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遗诏，是顺治帝去世后，由朝廷公布的遗诏，历数他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应当说，这十四条“罪己诏”，有的是顺治帝自己的意思，有的部分是自己的意思，有的完全不是自己的意思——或是皇太后的意思，或是辅政大臣的意思。
全文内容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
丕基，十八年
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
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
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
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
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
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
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
十三衙门，委用
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
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
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
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
岐嶷颖慧，
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
内大臣索尼、
苏克萨哈、
遏必隆、
鳌拜为
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中立，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人物介绍
顺治皇帝是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顺治皇帝从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从一个对汉语较为陌生的儿童，经过勤奋学习，成长成为清朝第一个受到汉化影响较深的皇帝。顺治皇帝在位期间，清朝扫清了除台湾以外的汉族抵抗力量，可以说顺治皇帝虽然早年被
多尔衮控制，综合来说也算是一个有成之君。顺治年间，朝廷继续深入拉拢汉族士大夫的工作，皇帝自己也勤奋执政，企图让天下快速安定。临终时，又要给天下做个表率，并且设立辅政大臣，为帝国的未来做最后的谋划。全文言辞恳切，文笔谦逊，体现出一个皇帝在生命最后时刻“其言也善”的至真之情。
遗诏解析
这位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二十四岁去世，打理朝政、主持军国大事十年，政绩颇多。但民间于这位青年皇帝传说较多的却是他与
董鄂妃的爱情及其本人消极厌世闹着要出家的故事。
其实顺治在政治上是很有作为的。他亲政之初，国内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是危机四伏，而这位长期生活在关外的满洲皇帝连汉文的
奏章都看不太懂，更不要说学习历代汉家皇帝的治国经验了。但他以皇帝之尊，并未沉溺于享乐，而是极其刻苦地学习汉族文化，天不亮就起床读书，为了背诵一些名篇名著，彻夜不睡。在每日处理大量的军务政务的同时，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不断完善他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在军事上，面对全国蜂起的战乱，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重抚轻剿的策略，大胆放手地任用汉族降官，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在政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力求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他招抚流民，鼓励开荒，免除自明末以来对百姓的种种科派，连各地向皇上进贡土特产品也下令免除，救灾救荒，大力发展生产。
顺治在治理国家方面，清明之举不少，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条是他能诚心听取下情，容许臣下犯颜直谏，即使提的意见非常尖锐，他也不以为忤。相反，臣下不提意见，他反而不高兴。如此大度的气节，不仅远远超过他的先辈，对其后代也发生着深刻影响。清朝诸帝大多勤政而有作为，能听得不同意见，很少如前代皇帝，一语不合，便把提意见甚至提建议的大臣打个皮开肉绽，直到要了人家脑袋。这里顺治皇帝的表率不能不说对他的后人有着重要的影响。更难得的是，当时的
福临，只有十几岁，二十出头，以我们今天许多家庭的条件来看，还不过是个孩子，但那时的福临就能有这般见识，这般作为，实属难能可贵了。
前面所录的诏书，是顺治染上天花后，自知不起，召来他的亲信大臣礼部侍郎兼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学士
麻勒吉撰拟的遗诏，这份遗诏是
顺治帝临终前最后一次自责自切；也是他自我批评精神的最后体现。 遗诏除最后交待了帝位的继承人和
辅政大臣名单外，其余内容全部是顺治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罪累计达十四条之多，可说地地道道是一道“罪己诏”了：
第一条，顺治检讨说，自己并无高厚的德行，却继承了祖宗大业，但却没有治理好国家，没有致福于百姓，这是自己的一条罪过。
第二条，说自己先母亲去世，不能孝养母亲，是自己的罪过。
第三条，再强调父亲去世时，自己因尚年幼，未尽孝仪，本应在母亲去世时给予弥补，但今不能承欢母后，反给母亲带来痛苦，是自己的罪过。
第四条说，对宗室诸王
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
第五条说，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大臣，疏远了满洲官员，是自己的罪过。
第六条说，自己用人所持标准过高，没能很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自己的罪过。
第七条说，自己对不称职的官员未能及时撤换，是自己的罪过。
第八条说，自己在宫中花费过多，影响了官员的俸禄，是自己的罪过。
第九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条说，自己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一条，说自己过分信用太监，致使其营私舞弊，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二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三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四条，说自己知错而未能改错，以致过错越来越多，是自己的罪过。
实事求是地说，顺治检讨了自己这么多的“罪”，实在是有点过分。这十四条中，第一条可以说是近乎官样文章，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总结报告中常见的“由于自己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工作做得不好，距离上级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之类的套话。
第二条、第三条是比较动情的话，
福临的母后，即孝庄皇太后，在顺治登基，保住顺治的皇位，帮助他处理对各种复杂的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福临未能克尽孝道，深感愧对母亲，此情此感，确实是发自内心。
第四条、第五条所说的对满洲亲贵、满洲大臣未能倚重优遇的话有点言不随心。遏制满洲亲贵的势力，大胆任用
汉官，正是
顺治帝施政中成功的举措，也正是这种以汉治汉的方针策略，使
清军入关之初动荡的形势得以逐步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顺治在世时一直坚守这种用人方略，对满洲亲贵们的不满情绪一再加以压制。那么临终之时，为何一反平时之态又对此作起检讨呢?这里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福临虽然在治国施政上注意重用汉人，但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代表，满洲的那些王公大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家里人”，汉人再能干，也不过是用其所长，再亲也不是“自己人”，满人对汉人的猜忌之心，对顺治帝来说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满洲亲贵纵有种种不满，也是血浓于水，对他们过于严厉也有不妥之处。所以也许就应了那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结合顺治多愁善感的性格，临终之时一反常态，念及满洲亲情，就此做些检讨也是情理之中。
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所涉及之事，应该说顺治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作为一位青年人，顺治在处理军国大事，宫中事务上，每每有超凡之见、超常之举是很难得的，比起前明一些昏愦平庸的皇帝们，顺治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位皇帝了，尽管如此，顺治在遗诏之中仍在自责自艾，便有点儿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真正应该检讨一下的是第十条，顺治的
爱妃去世，顺治确实因伤心过度闹得够呛，朝野上下震动一时。说起来这位董鄂妃确实是位值得人心疼的好妃子，她美丽端庄，善良贤惠，不贪财，不争宠，对上孝敬皇太后，在宫中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与其他后妃和睦相处，太后、皇后及其他妃子生病，董妃可以几天几夜不离病榻，尽心服侍，以致自己由于超负荷的身体透支而多次病倒。董妃的自我牺牲，保障了后宫的安宁，为顺治全力以赴处理政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感情归感情，封建社会皇家的名份、制度是不可擅动的。
顺治为董妃治丧，确如他自己所检讨的“诸事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