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峒（1840-1907），龙门派二十代传戒律师。法名明峒，字云溪，号寿山子。山东济宁任丘人，少时家贫到店铺做学徒，15岁丧父，19岁到山东蒙山道观出家，其自言是厌恶浮沉出家，也有传言是因失金逃入道门中。1877年，移居北京白云观，同年推任白云观监院。1881年继任为白云观住持。他任住持期间，白云观声势达到了顶峰，影响力遍及全国，曾多次开坛传戒，弟子有三千多人。著有《云水集》。
“总道教师”
高仁峒性喜交游，为人以符篆咒语驱鬼招神，治病祛邪，占卜未来之事，皆异常灵验，故在京城颇有威望。1882年时，他开坛演戒百日，求戒者四百余人。特别是他与宫廷太监
刘诚印为同门师兄弟，交情深厚，传言通过刘的推荐，得到了
慈禧太后的赏识和眷顾，还与大太监
李莲英结成了异性兄弟。传说，高以进献长生不老术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因此慈禧能老而不衰，能驻颜且健步，因此被招进宫廷，取得资本。当时还有传言慈禧太后以高仁峒为其替身代为修道，并称之为老神仙，因高仁峒身材高大，须发浓密，慈禧太后戏称其为毛道士。因此高仁峒在晚清常出入宫廷，往往停留数日之久。1889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到白云观玉皇殿上香，封高仁峒为“总道教师”。他还仿效清初全真教龙门派第七代嗣师王常月收纳康熙皇帝承戒皈依的先例，特意起课卜卦，怂恿慈禧太后先后让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承戒皈依，以便大清脉气为神灵所佑。高仁峒通过大内太监，与慈禧等清廷高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导致白云观在朝野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此后北京王公、八旗显贵，但凡做法事道场，莫不争相延请白云观道士。曾有官员多次上书要求严查白云观有神仙惑人及夜间收容妇女等伤风败俗之事，但是由于慈禧对高仁峒格外偏爱，因此虽然朝廷多次下旨查办，实际上白云观依然如故。
与其他道士相比较，高仁峒更热衷于政治，深知通过政治扩大宗教的影响，游走于宗教与政治之间，可谓“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有人形象地把高称为“政治中的神仙”。高仁峒善于交游，虽幼时受教育程度较少，但入道观后，受到多方面熏陶，诗书画都有可取之处，其个人文集《云水集》在1885年刊印，其中即有其个人的修道心得，也有所做诗歌，时人曾夸其文字功夫上佳。正是由于其较高的文化涵养，常来往于达官显贵之间，诗文唱和，又有道教神仙之名，加之轻财乐善，刻意结交朝廷显贵，“名公巨卿，群相过访，车马冠盖，络绎于途，一时称盛事焉”。当时显贵如荣禄、奕劻、载振等人都与之有旧，高也常出入他们的府邸。他还多次举办“香会”等社会性的活动, 亲自组织白云观“祈福消灾会”, 在民间亦有很大影响。
政治交易所
由于高仁峒对慈禧太后有较大的影响力，兼之与清廷权要结好，当时权贵、宫中太监多寄名为白云观弟子。高利用其影响力，掌握了官员的升迁门路，使得白云观成为北京的一个政治交易所，卖爵鬻官，一时间声势异常显赫，门庭若市，甚至有官员为求升迁，把妻妾子女寄名为高之义女。坊间传闻高仁峒沉迷女色，在白云观三清阁修有很多密室，高在密室中与往来道观的达官贵人妻妾发生了不少风流韵事。《白云观道士之淫恶》一则野史，内云：“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为义女，得为所幸则大荣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亦拜峒元为假父，为言于慈禧，侍郎遂得广东学差，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此不过举其一端耳。举国若狂，毫无顾忌。观中房闼数十间，衾枕奁具悉精美，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民国时期，贾文岛在《白云观纪游》中提到白云观三清阁上有很多密室，晚清时期发生了诸多风流韵事，每到新正，“阁上满是北地胭脂，南朝金粉，髫影钗光，徘徊簪际”，达官贵人以及各王公的姬妾常有花样演出，而高仁峒就是此中的无冕王。在游至火德殿附近，作者发现一密室，提到：“听说此处便是仁峒道人的销魂窟，当年许多王公的姬妾，秘密进出，曾闹过几椿风流笑话，终因仁侗手腕灵活，没有发生惨剧，但街头巷尾，已都传为美谈。”在《北平旅行指南》中，作者介绍了高氏晚年耽于女色的确证：“高晚年酖于女色，狎一孀妇，藏春于宣内某巷。热中者，乃又趋奉于孀妇之门下，以冀代为吹嘘，高病危时，犹奄卧于春帐粉被中，及舁之观内，逾日气绝。”
各省督抚进京，对高仁峒也是礼敬有加，不敢得罪。还有人鼓吹高仁峒“入世可以希圣，即出世可以成仙者也”。高每次进京城，必定住在万福居，饭馆内有专门留给他的静室。时人欲结交高仁峒，则到万福居，他也常在该处与人宴会。万福居菜品中有鸡丁异常鲜美，为人所赞叹，相传就是高道士秘密传授的烹饪之术，时人称之为“高鸡丁”。高仁峒还在正阳门外秘密开设了太升堂酒家，名义上为其弟子山东某人所开，装饰清洁，设备一应俱全，其伙计也是特别选用亲信之人，为其在城内会见要员的密会场所。更有传闻，高晚年与一寡妇来往密切，更有甚言其病危时，还卧于其床上，有求之人常托其代为吹嘘。义和团事件后，年迈的慈禧太后寻求心灵归宿，高仁峒得以常入宫在慈禧身边伺候读经。因其接近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核心，被当时北京的大员所重视，均在白云观寻找机会接近，当时
那桐、
徐世昌、
荣庆等人常常以白云观清雅幽静为名举办宴会，以求交好高仁峒，
袁世凯也曾经派亲信到白云观接触高仁峒，打探慈禧对袁世凯的态度。
间谍活动所
高仁峒与清政府显贵的关系路人皆知，引起了外国
间谍的注意。清末俄国间谍
璞科第精通中文，能言善辩，熟悉中国社会，经常花大把银子来使“鬼推磨”，他打入白云观，结交高道士，租用了白云观后院的花园，长期住在观内，通过结识李莲英影响慈禧的对俄态度和政策，使得白云观成为了其进行间谍活动的场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璞科第等人利用白云观在京师的影响力，与在京的部分官员等人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在京师设立八处粥场，收买人心。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警醒，在报纸上揭发，要求政府警惕。其后日本间谍效仿俄国间谍，以小恩小惠接触白云观道士，用捐献名义赠以金钱联络高仁峒，通过其联系大太监李莲英及崔玉贵等人，进而获取清廷内部的动向。在社会交往方面，高仁峒乐意与社会各色人物交往，对内交往的不仅有内宫太监，还有中央、地方大员。在对外方面，既有俄国人璞科第，还有日本使馆秘书高尾等人。此外，作为一个“世外高人”，高仁峒还极乐意与士人交游，并常在白云观内设宴。
翁同龢日记曾记载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七(1892年3月5日)豫锡之在白云观请客，翁同龢应约的情形：“诣白云观豫锡之之约，荫轩未到，到者五客：荣仲华、李兰孙、谭文卿、祁子禾及余也。方丈高云溪，山东济宁人，治蔬菜尚佳，亦俗人耳。有姚道人者，能画，今往彰德。”豫锡之乃晚清名士豫师。荫轩是徐桐，其他四人分别为
荣禄、
李鸿藻、
谭钟麟、
祁世长，皆是清廷大员。正是如此，高仁峒不仅同意在观内设宴，他本人以及能画的“姚道士”出面陪同。虽然高仁峒“治蔬菜尚佳”，但终究难脱翁同龢“俗人”的评价。高仁峒“俗”在哪里？翁同龢没有明言。黄钊在《帝京杂咏》中也有表达过道士的俗气：“但饶寡欲与清心，要语还征道行深，一事真人难免俗，白云观主说烧金。”
高仁峒虽然并未受过近代教育，缺乏对时事的认识，日本间谍在记录中认为他对时局并无系统高明的见解，翁同龢也在日记中认为他是俗人一个。但他在时局中不断转换，随波逐流，得以保全并扩大白云观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中，高仁峒曾在端王府赞颂拳民神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高仁峒则宣讲“无论是那一教的人，都晓得合群爱众，再不能闹庚子那样的祸了。”清末为筹集经费开办学堂，地方大员瞄准了寺庙庙产，意图以
庙产兴学，浙江、广东等省纷纷将庙产改作学堂经费，袁世凯也有将白云观庙产拨做学堂经费之意。高仁峒迅速通过李莲英等人使清廷颁布上谕禁止提取庙产。京师上下称之为太监上谕予以讽刺。见事不可为后，1906年高仁峒主动向学部申请在白云观观内设立了初级小学堂，教育道友。由于得到政治眷顾，白云观影响力日增，在晚清
全真道的兴盛中，发挥了龙头作用，成了培养人才、阐教扬道的中心。宫廷太监刘诚印在拜入白云观后，引荐和传授众多太监进入道门，由于入道的太监众多因进而创立了全真道
霍山派，其后发展迅速。据传清末著名太监、宫廷总管
小德张，道名张绪英，为霍山派第五代弟子。太监陈泽川，道名陈修复，为霍山派第六代弟子，其弟子末代太监孙耀廷，道名孙善福，为霍山派第七代弟子。高仁峒在任期间，白云观成为全国最有影响与威望的道观，对上海、东北等地的道观都有支持。得益于权贵信任的影响，白云观吸引了京师附近大量的信众，其中既有权贵，也有普通百姓、士绅和商人。
白云观作为重要的宗教场所，是当时信徒的重要精神寄托，其兴盛与道众及信徒的捐赠密不可分。刘诚印与高仁峒都是张宗璿的弟子，关系亲厚，多次帮助高仁峒募集传戒经费，总数达万两之多。此外，刘诚印还捐钱三千多两购买上等良田十五顷交给白云观作为其观众营生之本，仅此项每年收租就有三百三十两。1890年白云观拓修后院，刘诚印又捐修园墙楼房钱一万五千多两。由于白云观的特殊地位，京师的其他道士也经常捐赠白云观，而京师周边的信徒也贡献尤多，他们组成众多的香会，不仅捐钱修观，还捐赠田产，作为白云观的观产。如规模较大的
九皇会，不仅捐钱修葺斋堂，还为白云观购置良田一顷，用以收租，成为白云观的经常收入之一。不断的捐赠使得白云观观产日增，到清末民初白云观以观产富甲天下，仅土地就有588余亩。这使得高仁峒在白云观有资产可以弘道传法，不断扩修庙宇，成为京城显赫一时的道观及景点。1907年高仁峒去世后，清廷赠号寿山大真人，讣告中所列的皇家御赐之物就占四页之多，可见其宠幸之隆，当时王公贝侯及各国公使等人赠联称赞他“名满大千世界，功在第一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