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巾军

元朝末年李喜喜带领的军队

元朝末年，当西系红巾军明玉珍部从湖北举兵入川，占领重庆不久，东系红巾军的一支余部，也在李喜喜的带领下进入蜀境，史称“青巾军”，或“青军”。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明玉珍陵墓中发现的《玄宫之碑》，考证出青巾军入蜀的时间，不是旧籍所载的至正十八年，而是十七年；明玉珍在至正十八年、十九年出兵攻打的对象，不是元朝官军，而是青巾军。弄清青巾军入蜀后的踪迹及表现，有助于揭开明玉珍据蜀称帝前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澄清长期混沌的元末四川政治军事格局。

来历

根据目前个人所及，在元明史籍中较为集中地记载有关“青巾军”史料的，仅见于杨学可的之中。按:杨学可，四川新都人。元末“知蜀不能居，乃遁入云南之昆明邑……寻归西蜀，适遇明氏强盛，以国子助教逼之。先生辞不就职，至以法挟之，先生坚以抱疾杜门自守”。由此可知，经由杨学可载入《明氏实录》之中的史料，实乃当时人记当时事，属于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大多较为可靠。

杨学可在《明氏实录》中，一共有五处提到“青巾军”。除前引方孝儒的话:“夏主方有意于据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外，另外四处如下:

第一处，出自于明玉珍驻守沪州的部将、宣使刘泽民的进言:

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

第二处，见诸于明玉珍讨伐陈友谅的檄文:

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

第三处，见于谋士刘桢对明玉珍的劝进:

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瞿塘，可以达江左。今人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恐其思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

对于青巾军的来历问题，上引第一条史料已经道出，李喜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明实录》在评价明玉珍时，也从旁印证说:“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朱元璋在一封致明玉珍的书信之中也证实:“足下……以偏师入蜀……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生民无几”。可见，所谓青巾军，就是在一个名叫李喜，或李喜喜的人的率领下进入四川的。

经查，李喜喜原是刘福通领导下的东系红巾军的一员部将。他是在刘福通分兵三路与元军转战的过程中，最先出现在进攻关中的西路红巾军的队伍之中的。据史载，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率军攻占汴梁，立韩林儿为皇帝，建都毫州，国号宋，改元龙凤，掀起了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新高潮。不久，在元朝统治阶级的镇压下，起义军旋即遭到失败。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元廷正在以河南大捷、击败东系红巾军而诏告天下、弹冠相庆的时候，刘福通所部的红巾军已经跳出外线，向山东、河北及关中发展，并由此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新高潮。

在东系红巾军分路突围、向外线发展的过程中，西路军奉命直趋关中。西路军的首领，除了白不信、大刀敖之外，还有一人就是李喜喜。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的西路军，曾经一度攻陷兴元，遂入凤翔，进逼长安，使得关中为之震动。元廷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阻击，并调集宣慰张良弼等陕、甘各部，进攻李喜喜驻守的巩昌。在各路元军的围攻下，西路军均遭败绩。败溃之后的李喜喜，带着一支余部退入四川，后改称青巾军，史籍上又称青军。

在元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的时代里，敌对的武装势力彼此间凭借服色来加以区别。由于首先倡义的农民起义军，身着红袄、头戴红巾，因此被称之为红巾军。与之敌对的元朝官军和招募来的地主武装(即当时所谓的“义军”)，为了与红巾军相区别，往往是身着“青衣”，或者“黄衣”，因而被称为“青军”、“黄军”。在两军交战的战场上，红巾军有时也变换服色，采取由“红”转“青”的手法来迷惑对方。例如，至正十九年(1359年)，由破头潘、关先生率领的北路军，从河南攻陷辽阳。元朝广陵路总管郭嘉率众巡逻，在距城十五里的地方，遇到一支五百余人的“青号队”，假称是“官军”，郭嘉怀疑其中有诈。一瞬间果然“脱青衣变红”，发起突袭，其势‘日炽”，郭嘉力战身亡。由此可见，在元末特殊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身为红巾军的武装势力，出于某种需要，往往也会采取“脱红衣变青”或者“脱青衣变红”的权宜之计。至于李喜喜在败退入川后，出于什么目的改变服色，变红巾军为青巾军，史无明载，需要根据其进入四川的表现来加以判断。

入川的经过

有关青巾军入川后的行踪和表现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惑史家的难题。首先是李喜喜退入四川的时间问题。

据《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八年)四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合兵会张良弼、宣慰张良弼、郎中郭泽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儿、平章政事定住、总帅汪长生奴，各以所部讨李喜喜于巩昌，李喜喜败入蜀”。过去学界一般都据此认为，李喜喜入蜀的时间，当在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之后。

但是，近来笔者在翻检相关资料时发现，大量史料证明，早在此前，四川各地尤其是川西一带地方，已见李喜喜活动的踪迹。

据《平夏录》和《明氏事迹》记载:

丁酉岁九月，青巾贼入成都，有韩氏女年十七，举家从军。

按丁酉岁，为至正十七年(1357年)。既然是年九月李喜喜所部青巾军已经攻入成都，则其入川时间必在此之前。

另据天启《成都府志》所载史料证实，青巾军确曾在丁酉岁攻陷过成都:

费氏，灌县人。至正丁酉青军入蜀，肆行剽掠。费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报，今不幸而罹此贼害，不如死，遂缢焉。

元人刘堪在中，用五言诗记述了发生在这年“逆贼”入永康的经过:

永康费氏女，年少十八九。

择对无可人，贞烈佩琼久。

礼法以防身，丝麻常在手。

至元七十载，年岁次丁酉。

逆贼从东来，旌旗摇北斗。

三巴数十城，皆降不敢后。

唐姬与姜氏，不为贼偶。

费氏涕泣淋，劝勤告父母。

人生弃礼义，猪狗亦何有。

我身不婚贼，我死骨不朽。

夜深盛容饰，自缢后园柳……

按永康军(旧为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为宋代建置，即天启《成都府志》所载费氏的故乡——灌县。由于该县位于成都西面，青巾军先攻陷成都，再入灌县，所以从东而来的“逆贼”必定是指青巾军。所谓“旌旗摇北斗”，可能是该部军旗上的标记，其上绘有北斗星的图案。所谓“至元七十载”，系指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以来，迄至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岁(1357年)为止，其间经历了63年，说“七十载”，乃约略之语。所谓“三巴”，源出于汉朝巴西、巴、巴东三郡，相当于今嘉陵江和纂江流域以东大部分地区，这里用来概指全川。但依青巾军活动地域推断，“三巴数十城”主要是指被川西地区的州县。

其次是关于青巾军“虐蜀”的具体表现问题。

前引元明时代明玉珍、刘桢、刘泽民、方孝儒等人的话，都提到青巾军入川后的残暴行为，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翻检四川地方志，不时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记述:

一种情形是，反映在有关地方官员或战死或遭擒获致死的记录上。例如:

岳时中，成都人，为汉州太守。李喜入寇，率兵杀贼甚多，众寡不敌，死之。

王继志，四川省郎中。以政最闻，迁本道廉访司副使。时李喜喜陷四川，继志帅兵与战，力屈被执，不食而死，众咸怜之。

时元行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一作青巾)贼所执，城中窘迫。

以上史料表明，在李喜喜退入四川之后，沿途许多州县因为承平日久，毫无准备，都被攻陷了。这与元末红巾大起义爆发之初，江淮地区的“州郡皆无备。长吏闻贼来，辄弃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的情形是完全相似的。

第二种情形，反映在一些州县遭破陷后，青巾军给失去军队保护的平民，尤其是妇女所带来的悲惨遭遇。上文引述灌县费氏、唐姬与姜氏，皆是在青巾军入境前自尽的。而下面这个例子，则是一个妇女在被擒后，不甘受辱而自刎的:

鄢氏，合江人。青巾贼至，被擒，夺刀自刎。事见旌表，祀节义祠。

如此多的妇女之所以在青巾军入川时自寻短见，可能与这支军队纪律败坏，名声很糟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女扮男装的动人故事发生了。

明人刘惟德记载了一个名叫韩娥的女子，女扮男装，在成都被“寇”所俘虏，被迫从军十二年的动人故事:“娥姓韩，元四川盐运司副使韩新泽之孙，处士韩成之女”，幼失双亲，为叔父韩成所养。其时，“遭元季之乱”，“盗贼蜂起，劫夺货财，掳掠妇女，无所惮”。在这种背景之下，叔母杜氏考虑自己年老，韩娥年仅十二，“必遭寇手”，为了自保，教其女扮男装。于是，从那时起，韩娥“即易其服，总其角”，更名为韩关保。未几，“果为寇掳”，并强迫“负戈而往”，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后来经过七年转战，在成都遇到其叔父才将她赎归，始改女装，这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这则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巾军占领下的成都社会秩序与百姓的苦难生活。

第三种情形，反映的是青巾军在川西州县烧杀抢掠的情况。有地方文史资料披露，“青巾军”曾经一度攻入天全县，占领县治始阳镇一带的地方，并且“焚毁土司官署、庙宇，天全土司地盘损失过半，直至明初才复原所控地域”。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这支原本是农民起义队伍——红巾军的余部，在败溃入四川后，不仅更换了服色旗号，而且在行动上已完全背叛红巾军的革命理想，给四川各地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与明玉珍所部西系红巾军举兵入川，攻占重庆，沿途秋毫未犯，市民夹道欢迎，社会秩序安堵如故的情形，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如此，所以方孝儒才以“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来概括青巾军在川的作为;明玉珍才会说:我是来为蜀地剪除“青巾之乱”的;刘桢才会说:明玉珍来了，四川人民终于可以免受“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了。

与明玉珍斗争

从明玉珍讨伐陈友谅的檄文可知，明玉珍与青巾军有很深的矛盾，他不仅指责其杀掠祸民，而且还宣布他占领四川，是得自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众所周知，明玉珍传檄四方，声称要出峡讨伐陈友谅，这一事件发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之后。表明在这之前，明玉珍已经与青巾军展开过若干军事斗争，并从青巾军手中夺过了对蜀境的控制权。

那么，在至正二十年之前，明玉珍究竟与青巾军发生过哪些冲突?开展过哪些斗争?从对方手中夺取过哪些地盘?此前史籍均缺乏明确记载。如果不是1982年在重庆明玉珍陵墓中出土中了《玄宫之碑》，恐怕这段历史将难见天日。

由刘桢所撰写的《玄宫之碑》的碑文中，在叙述明玉珍的生平事迹时，提到了在至正二十年之前所开展的几次关键性战役:

明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击毫人李仲贤于普州，败还成都。

明年(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李仲贤、王虎、郭成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夏，擒李君诚于五面山，袭舒家寨，田成、傅德错愕败走。

要破译碑文中所提到的这些战役，需先弄清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是什么人。由于两段碑文中所记述的战役，均有“李仲贤”其人，可见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属于同一支队伍。至于李仲贤为何人的问题，目前有两说: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其部就是青巾军;另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元朝驻守在陕南的四川行省左承李思齐的弟弟，其部是元朝政府调遣入川的官军。毫无疑问，在这时能够对明玉珍据蜀行动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就是来自于李喜喜所部的青巾军和元朝官军。那么，在这两次战役中，明玉珍究竟是同哪支势力在交手呢?种种情势判断，只可能是青巾军。

首先，有史料证明，第二段碑文中的“王虎”就是属于青巾军的部将。据《大明一统志》载:

侯彦直，雅州人，仕为忠翊校尉副千户。至(元)[正]间。王虎寇州。彦直引兵力战于名山县二日，兵少力弱，为贼所擒。义不屈，骂不绝口，为贼所杀。

按:文中的“至元间”当为“至正间”之误。前文已经揭示，至正十七年，青巾军攻破成都之后，川西周边州县无不所向披靡。位于成都西面的雅州境内的天全县既遭残破，作为雅州门户的名山必然首当其冲。王虎作为此次寇州行动的首领，必定是青巾军的部将无疑。

另据《明史》记载，碑文中的“傅德”，是“傅友德”之误，其间漏了一个“友”字。《明史》曾记载，明代开国功臣、征蜀平夏先锋傅友德，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也曾经是李喜喜的手下部将: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

既然如此，那么，与王虎、傅友德一道的李仲贤、郭成等人，其所部决非元朝官军，只能是青巾军无疑。

其次，与明玉珍在普州交战的李仲贤，既注明为“毫人”，根据河南毫州是红巾军的发源地，投身起义的当地人，“多田野无赖子，目不知书者”; 而李喜喜又是从毫州参加红巾军，成为刘福通的部将的。由此推断，他极有可能就属于毫州“田野无赖子”中的一员。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这一见解是能够成立的。

最后，从用兵形势看，在当时战役发生地一带活动的，只可能是青巾军，不可能是元朝官军。当初，李喜喜从甘南巩昌(今甘肃漳县)败退入蜀，进而攻陷成都，其用兵路线必然是沿着历史上的陇蜀古道行进的。这条古道，在三国时代因邓艾度此而闻名，被称之为古阴平道。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被任豫《益州记》记作为左担道。在宋末元初，这条古道成了蒙古军入川的主要通道。推测其用兵路线必然是:从巩昌——宕昌(今甘肃岷县南)——阶州(甘肃武都西北)——文州(甘肃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南坝)，然后出绵州(今绵阳市)、汉州(今广汉市)与金牛道相连接。前文已经揭示，在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汉州、成都，均发现有李喜喜的攻掠行动;而在这条古道的起点——巩昌方向时，也不难发现李喜喜部的踪迹:

束良曾，佚其籍贯，官巩昌路总管。驻商州。闻李喜喜入蜀，慨然曰:“吾职守在此，岂可临难苟免!”遂率所部拒之。先登，陷阵而殁。

这就充分证明，当时青巾军是沿着这条道路进入四川的。

碑文还记述，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明玉珍军与青巾军首次正面交战于普州。其背景应该是:在川西一带到处骚扰的青巾军，试图向东拓展生存空间，这对于在重庆立足、以川东为活动据点的明玉珍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明玉珍必然出兵制止，当两军在成都与重庆之间的普州(今安岳县)相遇时，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发生了。在这次战役中，青巾军惨遭失利，“败还成都”。接着，明玉珍的军队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定会乘势追击，因此，必然还会与青巾军发生激战，可惜刘桢在碑文中均没有提到。但是，他对于二者之间的关键性战役经过，则是记述得十分清楚的。

碑文记述说，到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青巾军开始“奔平元”，于是“数十万兵一朝解散”。这段文字应该理解为，明玉珍所部的红巾军与李喜喜所部的青巾军，在这年春天又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决战，青巾军再次受到重创，致使这支号称拥有“数十万兵“的青巾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是:青巾军在明玉珍军的追击之下，接连遭遇失败，损失惨重，而又得不到四川百姓的支持，故无法在川西立足，他只好带着这支队伍从蜀境撤走。

青巾军攻入四川后，原本没有在蜀境作长期坚持的打算，到处流动，沿途杀掠，所以一当在军事上遭遇失败，必然通过其所能控制的通道迅速撤退。青巾军最后奔走的“平元”，必定是位于逃窜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有人解释为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有人推测是广元(今四川广元市)，我认为均不恰当。实际上，此处的“平元”，原意本当为“平武”，如果不是碑刻之误，就是刘桢玩弄的文字游戏。

按平武，西魏为龙州，隋朝改平武郡，宋仍改为龙州，治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此地位于古阴平道上，青巾军当初入蜀时曾经过此地。陇蜀通道既是李喜喜入川的生命线，此刻退守到该部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应该是情理之中的。古人有所谓“乱山深处指龙州”来加以形容，显然，该据点险要的山形地势，有利于青巾军余部在这里作最后的拒守。因此，在明玉珍的追击之下，青巾军采取边走边退的策略，沿着入川时所经过的这条通道撤离出蜀境，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也是最安全可行的。

果然，明玉珍的红巾军跟踪而至。碑文记述说，这年夏天，明玉珍的军队给了李喜喜余部以最后一击，先在五面山擒获其部将李君诚，接着又奇袭舒家寨，致使田成、傅友德部“错愕败走”。按此处的五面山，疑为三面山之误。按三面山，宋属石泉军，元属安州(今安县)，位于明代石泉县(今北川县境)北六十里。此山“三面内向，上有龙湫，径不及四寸，而水流不竭”，是易守难攻的。北川与与江油、平武互为邻县，同属龙州，按地理方位推之，三面山、舒家寨当在距龙州治地江油关(今平武县南坝)不远的地方。由于其地正处于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要道上，表明青巾军在遭到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正是沿着当年入蜀的路线向甘南撤退的，不意却在此处突然遭遇到明玉珍军队的奇袭，致使田成、傅友德部惊慌失措，狼狈败逃。此后，青巾军不是逃向省外，就是被明玉珍所收编。根据《明史·傅友德传》可知，遭败之后的青巾军兵士，能为其所用者则被明玉珍用之，傅友德不能为其所用，只好再转走武昌，东投到陈友谅部下去了。

而反观元朝四川行省左丞李思奇，在明玉珍与青巾军战事犹酣之际，他正屯兵于陕西凤翔。随后，他又与同金枢密院事郭择善矛盾尖锐，并将郭择善杀之。由于其时他正忙于应付由此引发的内部危机，自顾不暇，不仅没有可能，更没有实力将触角伸向蜀境，同明玉珍部交战。因此，《玄宫之碑》所载至正十八、十九年发生在四川境内与明玉珍之间的这一系列战役，显然与李思奇及其所部元朝官军无关。

综上所述，可见李喜喜败溃入蜀的时间，应该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以前，高岱《鸿猷录》将其事系在该年十月，大体与史相符，相差无几。《元史·顺帝纪》将其系在至正十八年(1357年)四月，显然有误。如果据此以为李喜喜曾经两度入蜀，则更是与史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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