词，也多是写自我的失恋或忆恋离散、去世的情人(多为妓、妾)，雅而不俗，其源即从周词中来。

南宋姜派词人，热衷于咏物，或借咏物寄托身世之感，或借咏物寄托故国之思、亡国之恨。论其源流，也出自周邦彦。周邦彦写的咏物词比较多，而且善于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恋之苦与所咏之物打成一片，为后来词人的咏物重寄托开了不二法门。

主要代表

周邦彦

（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北宋词人。少年落魄不羁，后在太学读书，宋神宗时因献《汴京赋》为太学正。哲宗时任庐州教授、知溧水县、国子主簿、秘书省正字。徽宗时仕途较坦荡，先后为校书郎、议礼避榆讨、大晟府提举，为朝廷制礼作乐。晚年知顺昌府和处州、南京鸿庆宫提举。卒，赠宣奉大夫。南宋雅正派视其为宗主，使他成为联通南北宋词学源流的“圣手”。他精通音律，就词调之收集、考证、审定、创制来说，确有集大成功劳。他首先以四声入词，所制词调音韵清雅、词律严细，为历代词律家奉为圭臬。其词既有花间、南唐、西江派词之神髓，又有柳词之体格，张、贺的艳丽，秦词的清婉柔媚，深具曲丽精工、缜密醇雅、浑化圆融的艺术特色。他比贺铸更善于采融前人诗句，进一步增强了词的文学色彩。他擅长于下字运意的技巧，笔力顿挫，成为后人作词之指南。

他创制不少新词调，如《拜新月慢》、《荔支香近》、《玲珑四犯》等。现存词二百余篇，多写男女之情和离愁别恨，内容较为单薄，调子很低沉。其词承柳永而多有变化，市井气少而宫廷气多，词风也比柳永更典雅含蓄，且长于铺叙，善于熔铸古人诗句，辞藻华美，音律和谐，具有浑厚、典丽、缜密的特色。如《瑞龙吟》（章台路）、《西河》（佳丽处）等。其写景小词，富有清新俊逸的情调，如《苏幕遮》等。他是大晟词人的代表，是婉约派和格律派的集大成者，开南宋姜夔、张炎一派词风，对后世影响很大。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生平祥见《宋史》卷四，有《片玉词》。本书选其词《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风老莺雏）、《苏幕遮》（燎沉香）、《六丑》（正单衣试酒）、《兰陵王》（柳阴直）和《西河》（佳丽地）六首。

姜夔

（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又号石帚。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9人。南宋词人。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早有文名，颇受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推赏，以清客身份与张镃等名公臣卿往来。今存词八十多首，多为记游、咏物和抒写个人身世、离别相思之作，偶然也流露出对于时事的感慨。其词情意真挚，格律严密，语言华美，风格清幽冷隽，有以瘦硬清刚之笔调矫婉约词媚无力之意。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他的词对于南宋后期词坛的格律化有巨大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比较少。特点是辞句精炼，风格不庸俗。他既是江西诗派的先锋诗人，又是江湖词派的开山祖师。

代表作《暗香》、《疏影》，借咏叹梅花，感伤身世，抒发郁郁不平之情。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党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其《扬州慢》（淮左名都）是较有现实内容工作，它通过描绘金兵洗劫后扬州的残破景象，表现对南宋衰亡局面的伤悼和对金兵暴行的憎恨。词中“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几句颇受人们称道。他晚年受辛弃疾影响，词风有所转变，如《永遇乐》（云隔迷楼）、《汉宫春》（云日归欤）等，呈现出豪放风格。《白石道人歌曲》中有十七首自度曲，并注有旁谱，是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的宋词乐谱资料。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吴文英、张炎一派，是格律派的代表作家，对后世影响较大。其诗初学黄庭坚，后学晚唐陆龟蒙，虽精心刻意词句，但较少纤巧之痕，诗风清炒秀远，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等。所著《诗说》颇有独到见解。生平详见夏承焘《姜白石编年笺校》等。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绛帖平》、《续书谱》和琴曲《古怨》。本书选其词六首：《点绛唇》（燕雁无心）、《鹧鸪天》（肥水东流无尽期）、《齐天乐》（庚郎先自吟愁赋）、《念奴娇》（闹红一舸）、《扬州慢》（淮左名都）、《暗香》（旧时月色）；诗一首：《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一）》。

张炎

（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晚号乐笑翁。先世凤翔(今陕县名)，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六世祖张俊为南渡功臣，封循王。父张枢，精音律，与周密为结社词友。张炎前半生在贵族家庭中度过。宋亡以后，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曾北游燕赵谋官，失意南归，落拓而终。有《山中白云词》，存词约三百首。他的创作和词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清代许多词人都尊崇张炎，把他和姜夔并称，是姜派最佳传人和理论家。张炎为词主张“清空”、“骚雅”，倾慕周邦彦、姜夔而贬抑吴文英。他的词多写个人哀怨并长于咏物，常以清空之笔，写沦落之悲，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他精通音律，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时有精警之处。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局部的诗情画意，在整体构思上不免失之空疏，故境界开阔而又立意甚高者并不多见。张炎是最早的词论家，著有《词源》一书。在论述乐律部分，书中保存了有关乐词的丰富资料，是一部有权威性的理论专著。他的创作主张，强调艺术感受、艺术想象与艺术形式，有许多经验之谈，至今尚可参考，但其观点带有门户之见，难免有偏颇之处。

张炎总结了整个宋代词乐与词的创作理论，他的词学思想与词的演唱理论，具有南宋末期词坛复“雅”避俗的时代倾向，反映了南宋末期士大夫审美观念。他以词学思想与词的演唱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独到的戏剧观念：戏剧要有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与“戏谏”态度；演员要有特殊的容颜与天分；戏剧演员表演应该“识拍、道字、正声、清韵、不狂”，才能达到表演的最佳境界。这又反映了文人学士审美趣味从雅到俗的转变趋势。因此，张炎的戏剧观念在宋元之际具有特殊的价值。

张炎还受方回一祖三宗说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宋代词学的正派体系。张炎把正派系列接轨在北宋词人周邦彦的门下，理由是：“学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词旨》）这正是黄庭坚强调的学习杜诗的原因，他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书字，须要以钟王为法耳。”（王正德《余师录.与赵伯充书》）张炎引用这句话，是说周邦彦词同老杜的诗歌、钟王字帖一样，典雅而有法度，易学且不走样。而他把周邦彦比作杜甫，为正派系列树立一个创作上的典范。张炎论词要诀还突出了姜夔对于江湖词派的实际贡献。姜夔在该派中具有开宗立派、示法后人的崇高地位，等同于江西诗派中的黄庭坚。而姜夔词尽兴率意、字句生硬的弊病，又在史达祖的句法、吴文英的字面中得到了纠正。史、吴位对江湖词风的形成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张炎论词要诀与方回一祖三宗说的用意是相同的，指出在唐宋词中实际存着一个正派序列：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张炎。代表作：《南浦》、《高阳台》、《月下笛》、《解连环》、《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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