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汉学家，是布拉格汉学派实际的奠基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普实克1928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随即去瑞典、德国留学，在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门下进修。1932年，东方研究所派普实克到中国去考察，他在中国考察了两年半的时间，其中在北京的时间占了绝大部分。他本来想研究中国经济史，但在接触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反映各阶层人们生活的民间文艺上来，尤其对“话本”和用白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他深入集市、民居、天桥的说书场、唱曲卖艺的茶馆、戏院和学校，广交各界朋友，从苦力、街头艺人到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及富商、军官，细心体察社情民意。他还结识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等人，特别是与鲁迅互通书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翻译工作

普实克把鲁迅作品介绍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经他翻译，1937年《呐喊》的捷文译本在布拉格出版，鲁迅先生在去世前两个月为此书作了序，后来又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北京鲁迅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鲁迅先生给普实克的一封信。在中国期间普实克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他主要研究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同时也注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考察工作

1934年普实克又从中国到日本考察，在日本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学者，为他提供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学的可能，这是对他中国文化研究最好的补充和丰富，对二十年后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7年，普实克满载着东方之行的累累硕果回到捷克，在捷克东方研究所和查理大学工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9年纳粹占领了捷克，大学关闭，导致了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无法开展，就连老师和学生们进图书馆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东方研究所的研究和工作陷于瘫痪，捷克汉学界与世界汉学界的联系中断，当时基本上已经无法进行汉学研究。然而，这种情况却从另一方面激发了大学师生对东方语言的兴趣，因为当时的大学生没有别的学习机会，由东方研究所组织的东方语言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师生们形成了紧密的团体，由大学教授进行教学，成了当时东方研究的一个凝聚点。普实克活跃在汉语教学的第一线，并且完成了第一部用捷克语编写的汉语教材，同时他还发表了一些论文和翻译文章。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东方研究所的汉语教学工作或多或少是对大学关闭、汉学研究被迫中止后的一点点补偿，这些工作为战后汉学研究工作的迅速重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汉语课程的建立和开展奠定了基础。此时，在普实克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汉学研究者，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的汉学家。

名著译本

1940年，普实克出版了孔子《论语》的译本。同年，他又翻译了茅盾的《子夜》，但迫于纳粹的审查，这一译本直到1950年才得以出版。此外，普实克还将沈复的《浮生六记》和刘鹗的《老残游记》介绍给捷克的广大读者，1954年，“话本”(短篇小说)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选本《中国话本小说集》由普实克翻译并送到他的捷克同胞手中，1955年，他又选译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此后，他在中国和东方学研究的多个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机关工作。普实克的学术著作《话本的起源及其作者》，《中国的历史与文学》，《抒情的与史诗的——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李欧梵修订)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也因此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东方文学大词典》第三卷，该书将他称为进行有历史纪念意义译介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东方学者们的“精神领袖”。

汉学学派

普实克在当时已成为最著名的汉学家，是布拉格汉学派实际的奠基者。普实克并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式的学者，他为东方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付出了自己的才智和汗水，取得了成就。二战后，普实克到查理大学哲学院任职，担任了刚刚成立的远东系主任。他成功地培养了大量的学生，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让学生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使得在东方学的研究领域有所深入和拓展，他还从中选择了合作者，可以说，普实克为组织建立一支捷克的汉学研究队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同时，也可以认为，二战后是捷克汉学家有系统地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开始。

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成立，东方研究所并入科学院，普实克离开了查理大学远东系，被任命为东方研究所所长。东方研究所成了最著名的东方学研究机构，是捷克斯洛伐克东方学研究的中心，而汉学研究此时已成了东方研究所研究的核心，大多数汉学家都调到了东方研究所。东方研究所聚集了十几位汉学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语言学、汉语语音学等。到了60年代，一批50年代毕业的年轻的汉学家已小有气候，形成了布拉格汉学学派。捷克汉学界和世界汉学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汉学家们大都加入了“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东方研究所的成就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普实克也成了国际上著名汉学家，被聘请为德意志科学院通讯院士，同时他还是萨克森科学院和巴伐立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并多次到欧美讲学。普实克对汉学的研究涉猎很广，他从一般地对文学材料和文学史的研究，到对一些问题的归纳与提出，涉及到了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他能够从亚洲的主流甚至世界的主流看中国文学；他对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和个性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对传统的叙事性文学的艺术性与读者的关系问题，以及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等都有着独到的研究。此时普实克还带领其他汉学家编写了《东方学大辞典》(Dictiona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s)(共三卷1974年在伦敦出版)。《新东方双月刊》(New Orient Bimonthly)创刊于60年代，主要是传播东方学研究的成果，还经常介绍中国的短篇小说，但出版时间不长，就因为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中止，一直未能恢复。

汉学研究停滞

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在后来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捷克的汉学研究走上歧路，甚至可以说几乎进入了冬眠期，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当时，捷克的汉学研究被世界汉学界孤立了，东方研究所也放弃了绝大部分的研究工作，不少汉学家移居国外，普实克也愤然辞去了所长职务。此时普实克教授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被禁止参加一切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连生活都有困难。但他坚贞不屈，坚持反对苏军占领，也坚决拒绝附和世界上几次反华浪潮的陈词滥调，坚持汉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在普实克教授的垂暮之年，他还亲自将鲁迅先生亲笔给他写的译本《呐喊》的序言献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表达了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

学术思想

小说研究

普实克对中国小说的研究非常深入，可谓硕果累累。在《薄伽丘及其同时代的话本作者》一文中，普实克以平行比较的方法，对中西同类小说作品做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他也对中西作者的身份做了研究，两者在对比映衬之下，各自的特点益加分明。

另外普实克以薄伽丘的《十日谈》与《古今小说》中的《任孝子烈性为神》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比较两者优劣短长。他认为，同是写水性杨花的妇女，前者所本通常是轶事、妙语或奇闻，故事结构基于情节高潮，缺乏细节描写，人物脸谱化，有如意大利“假面喜剧”的角色：愚蠢的绿头巾、媚人的淫妇、执着的偷情人等等；后者则显示出中国说书人截然不同的手法：背景交代完整，情节铺展、性格刻划和心理描写均细腻而精确，而且与西方小说里普通人每每做滑稽角色不同，在整个话本小说里平民中的典型人物充当着作品的主角。

在中国话本小说里，普氏看到了另外的情况。他说，职业说书人与同时代的欧洲作家不同，他们必须采取某种公认的风格。他们站在故事里面，充当所写世界的代言人，是全体群众而非自己的代言人。在实际表演时，他们极有可能要把故事戏剧化，模拟故事人物的音容举止，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描述英雄事迹和现实场面。他们欲图或者不得不写下这些故事来时，那些千变万化的口头语言的色调、情趣和神韵，也就荡然无存了。

中国小说的特殊性曾经引起人们的误解。毕晓普撰文说，中国小说没有“富于哲理的现实主义，即藉以可明显看出作者本人对社会环境的看法，或者对特定的人类问题的看法的现实主义”，也没有那种“借助虚构而寻找到的作者本人对真理的见识”。普实克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就《任孝子烈性为神》解释说，我们不应认为，作者仅仅满足于用凶杀故事来刺激听众，用淫而惹祸劣行来警告听众，而应看到作者强调常人亦应具有英雄品质，不能屈从于非正义。这就是“作者本人的看法”，“作者本人对真理的见识”。他还认为，从巨著《水浒传》里也可找到正确解释说书人态度的关键。书中有许多骇人听闻的复仇故事，但它们被改编成了关于人民起义的伟大的英雄传奇，从而明确地传达着一种社会哲理和政治观念。

文学批评

不过，在他看来，中国城市文学也存在着某种弱点。他说，薄伽丘和乔叟所描述的场面里，到处都荡漾着笑声，荡漾着开心和爽朗的笑声。作者在笑，讲故事的人在笑，故事中的角色也在笑。而在话本小说的场面里，却听不到这样愉快的、直率的笑声。欧洲作家站在历史舞台的突出位置，其生活中的每一细节，都可能有人投以好奇的、甚至是羡慕的目光。中国的话本作者却默默无闻，一如他们故事中的大多数主角。但这一弱点不应该由话本作者负责，他们作为伟大的艺术家，把周围的生活绘制成了真实的图画，可是环境却不安全，他们没有可靠的保障得以开怀地嘲笑。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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