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时代

年代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仍然可见。

经过

祸起美亚

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

1945年3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同日，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

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宣布因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

麦卡锡主义

1908年11月14日，约瑟夫·麦卡锡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1939年，麦卡锡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从此，麦卡锡开始了充满欺骗与谎言的政治生涯。有人这样评价麦卡锡：“无比的大胆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

1946年，从军队中退役的麦卡锡参加参议员的竞选。从未上过战场的麦卡锡向公众宣称自己曾经数次“光荣负伤”，从腿上取出“10磅弹片”，凭借如簧之舌，于这年的11月当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的前四年中，由于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声望一落千丈。人们常说，“在麦卡锡参议员的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糊涂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麦卡锡居然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辩护，引起舆论哗然。因此，在这一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卡锡被评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此时，他太需要有一根救命稻草来帮他保住在国会的位子了。

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市，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

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市，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但是，按照他这时的说法，名单上的人数为57人。

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麦卡锡特地打电话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电报后的杜鲁门恼羞成怒，愤而提笔回信道：“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在写完信后，杜鲁门并未将其发出，而是将其列入“归档”，他另外责成国务卿帮办普里福依打电话给麦卡锡，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

美国政治时期

喜形于色的麦卡锡没有理睬杜鲁门的询问，又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并将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这篇6万多字的演说中，他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农场养老。

从1953年起，麦卡锡将魔掌逐渐伸向外交领域。是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被贴上“可疑”标签的书籍包括关于雕塑、精神病、酒类、托幼和建筑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甚至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连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的活动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反对。在欧洲，人们更是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在美国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共和党已经是“一半属于麦卡锡，一半属于艾森豪威尔”了。

1953年7月，麦卡锡的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中“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教会立即将电话打到白宫，抗议马修斯的诽谤。艾森豪威尔立即回信，并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谴责马修斯“不负责任的攻击”，并迫使麦卡锡解除马修斯的职务。这一行动被视为麦卡锡在1953年的“惟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时，这也是艾森豪威尔准备向麦卡锡“摊牌”的标志。

在1954年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遭遇了他的“滑铁卢”。当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时，麦卡锡则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当麦卡锡竭尽胡搅蛮缠之能事，肆意攻击在场的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一名年轻助手时，一向和蔼的韦尔奇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质问麦卡锡道：“参议员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1954年12月1日，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谴责。1957年5月2日，麦卡锡饮酒过量引发肝炎和神经炎，一命呜呼。

主要影响

在“麦卡锡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寒冰的封冻之下。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反共”成了美国的惟一选择。麦卡锡在中国问题上的发难，导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几届美国政府一直采取非常僵硬的东亚政策，谁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

在美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中国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在美国工作的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喷气推进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9日，斯诺客死日内瓦。斯诺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时发现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国，因为他热爱中国；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国，安葬在故乡的哈得孙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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