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由来华传教士首先选择翻译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将其表达出来。1899年4月，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该文系英国哲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所著的《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的前四章，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

20世纪最初几年，中国的留日学生掀起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1900年12月6日，中国留日学生戢翼翚(元丞)、杨廷栋(翼之)、杨荫杭(补孙)、雷奋(继兴)等，在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1901年1月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文中刊登：“1862年，各国工人领袖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麦克司(马克思)总理全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流亡日本，作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著作。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马克思，说“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以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开始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成为中国最早专门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梁启超也因此成为在其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

发展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首先公开表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他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李大钊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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