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璋

上电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

韩国璋，男，1948年7月出生，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裁。在其任职期间，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折合人民币618万余元。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忏悔录

贪如火，不遏则烧身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韩国璋忏悔录

想不到临退休了，自己却成了罪犯。我非常痛心，我辜负了党组织对我的培养。我出生在一个城市平民家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一生是党给我的，从我懂事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党温暖的怀抱中成长。家里兄弟姐妹8个，只有父亲一个人做流动摊生意，家庭非常贫困。六年小学生活我没有穿过一件棉衣、一双棉鞋。没有背过一个新书包，开始用报纸当书包，后来用旧布当书包。三年自然灾害，我每天要到农村去挖野菜，用来充饥；我有生以来穿的第一件棉衣是我进中学以后评上三好学生学校奖励的。我配的第一副眼镜，是用助学金购买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让我上台发言，老师为我的发言稿整整修改了一个星期。从一个贫苦的家庭出来，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成就。而如今，我却给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我真是罪该万死。

我不怨天也不尤人，是我自己毁了自己，我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而且从金钱的占有欲走向了资本的占有欲，能够为我占有的，我就拼命地把它占为已有。

在上海我的收入应该说还不算低，刚开始年薪有20多万，到后来有40万左右。但我还不满足，我还想拿。我要趁自己在位时为自己留个后路，找个出路。我把自己的性命压在民营企业主张荣坤的身上。为了张荣坤的一句承诺——让我退下来到他那里去，给我200万年薪，我鞍前马后，到处奔忙。凡是张荣坤要我介绍事情，我就拼命给他推波助澜，穿针引线。张荣坤要帮助联系借贷社保基金、收购沪杭高速公路，我不遗余力。后来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了。

我一直在不断反思自己，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走上了犯罪道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到了人生的后期，尤其是2001年以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搞经济上，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特别是张荣坤到了上海来找我，他说想到上海发展，让我帮帮他，说我马上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可以到他的公司享受丰厚的待遇，幸福地安度晚年。一开始，我还有所警惕，因为不了解这个人。张荣坤第一次送给金条后，我就想要退还给他，但又怕他不高兴。2004年电气集团改制，张荣坤要求电气集团把资金借给他，这时我就觉察到这是个隐患，张荣坤是想要一步步套住我。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个钱要快点要回来，不要回来就要出事的。我也帮张荣坤出主意．到北京去申请融资，当时想让他把钱先还给电气集团，最后还是一点点被套进去了。开始我对张荣坤也怀疑过，一旦出了事，我肯定就是受贿。自己的思想也反复过，学习的时候也心惊肉跳过。张荣坤既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又是一个善于演戏的人，随着不断的交往，我后来不再对他怀疑，反而把他想得很好，就这样自己不知不觉、一步一步地陷了进去。在帮助张荣坤大发横财的同时，自己也不择手段地捞取好处。我的世界现取向已经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地步，我的价值观就是唯利是图，我的人生观就是考虑退休后有个后路。

二是自己的法制意识淡薄，缺乏控制力。我是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的，后来又读了本科、硕士，甚至有关美国博士的知识自己也在学，但在法律上．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有些时候搞不清楚。比如说，改制时用国有企业的钱借给私人做投资，实际上是用国有企业的鸡下私有企业的蛋，当时却看不到是犯罪。另外，权力高度集中．缺少有效的制约。首先是体制上有问题，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一手抓人权，一手抓财权，领导与集体决策往往以个人素质来决定，这样肯定要出问题的。我们有“三重一大”制度，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要经过董事会讨论，因为董事长、党委书记是一人，有时就可以不讨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三是自以为是，严重脱离群众。这些年，特别是到了领导岗位以后，在有些事情上我的确作出了成绩，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上下都说我有能力，左右都来抬轿子。周围常常是喝彩声声。我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有本事、有能耐，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已经再也感受不到组织的培养。久而久之，听不得也听不到群众的意见，离群众渐渐地远了。

我非常痛心，决心悔过自新，深刻剖析自己，以警示他人。我在大墙深处呼吁：“人不能贪、手不能长”，不是你的东西绝对不能去沾，一旦沾上想甩都甩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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