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妮·魏特琳

美国女传教士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日），女，中文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毕业于伊利诺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在LeRoy（伊利诺伊州）中学开始教学生涯。1919年掌管南京金陵女子学院校务，抗战时期设立南京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1941年在美国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妮·魏特琳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家境并不富裕，6岁时由于母亲突然去世，她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勇敢的个性，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打工挣取上大学的学费，坚持半工半读完成了中学学业。190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及哥伦比亚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12年，她由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派遣至中国安徽合肥任教。

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7年魏特琳考取伊利诺州师范大学（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毕业后在伊利诺伊州（LeRoy）中学开始教学生涯。

1918年，来华六年的魏特琳第一次获得回国休假的机会，并打算在此期间与未婚夫正式走进婚姻殿堂。正在这人生的关键时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来自金女大的邀请书。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魏特琳经过几番思考，决定将婚期延后，接受金女大的聘请。不久，婚约宣告解除。此后，魏特琳在金女大服务了二十二年，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终生未嫁。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当时人们仍习惯称其为金女大），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兼教育学系主任，并两度代理校长职务。从此，她扎根于金陵，开始了与金女大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当时的金女大正在筹建新校园，魏特琳热心参与其中，大到选址建房，小到花草种植，皆亲力亲为。1923年，新校园落成使用，人们对这座“中国宫殿式”的现代校园赞不绝口。

迁入新校园后，魏特琳鼓励学生发扬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通过开展为贫困家庭募捐，设立家政学校、乐群社与诊疗所等形式服务社会大众。魏特琳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

在此期间，她与周边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对她都很敬重和爱戴，见面后都亲切地称呼她“华小姐”。

1928年北伐战争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浪潮，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校长及校董事会董事长都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大量外籍教员纷纷离开，时任金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辞职。金女大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期，魏特琳在回国的浪潮中坚定地选择了留下，并与吴贻芳校长默契搭档，并肩作战，成功确保了金女大的稳定运行与发展。

1929年初，一封希望她回家奉养父亲的家书打破了魏特琳的平静生活。一面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至亲；一面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金女大，何去？何从？魏特琳再次陷入矛盾之中。后经金女大委员会多方劝说，深明事理的父亲终于同意让魏特琳暂时留下。得到老先生的答复后，金女大委员会及吴贻芳校长都特别致函感谢。等到1931年魏特琳回国休假时，77岁的老父亲再一次殷切期望女儿能常伴身边，然而，魏特琳依然选择回到金女大。而这一别，竟成永别。

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见证灾难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临危受命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

11月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开”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划出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为管理和照顾安全区军民的需要。后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女士担起了阻止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艰巨任务。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危机重重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身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忠于职守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情深义重大义凛然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他们，给他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遭到栽赃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的西方人。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表示：“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事实上，日军几乎把所谓“金女大”当成一个妓院对待，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的某一高级军事顾问表明：“我们从1万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并且，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这完全属于权衡之举，当时的日军十分猖狂）丹尼森夫人（金女大实际负责人）十分愤怒，不听明妮·魏特琳的一切解释。

几天后，魏特琳递交了辞职报告。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上述内容在《南京安魂曲》中有载，并且刊于《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7期以及《读者》2012年第五期，十分真实。

选择永生

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

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

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明妮魏特琳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在密执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在当时的美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女人。但在中国，魏特琳的死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远远超过美国。

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在四川成都金女大分校吴贻芳校长的主持下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这个孤独的女人在临终的一刻，仍然记挂着遥远的中国。

她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并且刻着“金陵永生”这四个中文字。

此后，几乎每年金女大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来缅怀和纪念她。

在《拉贝日记》中，她的功绩，被记叙得很清楚。

日记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荣誉

1938年，为表彰魏特琳的感人义举，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大勋章。

国民政府在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并授给她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

1941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又一次颁布了嘉奖令，以褒扬魏特琳在中国的特殊功绩。

人物纪念

为了纪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园内建立魏特琳的塑像，这个提议最终在2001年得到批准，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前方，绿茵当中，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子面容安详，微笑注视着来往的人们。

出版图书

人物评价

张玉英老人说，她12岁那年，爸爸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华小姐收留，甚至还送她去上学。几十年了，张玉英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华小姐的下落。

丁荣声说，她和亲戚中的12位姑娘一起逃到金陵女大，是华小姐救了她们；赵政莲说，就是因为有了华小姐的保护，所以她才没有受到鬼子的伤害……

她们无疑都见证了魏特琳在南京立下的巨大功勋，人们对她的怀念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出版了《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美国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气》，这是第一部完整的关于明妮·魏特琳的英文传记。一部以魏特琳一生为内容的剧本《明妮眼中的世界》也正在由玛格里特·沃特斯特（Margaret Waterstreet）编写，并将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上演。

有关魏特琳的作品已越来越多，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的《魏特琳传》即将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对于推动魏特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该书富有新意，研究深入细致，无疑它将会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同时也将会引起学者的关注。该书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人物传记，它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一些有关传主生活的细节。该书不仅运用了魏特琳的日记和书信，而且还有许多从未出版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例如当地教会的文件、幸存者的访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档案资料。毫无疑问，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将大大有助于今后的学术研究。

85岁的熊秀芳老人后来回忆说：“我老记得嘛，她蛮漂亮的，个子高高的，没长头发，短头发这么长，总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

吴贻芳校长曾称赞魏特琳女士道：“精心擘画，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地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毕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

选择金女大，魏特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留在金女大，魏特琳又为此放弃了亲人。在以后的时间里，魏特琳一心扑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上。她真正把金女大当成了自己的家，把金女大的师生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新华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